实施"行政许可法"建设"五型"政府

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不单纯是一部法律的执行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改革现行行政管理体制,转变行政职能,规范行政行为,实现行政管理理念、机制、方式的转变。第一,转变行政管理理念。要摆正政府与社会的位置,牢固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将政府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还权于社会,努力促进“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最终形式;要摆正公权与私权的位置,牢固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明确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通过法定程序“托管”的,各级政府都必须构建成“服务政府”、“诚信政府”、“透明政府”;要摆正效率与公平的位置,牢固树立“公…     

贯彻行政许可法应树立的观念

行政许可法的条文不难理解，但切实实现其立法宗旨却非易事，因此，树立正确的观念十分重要。贯彻行政许可法应树立“有限政府”的观念；树立“裁判政府”观念；树立“透明政府”观念；树立“诚信政府”观念；树立“亲民政府”观念；树立“责任政府”观念。     

论行政处罚决定有限公开规则

《行政处罚法》第48条第1款吸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在法律层面设定了行政处罚决定有限公开规则，但却面临严峻的适用困境。行政处罚决定兼具政府信息、相对人负面信息和公共信用信息三重属性，其广泛公开规则已然覆盖各层级规范，且与及时公开、多渠道公开等规则相衔接。为释放有限公开规则的作用空间，有权机关应当明确否定并清理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广泛公开规则，厘清有限公开规则在政府信息公开、声誉制裁、信用监管等不同维度的核心要求。同时，客观呈现公开内容、限制公开载体与方式、适当予以暂缓公开等审慎公开规则亦应与有限公开规则相衔接。有限公开规则须以行政裁量和听取意见程序为支撑，无法以自动化方式展开，但建构行政裁量模型仍有益于解决其被架空的难题。“违法行为主体—违法行为客体—违法行为严重程度”三维裁量框架有助于增强公开标准的明确性，矫正实践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标准的普遍背离。     

我国经济成长的体制性障碍与对策

本文对温州模式进行了再解读，认为我国虽然建立了一系列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但从根本上说，还必须建立“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与实行市场经济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建立“有限政府”必须注意克服传统官僚体制与法治的卫突；将传统思维方式形成的模糊性法律规制过渡到强有力的法律治理；同时，必须堵塞从行政主导型向法律约束型转化过程的无序与漏洞，克服过分的行政管制追成的权力垄断对经济生活的渗透，并改变因企业产权的差异而造成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平等的立法观念。     

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创新与私权潜能

行政许可法是行政法领域的一部重要的“控权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和意义不仅在于规范政府治理社会的行政行为,建设有限、理性、负责的政府,更在于扩大市民社会自由、自主的空间。“听证程序”、“拍卖招标”方式发放特许以及“信赖保护”是行政许可法的三大制度创新,其中体现了私法精神,运用了私法方法,展示了私权潜能,同时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创举也不无缺憾并面临一些实践挑战。     

行政指导有效性要件分析

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或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不违背法律原则，依据有关政策，在其所管辖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人、企业和社会团体运用非强制手段，获得行政管理相对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或协助，以实现一定目的的行政行为。一方面，政府的行政指导不具备法律上的...     

论我国行政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措施

行政收费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特定组织依据职权向特定的行政相对人提供一定的公益性服务或授予国家资源和资源的使用权,为补偿其特别的行政支出,而向与特别支出存在特定关系的受益方（行政相对人）收取相应对价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服务型政府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是在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中,把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并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公正执法为标志,并承担着相应责任的政府,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政府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中国行政法的法典化：如何从可能变为现实

行政法的法典化旨在通过立法技术实现“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目标，它是一个涵盖部门法意义，体现多层次、具有不同程度法典化过程的概念。应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法不能法典化的传统观念认知，对行政法法典化抱持一种“有限的理性化努力”态度与行动，针对环境、教育等部门(或领域)行政法编纂部门(或领域)行政法典，针对一般行政法编纂“行政基本法典”。就“行政基本法典”而言，应将其定位为解决一般行政领域(或所有行政领域)共通性问题的“基本”性法典，融实体与程序为一体，将规范控制行政权与保障公民权益相统一，其文本的结构内容宜按总则编与分则编编排，总则编部分应主要规定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基本行政制度，在分则编部分应设计“行政主体编”而非“行政组织编”,在“行政活动编”下分设权力性活动、非权力性活动和行政程序(活动)三个次编，在“行政救济(或监督)编”部分以行政救济为主同时兼顾监督。就领域法典而言，应将其定位为某一行政部门(或领域)的法典，其体系化或统一化的范围应限于该领域的全国性法律，介于一般行政法与单行法之间的“中间”层级，对领域法典的编纂应突出其领域的行政特色，教育法典的编纂应以教育行政为主线，环境法典的编纂应以“环境治理”为主线。为尽快实现一般行政法和部门(或领域)行政法的法典化目标，建议采取“适度法典化”与“分别编纂、协同推进”的法典化路径。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地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     

行政法治视野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3月1日起施行。人们对这部与社会生活紧密关联的行政法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切是非利弊归根结底是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现状在该法中的投影。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行政法治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规定是立法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为“服务行政”在法律上找到了依据，为“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提供了法律支撑。     

行政许可法实施后对社会的影响及其再思考

行政许可是国家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也是行政管理方式和行政权利的重要体现。行政许可法的正式实施,必将为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阳光政府、效能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提供难得的契机。“有权必有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将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现行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痼疾。所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也存在些问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完善。     

对行政许可是“赋权”行为的质疑──关于享有与行使权利的一点法理思考

问题的提起什么是行政许可？阅读手头几本中外有关行政法学的书，其定义虽文字上各有千秋，但几乎都一致认定它是一种“赋权”的行政行为，诸如：“行政许可是行政主体应行政相对方的申请，通过颁发许可证、执照等形式，依法赋予行政相对方从事某种活动的法律资格或实施某种行为的法律权利的行政行为。”①行政处理决定（包括行政许可）分为“赋予权利或权能的决定”，或“剥夺权利与权能的决定”，或“设定义务的行政处理决定”三类。②“行政许可的特征是赋予相对人从事某种特定行为的自由和权利，是一种权利性行政处理决定。”③“许可是…     

行政改革与遏制腐败

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指出：“反腐败正在逐步从侧重遏制，走上标本兼治、加大治本力度的轨道，平稳、健康地向纵深发展。”“加大治本力度”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必须改革现行的行政体制、行政机制和行政管理。第一、要精简政府机构，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行政体制上解决问题公共行政管理是有成本的，这一成本与行政人员的数量、公共权力设置的数量成正比。当前，我们要在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拆“庙”送“神”的基础上，切实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大力精简行政审批项目。就目前而言，政府…     

从“责任政府”看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规定

依据现代通行的行政法理论．作为社会管理中枢的政府部门应当首先是一个“责任政府”，政府在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必然要对社会公众及一切行政相对人承担其自身应有的责任。我国学者蒋劲松认为，行政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行政机关内部决策权的配置：第二个要点是权责一致；第三个要点就是问责制。可见，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     

法言法语

授权组织执法与委托组织执法 授权组织执法,是指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授权非国家 行政机关的组织去执行与适用有关法律法规。其特点为被授 权组织虽享有规定的权利和承担行政法律责任的资格。授权 组织所行使的是特定的行政职权而非一般行政职权。所谓“特 定职权”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某项具体职权或某项具体事物, 其范围通常是有限的,例如《食品卫生法》授予铁路、交通 部门的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在本系统内有食品卫生监督执法 权。可以授权的组织有:①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如各种行业 协会;②企事业组织。例如有关卫生法律法规曾经将食品卫生     

依法行政的观念、制度与实践创新

当前,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面临着许多新的任务和要求,需要重点解决依法行政的观念更新、制度推进与实践创新等问题.在观念上应当从“管制行政”转向“服务行政”,切实树立起“有限”、“有效”与“有责”等新型法治理念,并确立行政法定、行政均衡和行政正当等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在制度建设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立法,并制定事关法治政府建设全局的重要法律,通过立法有效地规范政府行政权力,全面构建起依法行政的制度基础.在执法实践创新方面,重点推进对行政裁量权的规范,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进一步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畅通公民诉求渠道,有效化解社会矛盾.     

行政法司法中心主义之批判

“从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到“最好的政府，最大的服务”这是现代社会对行政期望。社会要得到最大的服务，政府必然会扩大对其行政权的介入。但是以传统的强制行政方式，已难以符合时代要求。这就需要对传统的行政法的司法中心理念进行反思和批判，创造新的行政解决方式。     

国内有限政府概念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政府再造高潮，其目标基本定位在构建一种新的更加具有健全的民主与效率的政府，以期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在学术界，由于国内学者的学术环境、分析和观察视角的不同，必然产生从不同角度来研究政府理论。在众多政府范式理论中，本文主要探讨“有限政府”这一政府范式，对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有限政府”概念的界定进行梳理和综述，并提出相关见解，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性地了解“有限政府”这一理论。     

嵌入式控制：对社团行政化现象的一种阐释——基于A机构的个案研究

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了原本高度刚性的总体性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权力被重新分解，社会领域已经获得有限的社会权力。大批社团的组建及运作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在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的创见，但在此过程中政府也仍然没能克服其在社团管理方面所长期存在的一种矛盾心态：就减少财政压力而言，政府希望社团能够在体制之外自主经营和运作；从政府职能的让渡和承接角度而言，它却又希望能够将社团严格控制在其许可的范围内，以确保政府部门利益需求的实现。因此，政府运用“嵌入式控制”的行动策略，以“关系嵌入”与“结构嵌入”为手段。将社团运作纳入政府体制内进行管理，并呈现出“控制的层级差异性”的基本特征。政府的嵌入式控制使得双方在行动逻辑上变得更为趋同，进而导致了社团行政化问题的呈现。     

非法经营罪调控范围的再思考——以《行政许可法》若干条款为基准

《行政许可法》的出台,为重新思考非法经营罪的调控范围提供了契机,具体可从行政许可法涉及的许可种类、确立的有限政府理念以及设定的许可依据等方面反思非法经营罪特别是兜底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内涵与外延。只有那些违反国家规定中的特定主管机关行政许可、并由承担填补空白构成要件的规范性文件限定有刑罚后果的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经营行为,方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