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侵权救济模式的域外经验与启示--以美国石棉诉讼赔偿案为例

风险社会中，大规模侵权事故频发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有效应对大规模侵权的挑战是国内外侵权法理论与司法实践所共同面对的难题。美国石棉致害以及石棉侵权诉讼，凸显出了大规模侵权的特殊性。传统侵权法在应对大规模侵权遇到一些困境，而在各国引入赔偿基金模式，对我国大规模侵权救济制度的完善将提供非常有益的启示。     

风险社会下的大规模侵权与责任保险的适用

人类自身活动已成为现代社会风险的根本性来源,大规模侵权是风险社会的极端表现,传统侵权责任法的单一赔偿机制已不足以救助大规模侵权中的众多受害者,将责任保险运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中,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构建应在模式选择、责任保险范围、责任限额、保险费率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上进行合理设计。     

风险社会与侵权损害救济途径多元化

现代风险社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传统侵权法律制度在面对不断涌现的新型侵权行为以及灾难性、大规模的人身损害事故时存在局限性。对此,我国《侵权责任法》在功能定位、保障范围、加害事由、归责原则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对风险社会的现实状况和生活形态作出了回应,尤其强化了侵权法的救济功能。侵权法的这种制度变化改变了我国责任风险的原有形态;同时,在侵权法律体系内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对受害人的赔偿和救济问题,由此给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以侵权法、责任保险和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多元救济体系中,各项制度之间应注意协调,避免赔偿不足或赔偿过度。     

论责任保险在高校大规模侵权中的适用

近年来,我国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也逐渐增多,高校的各种风险事件不断发生。传统侵权责任法的单一赔偿机制不足以救助高校频发的大规模侵权受害者,而将责任保险机制运用于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救济,有助于校园秩序的稳定与维护,有助于和谐校园的构建。高校的大规模侵权责任保险的构建应在模式选择、责任保险范围、责任限额、保险费率以及风险防范等问题上进行合理设计。     

我国大规模侵权领域困境之考察——基于制度功能视角的分析

大规模侵权并非传统大陆法系的固有概念,而是从美国普通法侵权领域进行制度移植的结果。在我国,大规模侵权被引入以推动食品、环境等领域重大事故的规制从行政主导向司法救济模式转换,制度移植的逻辑前提则是大规模侵权能够构成一种新的特殊侵权责任类型。但实际上,大规模侵权无法构成我国侵权法领域新的特殊侵权责任类型。比较法视角的分析表明,对于制度功能的错位理解是造成大规模侵权在我国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为推动大规模损害事故的法制化解决,应考虑"淡化"大规模侵权概念,并基于事故所具有的民事纠纷性质强调适用侵权法的必要性。     

民法典编纂视域下的大规模侵权定位

风险社会中泛滥的大规模侵权事件严重侵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民事权益,而沿用传统侵权类型的救济模式却抑或由于过错要件、因果关系要件的难以证明,抑或囿于致害者的责任财产不足,难以给予被侵权者妥帖而有效的保护。为了缓解大规模侵权类型在侵权责任体系中的规制缺位导致的救济困境,并于民法典中充分彰显人格权保护的理念,有必要在民法典编纂的进程中将大规模侵权纳入侵权责任体系,进行有别于传统侵权类型的规则设计。     

大规模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大规模侵权案件的频繁发生,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提出了挑战.大规模侵权不仅造成了众多受害人人身、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危害了社会的整体利益.现有的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在惩罚、预防侵权行为和填补社会整体利益损害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可以弥补补偿性赔偿的不足.在大规模侵权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体现了民法本位的基本理论和侵权责任法的立法目标,加强了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在建立一般的比例原则基础上,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且应该坚持国家与受害人按比例分享惩罚性赔偿的原则.     

论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人身侵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位

因食品安全事故导致的大规模人身侵权案件时有发生,且侵权企业有时会因面临巨额索赔而破产。由于侵权债权被列为普通破产债权在破产清偿顺位的末位受偿,这就导致大量的受害者无法得到充分赔偿,造成社会矛盾激化,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法律的正确实施,因此有必要重塑破产程序中大规模人身侵权债权的清偿制度。鉴于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人身侵权债权的内在属性和救济需求,笔者认为,可以使其优先于一般优先权和普通破产债权受偿,并采用固定比例优先规则处理其与物权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     

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基本原理与制度构建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大规模侵权造成的众多受害人的救济需求及对社会稳定形成的压力,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救济模式及社会管理思路的创新。赔偿基金是实践证明的行之有效的应对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技术性方案,建议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条例》,明确规定赔偿基金的设立机制、运行规范、赔偿标准及与民事诉讼等救济途径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实现赔偿基金的制度化、规范化。被侵权人选择赔偿基金的救济方式,应当签订和解协议,放弃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风险社会大规模损害责任法的范式重构——从侵权赔偿到成本分担

风险社会是人类利用科技从事创造活动而产生的人为风险成为影响人类生活乃至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的社会,如何缓解与分配风险损害成为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风险社会的大规模损害以事故型和累积型大规模公害为主导。侵权法解决的损害问题是私人对私人利益的侵害,其主要功能在于补偿受害者,其制度运行有赖于损害的确定性、有限性、可计量性、可预期和可控制性、私人性。风险损害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无限性、不可计量性、不可预期性、不可控制性和社会公共性颠覆了这些条件,对风险损害主要以规制法予以事前防范。规制法防治私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其主要通过事前预防责任的分担降低风险损害,事后责任作为补充。规制法责任的实质是对风险成本的分担。分担应遵循社会分担、有效分担、平衡分担以及预防为主、救济为辅的原则。规制法的责任制度包括预防责任和补救责任。     

民法上支配权与请求权的不同逻辑构成——兼论人格权请求权之独立性

请求权是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逻辑上的必然安排。救济关系系在特定人之间展开,所以救济权必然表现为一种请求权。救济权这一性质的确立,标志着民事责任制度由公法向私法的回归。救济权分为退出式请求与割让式请求,因而包括人格权在内的支配权保护之立法,存在着两种抽象方式：一种是以“救济权的性质”为抽象的方式,导致支配权请求权在法律制度上的独立;另一种是以"救济权的内容"为抽象方式,导致支配权请求权存在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从而丧失独立性。在后一种立法模式之下,支配权请求权的概念和理论上的独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逻辑关系和规则原理,在统一的侵权责任制度下仍应有所体现。     

试论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之框架

公务员的权利及其救济是个被忽视已久的论题,在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过程当中,其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尝试从该问题理解障碍的朴素心理着手,结合无独有偶的中外历史文化背景,阐释了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更着重论述了我国现有的公务员权利状况和救济渠道,以及其应当的发展方向。笔者尝试对公务员的权利作出个人的分类梳理,并就相应的救济方式提出了较为大胆的构想。     

和谐社会的政府救助义务

和谐社会应有完善的自我保障机制,政府的救助义务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对贫困公民的救助义务是生存权原则对行政主体提出的要求,也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内在需要。政府在社会救助中肩负着宏观管理和微观保障的职能。政府的救助行为按利益实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救助和间接救助两种形式,直接救助形式包括发放现金、给付实物、收容救助,间接救助形式包括医疗救助、教育救助、就业救助、法律援助以及其他救助形式。     

试论行政指导的涵义及其法律救济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已成为政府积极管理和引导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行政指导体现了现代法治行政和服务行政的特色,体现了行政关系的平等化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及限度,因此,它将在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行政指导绝不是离开法治的任意指导。现阶段特别需要加强行政指导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促进行政指导走上法治化的发展轨道。本文拟就行政指导的涵义及其特征、行政指导的法律救济作一探讨。     

评析中世纪晚期英国济贫法

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曾出现过历史上最严重的贫困问题,贫困和流浪普遍存在,社会不安定因素急剧增加,这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为了维持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确立了济贫原则,通过法律的形式将早期的社会保障活动固定下来.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济贫法的国家,其立法精神一直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社会救济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事诉讼当事人异议的法理分析

异议是当事人权利救济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当事人异议存在覆盖面窄、裁决方式不统一、与其他救济方式协调不足等弊端，有必要对其功能和价值目标重新定位，按照权利拓展和救济加强、过程救济和结果救济并重的思路，重视与其他救济方式有机分流、功能耦合，同时扩大其适用空间、完善其操作程序，以达到制约诉讼进行过程中的法院职权行为、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目的。     

生态环境损害多元救济机制之衔接研究

围绕着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我国构建了多元主体参与、多种路径并存的制度体系,为公共利益提供全面保障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机制之间应如何衔接的难题。衔接规则的缺失会引发不同机制功能重叠、相关主体角色错位、权责不明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制度功效的发挥。因此,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多维衔接机制是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迫切任务。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本质上是行政权能和司法权能的优化配置问题。基于二者的权限划分与功能定位,结合我国实践和域外经验考察,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救济机制的衔接安排应当遵循"行政救济优先于司法救济"的基本原则。在具体制度设计层面,通过明确政府索赔权的适用范围,确立行政执法的优先性;通过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启动的前置条件,确立行政救济的优先性;通过完善具体的诉讼程序规则,确立"先行后民"的检察公益诉讼衔接模式。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伦理缺陷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伦理缺陷:从救济对象看存在歧视性,占我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无缘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遭受歧视;从实施理念看,传统救济"三无"对象的情结难解,恩赐思想仍有市场;从救助方式看,在救济对象的认定过程中,选择标准苛刻,无视救济对象的权利,实施过程缺乏人文关怀.这些伦理缺陷如果得不到解决,将影响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顺利实施,不利于我国社会公正的实现.     

欧洲国家非职业性石棉受害者补偿制度评介

欧洲是较早进口和消费石棉的地区，石棉的使用不但对劳动者造成损害，也对企业周边居民以及劳动者的家属造成身体损害。自20世纪90年代非职业性石棉受害者问题显现之后，一些国家开始关注非职业性石棉受害者补偿制度的构建。法国是建立这一制度最早的国家，其后，英国和比利时等国家也通过立法对非职业性石棉受害者给予补偿，不过，由于社会情势不同，这几个国家的相关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研究

家庭暴力破坏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已经成为社会的公害。从分析家庭暴力的概念和成因入手,通过对中国立法现状和外国立法经验的总结,从立法、司法层面提出了构建我国未来的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