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现阶段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了35年之后的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执政党的转型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性的意义,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这样的重大转折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社会全面和深入转型的需要,一方面,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提出有着历史、经济、社会和执政党哲学认识方面的深刻背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现代化国家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先现代化国家的治理有着明显的重要的区别:在现阶段的中国,所谓国家治理问题与西方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特殊的发展方式积累起来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以及独特的政治制度促成了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必须注意到,目前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治理国家",也就是进行深入的执政党建设和国家基本制度的建设。     

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的复合结构与功能定位

国家治理是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个人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国家和社会通过制度化的、持续的互动合作过程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从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进路来看,存在社会中心主义与国家中心主义两种范式之争。通过比较政府与社会在国家治理不同层面公共事务的作用机制与功能发挥,治理有效性是衡量国家治理系统的运行是否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是否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科学标准。基于治理有效性的现实考量,国家治理结构应该从单一型模式走向复合型模式,在此意义上,精英治理与参与式治理的有机统一、善政与善治的有机统一成为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合理选择。沿着治理有效性视域下国家治理复合结构的基本理路,国家治理的功能定位主要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发挥政府"元治理"的角色与功能;另一方面,在基层社会自治上发挥社会自主性的角色与功能。     

精英结构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精英研究的魅力不在于谁是精英,而是在于缔造什么样的精英结构,即精英或精英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精英结构受社会背景和劳动分工的重要影响,与政治稳定、政体类型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因此精英结构是影响国家治理的重要变量.以意识形态整合、共识型整合与分裂为基础的三种类型的精英结构直接导致不同的国家治理方式、国家治理质量和国家治理水平.整合的精英结构一般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指向,更利于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有效治理,而这往往依赖于有效的精英整合机制以及治理者与被治理者对精英属性所达成的共识.     

“国家管理”与“国家治理”

长期以来,我们讲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通常用“国家管理”一词,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一系列新概念。治理与管理虽非截然对立,但有原则性不同,至少有以下显著区别：     

治理结构中的全球公民社会与国家

治理与全球治理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更是国家变革,主动调整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结果。在当前,全球治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更受欢迎的理论分析框架。全球治理不仅指称国家公共管理在全球领域的延伸,而且包容了从地方、国家到区域和全球的多层次多中心的复合治理网络,其内涵在于主张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合作、谈判与协调,共同处理公共事务,增进公共利益,是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在全球化形势下的重构。虽然全球治理必然意味着全球公民社会在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并不等于将国家与全球公民社会置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中。可以说,国家既然是全球治理的推进者,它同样能够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进程中保留应有的权力,尤其是发挥"元治理"的作用,从而使全球治理的"政府治理"与"没有政府的治理"的双重特性得以真正体现。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治国理政的科学论断,作为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它不是西方治理思想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源于社会,国家与社会之间将经历从统一到异化和对立再到统一的否定之否定运动过程,与此相对应,国家职能将从以政治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职能为主。要实现从国家治理走向社会治理,既要站在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理想高度,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原则。现阶段要重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制度现代化和国家法治化,破除"官本位"意识,提高治理者水平。     

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

如何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历史、时代、人民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考题。经过百年奋斗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新形态,可以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坚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对哈尔滨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调查研究

授权经营是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要从哈尔滨市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实际出发 ,分析该市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国有资产有效运营的对策。     

国家治理途径的社会治理

如何实现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仅仅在于治理与管理的语义差别。理解国家治理是理解社会治理及其发展走向的前提,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取向为社会治理的推进路径奠定了基础。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取向是民主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安排,需要解决制度、法律、法规之间的合理关系。构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合理路径,需要解决多元主体互动、合作的行为关系。     

四川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研究

文章在总结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形势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要求和新任务,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管理的新形式和新途径.文章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治理改革的方向

"治理"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中国学术界对"治理"概念的关注热度,进一步转化为"国家治理"的讨论热情。文章就如何理解"国家治理"以及如何确定中国国家治理的目标和任务进行了理论探讨。文章认为,中国推行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改革,应该体现如下特点:(1)以国家整体绩效为立场,关注国家总体竞争力和国家治理的有效性;(2)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把法治化视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更加强调国家的自主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建设;(3)以现代文明价值理念和规则为标准,改造国家治理体系,贯彻公平正义、民主协商原则,实现依法治国。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党和国家经过历时性的经验总结与共时性的优劣对比而提出的现代化纲领,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内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双重陷阱"的外部威胁与国家建构的内生动力是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党内精英与公共理性的推动是实现国家管理到治理理念转型的核心动力;新型政治文明观念与先进治理理念是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标杆。     

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以了解和认清现实基础为根本、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完善和创新制度体系为突破、以强化和提升制度执行力为重点,才能形成科学、规范的国家治理体系,提高执政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已形成的和正完善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以国家治理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大创新。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反复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等。习近平同志的指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根本路径和努力方向,需要我们深入学习、认真研究。     

论人类公共治理变革史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人类的社会化生活方式必然导致公共事务的产生,并由此产生对公共治理的需要。公共事务就是跟所有人都有利害关系的事情,而公共治理则是管理公共事务的集体行动,以使结成社会共同体而生活的人们能够互惠互利、共同受益和最终幸福,这种集体行动被组织起来就形成公共治理体系。从目的和体系特征来看,人类的公共治理经历了由前国家时代的无政府治理和半政府治理,到国家时代的政府治理和泛政府治理等几次重大变革。其中国家时代的公共治理就是国家治理,亦即政府治理,至少包括权贵时代和平民时代两个阶段,分别采取权贵统治和共和治理的形式,今天的泛政府治理则可视为共和治理的扩展形式。历史上从权贵统治到共和治理的变革发生于现代化洪流之中,这就是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而权贵统治是对公共治理的扭曲和变异,共和治理则是对权贵统治的扭转和公共治理本质的回归,这就指明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内容。在现代化洪流中,正是广大平民获得解放和壮大且大量平等地参与国家治理的体系和过程,才使得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成为可能,这就揭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人类的公共治理变革史中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明确其历史定位、实质内容和必要条件,有助于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普遍而深远的意义,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确方向,找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北大核心

如何在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科学有效的国家治理,是历史、时代、人民留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考题。经过百年奋斗和探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一条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中国式国家治理新形态,科学回答了中国之治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世界之问。中国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道路新形态,可以概括为“十个坚持”,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长期执政,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单一制的国家体制,坚持以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坚持协调推进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全而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全会的最大亮点,是第一次用“治理”取代“管理”,成为党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执政理念。     

国家统治·国家管理·国家治理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在党的文献中是首次出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发展,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中,对国家本质和职能的表述,出现过国家统治、国家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能力结构与建设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诸多方面,其中治理体系设计是基础、治理能力建设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