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网络、权力消解与乡村治理——基于农村两工制度底层实践的调查

农村税费改革前,两工制度是为解决后集体化时期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维护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而创制。这种计划式、指令性的劳动力利用制度,与市场经济催生的农民自由和权利相违背。农民选择"弱者的武器"消极怠工,以农村人情活动来消解村干部的监管权力。农民在面对不符合其利益的制度时会选择依靠传统文化网络,自下而上地来消解村干部权力,其行动逻辑是道义与理性的结合,以低成本实现对制度的抗争。     

论唐代三省制的形成与消解

通常认为,唐代的三省制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成熟的标志。本文在分析唐代三省制的建立、破坏和消解过程的基础上,认为唐代三省制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在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制度下,任何行政分权都是不可能的;在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下,三省制无法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三省之间互相制约导致政治系统内部的严重内耗,造成行政效率的低下;中央决策的"人治原则"造成决策和执行的脱节。     

利益吸纳人情：城市基层腐败的社会交换逻辑

城市基层腐败是一种“吸纳式腐败”,即腐败行为主体能动地吸收容纳人情关系的非正式交换要素，完成腐败的非法利益交换；它根源于利益而非人情，包括利益吸引、人情吸纳和利益交换三大环节，人情吸纳是其中关键环节。城市基层腐败的权力资源体现在城市基层干部的行政审批权、人事话语权、行政信息权和行政裁量权当中。当事人在利益吸纳人情过程中往往注重时空、方式和中间人选择，持续性的腐败社会交换最终形成交换规范秩序。“利益吸纳人情”的根源在于公私要素的间接社会交换，功能在于规避腐败利益交换的风险，后果是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消解。因此，城市基层腐败治理重点须强化权力和人情的双重规制。     

“讲人情”的内在精神及其异化

人情异化对公序良俗、公共利益造成极大破坏,也在很大程度上贬损了"人情"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正面形象。本文从理论上揭示了"讲人情"作为一种待人接物的态度和方式的基本特性及其内在精神,指出"讲人情"的行为方式是在默认既定社会规范及其主流价值观念的条件下具有互爱互惠精神的施惠和回报;而人情异化的行为方式则是在自定条件下缺失、偏离乃至背离了这种具有互爱互惠精神的施惠和回报;两者在动机、方式及效果上存在着实质性差异。我们既要弘扬"讲人情"的互爱互惠精神,又要谨防人情异化。     

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实践优势与制度逻辑

在党和政府的长期探索中,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及实践优势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从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看,中国公共政策执行在实践中具有执行环境和谐稳定、执行方案科学民主、执行主体协同高效、执行对象合作参与的优势。从制度逻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政策执行优势产生的根本基石,党领导决策和行政体制是政策执行优势发挥的基本保证,政府执行的体制和机制是政策执行优势运作的重要安排。     

领导的人情债风险与避险策略

中国是个充满人情的社会,无论是日常生活领域还是工作领域,说话办事要讲人情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人情规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的有效运转。然而"讲人情"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在人情异化情况下,可能给领导造成极大的人情债风险,表现为人情盲从、人情屈从、人情交换和人情投资等四种情况。为此,应从淡化身份、建立原则、控制私欲及防微杜渐方面进行相应避险。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是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情感、信念和行为的有机统一。就其特征来说,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认同、制度优势认同、制度发展认同的统一,也是历史评判、现实感悟的统一;既是政治意识性、动态稳定性的统一,也是实践性、社会性的统一。就其功能而言,对于坚定信念、凝聚正能量、消解价值认同危机、维护国家稳定、促进制度体系良性运行等具有积极意义。通过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进民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知与情感,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话语优势,来提升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反腐机制研究

反腐败,制度是根本。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制度反腐,从静态看,不仅已有制度存在着制度自身边界模糊、内容相互冲突等问题,而且缺乏公众对制度普遍信仰的基础;从动态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人情关系的干扰,"权力"的不当干预,     

责任与问责:填补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制定实施是中国权力制度体系建设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责任政府理论都十分重视责任及问责要素在权力制度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建构权力制度体系必须要同时考虑权力和责任两大要素,且最优的选择是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对应。制定实施《问责条例》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即:填补了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要素空白,会显著提高我国权力制度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克服一些老大难问题的"利器";是消解"官本位"文化的良药。《问责条例》有三大亮点,即:从最核心的公权力机构即执政党开始问责,会对我国责任政府建设起到极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问责制度理念先进、原则科学;内容既短小精炼又不失制度元素的完备性。《问责条例》的主要短板是执行环节,应当充分吸取"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问责落空的教训,尽快实现问责的制度化转型。     

群众社团与农村基层冲突治理

当今中国农村的群众社团与基层冲突关系密切,治理基层冲突应当重视发挥群众社团的作用。通过案例研究及比较发现,兼具自主性和嵌入性的群众社团更能同时获得群众和基层干部认可,从而能够更好地消解制度外冲突,保证基层矛盾在制度框架内得以解决。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兼具自主性和嵌入性的群众社团不仅能够消解集体上访等制度外的群体冲突,还能消解抗缴税费等制度外的个体冲突。     

解构与重构: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

从现实实践来看,转型期我国乡村社会农民存在的"搭便车"和"不参与"行为消解着村级民主监督体系的主体;熟人社会和流动社会的"人情抵制"和"无人监督"消解着村级民主监督的过程;村庄场域内权力结构的"非均衡性"和"不完整性"造成村庄权力过于集中而使监督主体与客体处于失衡状态。为此,在乡村政治生态视阈下推进村级民主监督的深化,需要构建国家主导下的乡村社会内部自主的民主监督。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已经初显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轮廊,是中国在21世纪的全球背景下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国家治理体系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的制度安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有效解决中国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制度创新。制度效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涉及国家治理的制度供给效率、制度执行效率和制度创新效率。强化制度效率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路径,需要从制度的实践理性、整合效能、代理成本、决策效率和执行效能五个方面加以强化。     

制度分析视角下我国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实效性探微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由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与文化-认知要素构成,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来分析我国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适用性。高校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实效性的发挥,主要体现为强制性政策法规的建立与执行、行动者的自律与共同体的他律以及行动者对高校廉洁文化的认同三方面要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在现实运行中,存在政策法规不完备与执行效力低下、行动者价值观念偏差与共同体关系不彰以及"潜规则"对高校廉洁文化的消解等现实梗阻,它们造成高校反腐倡廉制度部分失灵。应从完善政策法规与提升制度执行力、形塑行动者价值理念与厘清共同体关系以及破解"潜规则"与培育高校廉洁文化几方面来进行制度补给。     

中国腐败问题形成机制的国内外研究述评

中国腐败研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历史发展脉络表现出三种阐释路径,即结构路径、制度路径和文化路径。侧重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影响的结构路径的相关研究认为,腐败行为是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伴生现象、结构紧张/社会失范后的越轨行为;侧重社会组织规范影响的制度路径的相关研究认为,腐败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寻租行为、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对人体行为的控制及社会控制削弱的结果;侧重社会关系的伦理内涵及其互动效应的文化路径的相关研究认为,关系、人情、脸面是中国腐败现象中独特的文化特质,是差序化社会秩序的体现。目前的研究在成果日渐丰富的同时还存有一些局限性,主要表现:理论阐释上倾向于"西方视角","中国意识"不足;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及其对腐败的影响;对腐败成因与机制问题辨识不清等。     

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

<正>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当前,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注重抓好制度的科学设计,更要努力抓好制度的执行,确保制度行得通、管得住、用得好,真正使反腐倡廉制度成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行为准则。为此,建议:1.提高制度设计质量,增强反腐倡廉制度的可操作性。一是提高制度的科学性、严密性;二是提高制度的稳定性、适应性;三是提高设计的公开性、参与性。2.优化制度执行环境,创建良好的制度落实条件。一是强化制度意识,形     

社会文化心理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社会文化心理对政策执行有着深刻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文化心理环境既有对政策执行有利的一面,如有较强的认同和服从政策的文化心理传统;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如人情关系经常导致政策执行走样。优化社会文化心理环境,提升我国政策执行力必须在政策制定上整合社会群体的心理需要,必须大力建设公众参与的执行文化,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化促使人们形成正确的政策执行态度和行为倾向。     

对当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梗阻效应的多维探析

公共政策的执行是公共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决定性环节。分析公共政策执行的核心链条,可以看出,主体异化是当前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梗阻效应产生的主因,而制度保障是铲除梗阻的必然路径,这就要求从我国实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执行体制、优化政策传播机制、创新优化制度环境框架。     

制度创新是提升我国行政执行能力的保证

执行顺畅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方面,执行顺畅须以执行能力为基础.因执行能力不足造成的我国行政执行中的种种问题,需依靠制度创新来解决.明确行政执行能力内涵及其内部结构体系,有利于从实践和理论层面分析制度创新对提升行政执行能力的重要意义.从宏观性上探讨基于提升我国行政执行能力的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基于提升认知能力的公务员培训制度创新;基于提升规划能力的计划、调研与咨询制度;基于提升具体实施能力的组织机制、指挥机制、沟通协调机制、激励机制和监控机制创新;基于提升学习、应变、创新能力的评估制度、执行试验制度、环境监测与回应机制和创新机制.     

着力提高制度执行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坚决杜绝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的现象。”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机制,对于增强全党全社会的制度意识、强化制度执行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确保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到位,必须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习近平执政党建设讲话的中心思想

习近平执政党建设讲话的中心思想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思想建设方面,强调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执行者。在组织建设方面,强调从严治党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破除潜规则;从严治吏,严格管好干部;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在作风建设方面,强调作风建设是永恒课题,要建立长效机制;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发扬优良作风。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强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在制度建设方面,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强调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