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

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２０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本文通过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播撒，“后学”与当代中国思想的互动与平面滑行，以及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问题和阐释，说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当代中国语境的复杂性和问题解决的急迫性。文章认为，只有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而进入一个更大的世纪性和世界性的真实“问题”之中，才能洞悉“后学”问题并找到新世纪中国文化之路。     

西方殖民主义对东方社会的文化影响及各国文化选择简

马克思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客观上充当了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但其进步性影响是有限的，它导致了殖民地奢侈之风的盛行和民族文化的自卑情结。马克思既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强调文化的继承性，他根据东方各国的殖民化程度不同，在文化选择上分为“植入”型、被迫开放与自主选择相结合型、主动学习型。     

以提升文化自觉来抵制西方文化殖民主义

结束了东西方冷战之后,文化殖民主义成为当代殖民主义的重要体现。中国要抵制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必须提高自身文化自觉的力量,做到对内强化民族意识,重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对外强化文化安全战略,有效地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     

英国和俄国殖民主义管理体制的比较分析

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历史贯穿着近代以来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自西方的殖民冲击直接决定了殖民地诸国最近几百年的发展道路；直到今天，这种冲击的影响仍然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继续存在。英国和俄国都曾经是这段历史上最庞大的殖民主义宗主国，它们的殖民主义扩张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地缘政治的截然不同是英国和俄国殖民主义管理体制存在差异性的重要原因。英国的殖民主义管理体制一方面给西方以外的文明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一方面也在客观上给全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先进政治制度和先进文明；俄罗斯的殖民主义管理体制给它的东方殖民地带来的绝大多数都是俄罗斯式专制制度的负面影响。     

“第三条道路“——西方价值观的国际化及其理性分析

随着形势的变化，欧美主要国家中的左翼政党纷纷上台执政，出于政党利益与解决国内矛盾而提出“第三条道路”。该理论着眼于社会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理念。在对外关系上，美欧北约国家借“第三条道路”，以“人权”为幌子，鼓吹西方的“民主”和“自由”，对主权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政策，以求“共同价值观”的国际化，从而继续谋取对全球的主控地位。这种以“第三条道路”为理论背景的西方“价值观”的国际化与当前全球化趋势的本质要求是相背离的，须引起世人关注。     

西方殖民主义思维的延续--驳“中国殖民论”

与西方殖民者的屠杀、奴役和抛弃不同，中国从一开始带到非洲的就是和平、文明和友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非洲的民族独立与和平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新世纪之初，中非确立了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非关系已成为当今世界国家间平等相待、真诚友好的典范，“中国殖民论”既没有历史依据，更不符合客观事实，完全是以一种过时的殖民主义思维来看待我国和非洲关系的发展，其目的无非是为了保护西方在非洲的既有利益，妄图阻碍中国在非洲影响的扩大，进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论康熙对外政策

康熙即位之际(1662年),正值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危急关头,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非常严峻。当时西方殖民主义早已进入所谓“公司时代”(以1600年伦敦东印度公司成立为起点),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主义所代表的残暴但比较软弱的商业资本已为英国和荷兰殖民主义所代表的狡黠而较强大的商业资本所代替。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各口岸建立商馆稳住阵脚以后,便以印度为基     

全球化语境中的跨文化交流

当代跨文化交流发展的历史 ,也正是文化趋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文化全球化”是在全球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历史语境下文化交流发展的新趋势 ,是跨文化交流的当代表征。在交流与融合促进了发展的同时 ,文化渗透作为后冷战时期的一种新动向 ,也显现在文化全球化之中。后殖民主义则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对此进行着冷静的反省。     

刘师培民族主义思想探新（1903—1907）

“民族”一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近代传入东方后，日本、中国的知名人士都依据自己的传统，并借鉴别国的理论，创造了“自我”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刘师培的民族主义思想即是一例：中国文化至上主义的夷夏观、西方及日本的集于一体。这表明，在传统与近代之间，民族主义的复杂性。     

从《摩西五经》管窥西方法治的另一个思想源泉

《摩西五经》是早期希伯来文化经典之核心，其宗教平等思想反映了希伯来民族争取独立、超越自我的民族精神，蕴含着丰富的法治基因。在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融合后，这种民族精神和法治基因成为影响西方法文化发展的主要元素，并在“两希”不平衡消长中逐步成长为权利至上、法律至上、契约神圣、司法公正等西方法治精神，也浇铸了西方信仰法治的文化心理，从而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准备了三大基本要素。     

自觉地、全面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思想的大解放催发了一阵阵以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为讨论主题的“文化热”.但在这一场场热烈的”文化”讨论中,不     

“中国，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以来，“中国”话题起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舆论热议酷评的焦点，好听的不少：“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世纪”热词不断；刺耳的也有：“中国威胁”、“中国崩溃”亦非鲜闻。好听也罢、刺耳也罢，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和印证着中国横空崛起的客观事实及其对当今世界产生的强烈震撼!我们既有理由为中国的发展强大而骄傲，也有理由对西方社会关于“中国”的热议酷评作冷静的分析。虽然这些热议酷评的动机、心态、立场各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两点却是大体相同的：一是他们观察、感受中国的发展，主要还是仅限于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而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进步、思想理论创新、文化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却不入法眼，这不能不说是眼界的狭隘片面；二是他们研判、展望中国的发展走向，基本上还是囿于老殖民主义、国强必霸的巢臼：大国崛起，必然要穷兵黩武、颠覆国际秩序、主宰世界!这不能不说是思维逻辑的陈旧荒唐。     

"历史为谁而存在?"--从二元对立思维到多极互补思维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以来，东西方文化或中西方文化比较的问题一直是经久不衰的话题。在长期的讨论中形成了名称相异实质相同的三大派别，即中国本位文化派、西化派和折衷调和派，但三种观点并非三足鼎立。中国本位文化派虽曾雄踞一时，但因其夜郎自大而日益失去市场；西化派虽然具有很强的震撼力，但因其缺乏理论的阐释而一直不为国人所接受。相反，只有主张折衷调和的文化相对主义因其貌似公允而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即便今日也是如此。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这种状况会改变吗?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这种状况应该改变吗?本刊去年第1—4期发表了顾乃忠教授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系列文章，提出应该运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而不是按编年史的时间顺序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实质在于时间差的观点。顾文发表以后，学界产生了各种反响，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补正者亦有之。为了将这一讨论深入下去，本刊拟在今年的“文化研究”栏目中开展关于“东西方文化比较及其方法论研究”的“笔谈”，突出对东西方文化比较的方法论讨论，即究竟应该运用什么方法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欢迎专家、学者撰写短文(4000字左右)参加讨论。我们希望这种讨论能够促进中国文化的转型。     

论中国公民权利的法治保障之路

有着千年之久的“法治”，语义纷呈。在近代，奠基于西方人文理性精神之上，以“自由、平等、人权”为核心价值追求的“法治”理想深入人心，和宪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法治在当今中国是最好的选择。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深受传统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首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假“法治”行“人治”的工具论。要结合传统文化的有益部分，在借鉴吸收西方法治内涵和精髓，并努力营造“中国政体型法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好莱坞与当代文化中的美国偶像

好莱坞是当代美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因而也被当作美国文化殖民的一个标志。然而实际上,当各国在受到好莱坞式的美国文化影响和入侵时,真正被接收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美国的民族文化,而是世界性的文化需要。美国文化变成了被误读和曲译的文化偶像。因此,当人们在批判所谓“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时,常常是在批判那个被曲译的文化偶像,而忽略了始终存在的文化冲突的事实。     

浅谈全球化时代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因素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面临看严峻挑战。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内部因素主要包括腐败问题严重、社会道德失范、文化生产领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矛盾、缺乏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外部因素主要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文化殖民主义。     

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

文化转型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文化领域，西方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输入，严重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社会价值观。西方主流文化的入侵，加剧了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我国的文化转型应顺应时代需求，积极加强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对话，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勃勃生机。     

“颜色革命”及其思考

“颜色革命”是以某种颜色为标志，以“街头政治”为方式的亲美亲西方的政权变更行动。“颜色革命”都由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操纵，他们凭借强大的武力和财力，借口“培养民主土壤”，利用文化、经济和政治手段，进行舆论宣传，政治动员和金钱援助，培养、收买和雇佣非亲美亲西方国家的反对派，伺机发动“街头政治”，推翻执政政权，改换亲美亲西方政权。在中亚地区，就是推翻亲俄政权，建立亲美亲西方的政权。“颜色革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们对此应高度警惕，加强防范。     

中国传统法文化与西方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法文化以“群体共存”为基本追求，法律被看作维护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工具；西方法文化则从“个体自由”出发，把法律看成保证社会活动公平、民主的行为规则。作者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和西方法文化从史源、法律观、价值观和法制传统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旨在扬弃中国传统法文化，提取西方法文化中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有益的成份，营造依法治国的文化氛围。     

公民文化的历史缺场、现实困顿与未来趋向

自然经济的“天然”束缚作用、全能政治的“消解”作用和儒家思想的文化霸权等是公民文化历史缺场的原因。在引入西方式公民文化过程中，我国学者在研究方法、研究预设和研究重点方面存在着简单的“理论模仿”，非正当性“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注重“形式趋同”、忽视“功能趋同”等问题，因此，要实现公民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需转变研究范式。未来趋向必然是公民文化的世界化与中国化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