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警察行政权的法律监督

警察行政权是国家进行管理的重要权力。由于警察行政权在实施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应当正确认识对警察行政权的法律监督,真正发挥法律监督的功能,防范、控制和纠正警察权力的扩张、滥用和腐败,做到既能够从立法上制约警察行政权,也能够在执法中监督警察行政权。     

集体滥用行政权之防范

集体滥用行政权是行政机关以集体之名义作出的表面上合法、实质上严重违法的以权谋私行为,具有欺骗性和巨大的破坏力。行政主体之本位性、行政权力之专制性、对行政权力的法律监督之滞后性,是集体滥用行政权存在的主要诱因。防范集体滥用行政权,有必要科学配置行政权、健全行政公开,并完善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     

对行政权监督与制约依据的再思考

权力的品格缺陷与目的性悖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行政权极易"膨胀"的个性化特征,决定了必须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我国行政权的设定和运行的特殊性,决定了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与制约是依法行政的核心、重点、难点甚至是终点。只有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避免行政权的滥用。     

论“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

规制行政是特定法律授权设立专门的规制机关,针对特定领域中具有强社会公共性的私人行为的规制活动。规制行政法是有关规制行政的法,系行政法的新类型。法范式意指法学者共同体从事法学研究所共同遵循的理论和方法,主要体现在由社会问题和主流社会观念所决定的法的价值目标、规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三个方面。规制行政法的范式革命主要体现在:价值目标是从私益保护到公益保护;规范内容是从防止行政权滥用到激励和约束行政权合理运用;实现方式是从以事后对抗式的司法救济为主到以事前协商合作式的预防治理为主。     

行政垄断规制悖论解析——兼谈行政权与经济调节权分际

行政垄断被归结为“行政权的滥用”,这给反垄断法规制带来理论上的困难:作为经济法的反垄断法何以能够监控行政权的行使?本文认为:行政垄断在本质上属于滥用经济调节权的结果,是政府调控、规制经济的副产品;反垄断法可以“揭开行政权的面纱”,对行政垄断进行复合调整;在建构竞争秩序的过程中为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或者公权力作用的相互抵消,应该协调行政法、经济法在法学理论与制度上的冲突,对行政权、经济调节权作出一体化规制。     

论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控制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行使是依法行政的难点问题。在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运用范围较为广泛,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它常常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防范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基本思想应是:以行政行为为核心,以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相结合为手段,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以求有助于加强行政执法环境的整体建设,最终实现法治国家这一既定的战略目标。     

论行政权的异化与治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行政权在实际行使过程中不断被滥用而产生异化现象。行政权异化威胁着民众权利与其它权力的行使，是对法治理念的背离，应予高度重视。本文在界定行政权、深入分析行政权异化及其成因的基础上，探讨以“非零和博弈”理论为指导来建构有效的行政权运行机制、治理行政权，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     

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探析

在破产法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发生关系的范围主要包括金融机构破产、上市公司破产和公用企业等特定主体的破产案件。司法权和行政权关系的特点表现为,某些行政权前置于司法权、某些行政权配合司法权行使、某些行政权参与司法权行使。金融机构提出破产申请前是否需要经过监管部门行政批准,要区分不同情况做出立法安排。上市公司提出破产申请则不必进行事前的审批。在破产启动后,司法权和根本性行政权在交互涉及领域的关系的处理上,应当以司法权统一裁判为原则。     

论平台垄断的合规治理

反垄断事前监管、事后执法等外部管控式治理模式无法有力回应“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平台垄断治理时代命题，亟需引入新的治理模式。与反垄断事前监管关注市场结构、事后执法关注平台行为不同，合规治理关注平台本体、重视平台的主体地位与能动性。秉持主体本位的反垄断观，合规治理主张从外部管控转向内部自治，从惩罚威慑转向激励引导，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在三重治理逻辑的指引下，合规治理规则的本土建构可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引导平台建立以垄断风险识别、评估、提示以及控制为中心的合规内控机制，事前防范垄断风险；二是在合规治理体系中嵌入双向合规治理激励机制，增强平台落实合规治理的动力。合规治理也具有局限性，合规治理本质上属于平台自我监管，为避免合规治理异化，应强化对平台垄断合规治理的外部监督。     

法律能规制紧急状态吗？——美国行政权扩张与自由主义法学的病理

行政权在处理紧急议题时的比较优势和宪法上的法律路径使得行政权急遽扩张,但只有在二战后行政权才被自由主义法学视为宪法的威胁者。自由主义法学认为二战后的紧急状态被不断地伪造和利用,行政特权被滥用,这导致了非理性政治的泛滥。自由主义法学据此期望以宪法和法律规制紧急状态从而实现理性政治。但政治不仅仅是理性的活动,自由主义法学理论不足以解释政治的逻辑。     

强化我国行政执法公正的问题浅析

行政执法公正是人们对执法追求的基本理念。目前,我国行政执法存在诸多不公的现象。究其成因:一是法律意识淡薄;二是自由裁量权滥用;三是权责不清;四是监督不力。为了实现行政执法公正,必须从以下方面努力:一是强化从严执法的法治观念;二是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三是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四是强化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构建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的思考

一部法律的执行体制是否健全、合理,是否能发挥其相应的作用,是判定该部法律能否成为真正有效的法律的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对行政执法体制及相关内容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为了构建科学合理的反垄断行政执法体制,应该考虑一些重要因素和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着重处理好各执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执法机关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同时还要进行合理的权力配置.     

行政裁量的软法规制

行政裁量是行政机关进行行政立法、行政决策和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最经常运用的方式,它贯穿于几乎所有行政行为的运作过程。行政裁量是防止行政执法人员机械执法,实现个案实质公正的必不可少的法律保障,但是,行政裁量如果被滥用,它又可能成为行政执法人员谋私和侵犯行政相对人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最便利的手段和工具。应充分运用软法指导裁量、促进裁量和制约裁量,通过软法机制规制和保障行政裁量权的正当行使,以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行政裁量权,尽可能保证行政裁量权为善而避免其为恶。     

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制度解析——评《行政强制法》第43条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规定关涉的行政强制执行时间限制与拒绝给付禁止之规定透射出这样的利益博弈:公民权的保障与行政权的限缩、个人利益的凸显与公共利益的隐退。由此足以解读立法者设置该条的旨意。该种立法内容设计存在正当性瑕疵:从宏观上来看,存在与该法同一章节预置规则相冲突之嫌;从微观来看,内容设计之科学性不足。基于此,行政强制执行时间与手段限制的革新应以"抑公扬私"的立法理念为导向探求行政强制执行时间的限度;从法律依据、适用条件、程序设置等方面规制拒绝给付制度。     

行政管理视域下行政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对策——以济南市为例

济南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成效.通过整合执法队伍,进一步提高执法水平,使执法交叉、执法扰民、重复处罚、多头处罚等现象大幅度减少.但由于体制机制尚待理顺,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国内可资借鉴的成熟经验还不多,使济南市行政执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必须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和执行能力;加强立法工作,健全法规、规章,合理界定综合执法范围;科学配置综合执法职权,重新定位行政执法目标,完善行政执法协调机制.     

试论立法中省级政府法定职权的设置——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引发的思考

在行政立法当中,合理设置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法定职权,是提高立法质量的起码要求。当前立法中省级政府法定职权的设置存在如下问题:具体行政执法职权设置过多;职权界定不清;缺乏可操作性。立法工作应采取如下措施:避免在立法中赋予省级政府具体行政执法职权;对给省级政府设定的行政处罚权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对确有必要给省级政府设置具体行政执法职权的,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确保可操作性。     

浅议具体行政执法行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和改进措施

宁波市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行为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事实认定不清、超越职权、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错误、滥用职权等问题 ,其产生原因较为复杂。为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 ,建设法治政府 ,应当做好以下工作 :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政府管理方式改革 ;强化政务公开 ,推进民主决策 ,完善监督制度 ;提高公务员的思想认识和业务水平 ,增强依法行政能力。     

论行政执法

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 ,是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所决定的。“行政执法”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 ,受法律规范制约。行政执法改革不仅涉及执法方式、方法 ,而且涉及执法体制、范围、目标及执法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 ,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中国土地执法摇摆现象及其解释

中国土地执法实践呈现“摇摆现象”,即有时执法有效,有时执法失灵。执法摇摆现象的发生,并非完全因为法律不完备或者土地执法部门能力有限,还在于中国集中体制下的“嵌入式执法”。在中国国家体系中,土地执法部门被嵌入在集中体制及其建构的中心工作中。在中心工作完成过程中,土地执法部门真正完成的并非其职能目标,而是集中体制目标。不同中心工作的建构,导致土地执法效果可能有效也可能失灵,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执法效果。集中体制本身的分化,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目标重点的不同,也使得土地执法效果更不可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