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纪检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的对策研究

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纪检体制是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我们党由运动反腐向制度反腐、法治反腐跨越的重要举措。推进和深化纪检制度创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反腐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反腐的必然选择

世界反腐败经验表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阳光法案和终端利器,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基本机制。目前我国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在采取教育、监督、制度、惩治等综合措施的同时,更突出地依靠制度创新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官员财产申报则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关键制度。我国近年来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为这一制度从党的文件、规定即纪律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起到了积累经验、排除障碍和奠定基础的作用。     

滋长贪腐行为的价值观偏异及其矫治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内外各种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部分党员干部的价值观受消极腐化思想观念的影响,出现了偏离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倾向,陷入了价值观偏异的思想困境。价值观偏异是滋长贪腐行为的内源性思想病灶,是预防腐败的内生性思想障碍。从社会治理的目标来看,治理腐败始于治标终于治本。因此,根治贪腐行为必须从矫治价值观偏异开始,既要以守初心、担使命为价值原点,引领"不想腐"的价值追求,强健拒腐防变的思想免疫系统,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培育拒腐防腐的精神和文化抗体。     

清除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十八届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尖锐指出要看到滋生腐败土壤依然存在。贪腐文化是其重要的土壤,在反腐斗争中要全力清除滋生腐败的贪腐文化土壤。     

制度治理: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制度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突出强调了制度在治理中的根本性地位。制度治理是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根本路径,这是历史、理论和现实的必然逻辑。制度不够完善会导致党内政治生态出现问题,表现为潜规则、腐败、政治生活形式化、选人用人风气不正等。因此,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构建和优化制度来落实党内政治生态价值系统指向、增加党内政治生态动力系统强度、加大党内政治生态保障系统力度,把制度优势转化成重塑党内政治生态的效能,实现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     

朱元璋的制度反腐及其教训

鉴于元朝灭亡的教训,朱元璋力图从制度上预防与惩治贪污腐败。他制定低俸禄与低办公经费制度强迫官员保持节俭的作风,以严酷的法律惩治贪污腐败,并建立了一个完善的监察系统搜集官员腐败的证据。朱元璋的制度建设虽然对遏制贪污腐败起到了一定震慑作用,但即使是在朱元璋时代,贪污行为也屡发不绝。朱元璋过世后,低俸禄与低办公经费成为官员贪腐的正当理由,严酷的反贪法律的执行因为完全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实际上也逐渐废止了,监察制度也变成了党争的工具。尽管如此,朱元璋的制度反腐仍然为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反腐教育应当常抓不懈,反腐应摆脱依赖个人意志的法律,注意保持官员的适当工资水平。     

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唐太宗为首的统治集团,鉴戒亡隋教训,视官吏贪腐为戕害社稷江山和官吏长久富贵的国殇.贞观年间一方面构筑思想防范的道德教化体系,另一方面着力从法律、选官、监察等层面构筑制度控防体系,建立防治贪腐的运行机制,倡廉惩贪,扬清激浊,营造清正俭约的廉政环境,为当代社会防腐反贪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衍生的贪腐问题

项目扶贫是项目治国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形式,承载特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功能,但在以项目为载体的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贪腐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扶贫项目衍生的贪腐问题放在项目扶贫场域中观察和分析更能够呈现其内在实质、发生机制和演化过程。项目制把主体、内容、运行等要素集成而构成项目扶贫场域。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运行过程的多元规则并存、资金政策的多渠道投放共同作用建构了项目扶贫场域的碎片化特征,诱发部分扶贫干部价值取向偏差,扶贫项目成为追求私利的机会,构成"项目扶贫场域碎片化-价值取向偏差-贪腐行为"的逻辑机制。弄清项目扶贫场域与贪腐行为的关联对通过项目扶贫场域治理来抑制贪腐行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制度反腐与依法反腐

腐败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中国也不例外。中央提出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即是对腐败实行"零容忍","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则是将制度反腐作为当下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手段。制度反腐是指在依照法律构建的制度框架内,建立权力的运行和监督机制,并对权力变异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因此,坚持制度反腐就是坚持依法反腐,依法反腐是制度反腐的题中之义。实现依法反腐,要从根本上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论官员问责制的意义及其实践困境

官员问责制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并对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官员问责制仍有待于进一步加以完善,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标准、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方面存在实践困境。因此,如何使官员问责制发挥应有的制度效应,促进官员问责制走向成熟,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机制与治理路径

系统性腐败包含了许多隐藏的社会关系,它比一般的腐败更具复杂性。同时,系统性腐败还具有较大的危害性,它不仅阻碍经济健康发展,削弱政权合法性,还催生极端主义。采用阈值理论阐释系统性腐败的形成机制,发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集权制机构更容易形成系统性腐败。因此,除了在增强公民反腐意识、推进国家机构改革、消除裙带关系、建立横向问责制、提高奖惩力度之外,最关键的一点是国家要培养和任用一批廉洁奉公的官员,并帮助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持续反腐的坚强意志,同时让他们必须管好自己,带好队伍,提高组织的自我净化能力,以自我革命的方式推进反腐败斗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论权力腐败的表现及成因

权力腐败 ,这一全球性、跨世纪性课题 ,其“中国特色”的表现和成因是什么 ?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刻揭示。关于权力腐败的表现 ,文章概括为 :(一 )权力获取目的变异。即一些人追求权力的目的 ,已不是为人民服务 ,而是为了谋取私利。 (二 )权力指向错位。即在政治上 ,将权力公有转化为私有 ;在经济上 ,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在生活作风上 ,腐朽糜烂 ,霸道专断。 (三 )权力构成“四化”。即亲缘化、嫡系化、商品化、互相转化。关于权力腐败的原因 ,文章概括为 :(一 )权力的自蚀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精神权力三个方面。(二 )环境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内部环境、外部环境、历史环境三个方面。 (三 )体制弊端使然。主要表现在重“德性”轻才能、重人治轻法治、重选拔轻监管三个方面。     

庇护式腐败的政治生态分析

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反腐败方式和手段的不断更新,当今社会的腐败问题也从简单变得更加复杂隐秘,形成了庇护式的腐败形式。庇护式腐败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对应形式,主要表现为腐败亚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打干亲现象的流行、塌方式腐败的蔓延等。清除庇护式腐败的根源,重塑健康的政治生态,要开放政治生态环境,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要从严治党,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要加强法治建设,彻底摧毁庇护链条。     

腐败成因诸视角述评及综合治理原则

十八大以来,随着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的不断深化,对腐败现象的治理已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对腐败成因的观察视角各有不同,大体归纳为经济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法学三大方面。然而,任何单一视角对腐败成因的分析都存在其有效性,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基于腐败问题的复杂性及政治危害性,任何单一视角下的解决策略都难以实现对腐败的有效治理。因此,必须多视角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坚持综合治理腐败的原则,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并对未来的腐败治理实践提供参考借鉴。     

政商腐败的基本特性、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

廓清政商关系中的腐败行为是我国廉政治理的重点,也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必然要求。政商腐败之所以难以治理,与其本身所具有的渗透性、扩散性、隐匿性、持续性等基本特性密切相关。从形成逻辑分析,经济体制转型所伴生的制度漏洞、人情社会的文化惯性、部分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丧失、权力制约监督体系的不健全等是政商腐败滋生蔓延的主要因素。治理政商腐败,除了完善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一基础性工程之外,亟需在坚持法治与德治并举、官员家庭财产公示、利益冲突管理、受贿行贿一起查、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监管等方面持续发力。     

腐败亚文化的新特征、成因及其治理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向纵深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巩固已有成果,推进腐败治理从"不敢""不能"向"不想"的深度跃迁,还要回归文化本源探寻治理路径。随着正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与廉政文化相对的"腐败亚文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人情文化的泛化和庸俗化、变相逢迎手段的隐匿化和科技化、不作为的"软腐败"现象凸显、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顽疾难除等等。究其成因,主要包括认知偏差、心理诱因、价值"越轨"、制度"笼子"不严密等内外部致变因素。针对这些新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应该从健全官员人格和心理素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提升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路径去进行综合治理。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权力寻租性腐败的表现及成因

腐败现象的存在,其根由主要是权力寻租导致的。而权力寻租与租金的存在,则是由于政府强制性权力微观干预体制造成的。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与发展的初期,政府强制性权力微观干预过多,是导致大量权力性寻租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简论权力腐败的成因及防治对策

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因公仆思想淡化,世界观改造放松引起的腐败,也有来自体制方面的原因.要铲除权力腐败,则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改造,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监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