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人道主义干涉的条件与方式

尽管存在＂最低限度的一致＂,然而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实在国际法存在明显缺陷,需要在自然国际法的语境中来考虑这一问题,并借助自然国际法来解释、指导与转化有关的实在国际法制度。人道主义干涉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只有达到违反强行法的程度且在不与具有更高效力的其他强行法规则相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如果单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符合有关的条件（强行法）并且是基于情势的严重性、危急性和紧迫性而实施的话,则可以采取武力方式。     

“保护的责任”与现代国际法律秩序

《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将“保护的责任”的范围限定于“保护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的责任”,并明确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责任是国家保护的责任的补充。国际社会提供保护的前提是国家不能或怠于提供保护。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属于威胁人类安全的事项,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在联合国及其集体安全制度的框架范围内提供保护的责任。联合国框架下的“保护的责任”有利于防止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和保护人类的安全,但在相关国际实践中要防止以此为借口破坏不干涉内政原则与联合国现行的集体安全制度。     

国际强行法保护的人权

人权并不存在等级 ,所有的人权 ,包括公民权利 ,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对于维护人的尊严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国际人权法上有一些人权属于“受国际强行法保护的人权”。但是 ,这些人权也不是更重要和更高级的人权 ,它们是维护人的尊严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人权”。     

国际人道主义干涉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从理论与实践出发的对立统一关系

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和国家主权的关系是国际法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国际人道主义的实质是人权的国际保护,而国家主权的特征则是对内的最高权威和对外的独立自主.虽然人道主义干涉对国家主权会有一定的损害,但因为国家主权的相对性,人道主义干涉又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法性.本文指出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可以发现两者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在实践中我们既要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又要保证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建立人道主义干涉规范化制度,使人道主义干涉成为解决国际问题的有效手段.     

“保护的责任”：国际法院相关司法实践研究

“保护的责任”自提出以来,迄今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可操作性层面,国际法院通过对《灭种罪公约》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提出了“作为一种义务存在的干涉”这样一种新观念,强调了所有公约当事国所应承担的“预防责任”,间接地回应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也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回应了“保护的责任”,特别是其中的“预防责任”。通过这种回应,就使国家基于“保护的责任”而采取的某些干涉行动具有合法性。这种回应,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行为模式。面对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有必要调整自身外交策略。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学批判

“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主权与人权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国际法上形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但是 ,《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 ,“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西方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存在着二种对立的观点。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观点 ,成了西方国家侵犯别国主权、武装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和工具。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但也存在着模糊的观点 ,混淆了与联合国体制下人道主义救援的本质区别。“人道主义干涉” ,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而且是违背国际法的 ,其实质是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执行行动 ,是对于威胁和平、破坏和平以及侵略行为的应付办法 ,安理会对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的军事行动 ,其真正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 ,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法律分析——“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分析

迈入一个新的时代,权利滥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的关注。在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典型现象。首先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予以界定,历史上有大量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实践。人道主义干涉违背了国际法上的三个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威胁或使用威力原则。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公然侵犯被干涉国的主权,武装干涉被干涉国的内政,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行为,它们貌似尊重人权,其本质就是要借人权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的内政,以达到它们的目的。我们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国际社会权利滥用的典型现象。     

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履行“保护的责任”的规范依据及其适用

“保护的责任”要求主权国家保护其人民免遭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以及在其他各种情形下承担人权保护责任,当一国不能或不愿履行这一责任时,国际社会将有责任介入并采取相应的保护行动。在国内武装冲突中,容易发生对平民的生命财产以及民用设施的侵害,但是,主权国家应当怎样实施军事行动等行为才能符合人权保护责任的要求,对此,“保护的责任”本身并没有提供明确具体的标准和依据。为防止评估确认上的主观随意性,避免“保护的责任”被滥用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国际社会应当以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为基本依据,并主要通过对人道法规范在具体情势下的解释适用,来评估确认政府军事行动是否符合人权保护责任上的特定要求,以及是否构成不能或不愿履行“保护的责任”的严重情形,从而确定国际社会是否应当介入以及应采取的适当措施与方式。     

干涉与“国际干预”国际法的变与不变

冷战后，“干涉”、“人道主义干涉”，常被“国际干预”取代。主张“国际干预”的理由或前提或条件，是被干涉地区或国家的人权状况，即在那里出现了严重的人权灾难。为使“干预”顺利进行，须得限制乃至否定被“干预”国家的主权。出现了“人权高于主权”，各……     

从使用武力法看保护的责任理论

保护的责任是21世纪初国际上出现的新理论。将该理论中的军事干涉因素与《联合国宪章》关于使用武力的规定进行比较,观察近10年来国际社会的有关实践,可以认为该理论并未在国际法上改变现行的使用武力法规则,国际社会对该理论中军事干涉问题并未形成共识。现阶段对以军事手段实施保护责任应持谨慎态度。     

评析保护责任

“保护责任”这一新术语,用以说明一个国家的主权不仅是对其人民的一种“权力”,更是一种保护其本国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这是对传统的“主权”概念的发展。“保护责任”的出现与国际人权法发展和“人道干涉”引起的争论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因为“保护责任”是一个新事物,而“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又是国际法的基石,因此关于“保护责任”的规则还在发展当中。     

人道主义干涉:道德与政治“合法婚姻”的产儿?——以北约空袭利比亚为例的分析

人道主义干涉是一个关于道德、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复杂过程。其中,政治是主因,道德是次因,法律是约束性力量。从该一主一次之原因——政治与道德——的复杂关系中,可以区分出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各种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虽然不是主变量,但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可以发挥限制、禁止、阻却人道主义干涉的作用。     

国际保护责任机制的建构与实施——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证分析

国际保护责任机制是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国际法规范。现行国际保护责任机制的建构与实施明显存在很多争议和不明确性。国际社会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实践表明西方国家主导着现行国际保护责任机制的创制和发展。然而,以西方人权价值观为主导的国际保护责任机制难以切实保护人民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国际保护责任机制应能从根本上防范人道主义灾难的产生、解决现实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就需要建构一种可以有效应对复杂情势的回应型保护责任机制。根据目前国际社会的结构与现状,回应型保护责任机制应以资助发展为主导,以合作、协商等政治方法为主要手段,从而帮助主权国家培养、提升保护其国内人民的责任能力。     

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与国际干涉

国际干涉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是当今国际法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世界新形势下 ,传统的国家主权面临一系列新挑战 ,但日益增多的国际干涉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国际干涉与国家主权既有矛盾的一面 ,又有一致的一面。我们既要维护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 ,又不能一味地排斥所有的国际干涉 ,重要的是国际干涉行动必须遵循一些重要的国际法准则。     

国际法视野下的单边人道主义干涉

只有在联合国的批准或授权下,或经被干涉国的邀请,国际社会才能对发生于一国的人道主义灾难实施人道主义干涉。而西方大国越来越倾向于擅自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武力介入他国。这种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多是某些国家实现一己私利的工具,从未成为国际习惯,也违反《联合国宪章》,因此是违反国际法的。而联合国现行的体制无法有效发挥在制止人道主义灾难方面应有的作用,使大国有了擅行干涉的口实。为此,应完善联合国的人道主义干涉体制。     

论人道主义干预的军事干预标准——质疑功利主义标准之“合理的成功机会”

一界定一个概念:“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有学者将之翻译成“人道主义干涉“,也有学者译为“人道主义干预“。笔者认为,在中文语境下,将“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译成“人道主义干预“比较科学一些,更能符合并体现国际法的精神。     

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

人道主义干涉从产生之日起一直是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至今国际法还未对此作出规定。冷战结束后,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干涉便屡有发生。特别是1999年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轰炸南联盟之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一直是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本文试从现有的国际法并且结合冷战后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实践中探讨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     

＂一厘米主权＂下的司法道德底线

法律不是道德，但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提出“法律要有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命题的英国法学家哈特认为，某些行为规则是“最低限度的自然法”，这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守住底线”异曲同工。想到哈特的这个命题，是因为这天所见的两条“放哨”的新闻：     

人道主义干涉的国际法问题

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上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直以来,国际社会上不仅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概念和原则上有各种不同的争论,而且对于运用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后果,也产生过种种混乱和麻烦。本文试通过对人道主义干涉理论的分析,更好地揭示人道主义干涉的本质及其与国际法原则的冲突,并探究如何运用国际法对其进行规制。     

义务教育:强制的“自由”

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受最低限度教育权是每一个儿童生存、理性成熟以及成年后独立自主进入社会的前提。父母是第一义务主体,只有当社会发展到相当复杂的程度,父母无力承担教育责任时,国家才建立免费、普及、强制的义务教育制度以保障儿童的受最低限度教育权。义务教育的完全实现需要依赖于"学习自由"的保障,即除了必要的限制之外,对于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哪里学,等等,父母就具有自由选择权,可以排除他人或国家的任意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