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成因: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视角

社会文化心理是腐败形成的重要心理气候条件和文化生态环境,也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社会心理根基和思想文化温床。与腐败形成关联密切的社会文化心理主要有封建思想遗毒、社会文化失范、腐败社会认同和人情裙带观念等。因此,反腐倡廉需要从社会文化心理入手,开展文化建设和心理建设,尤其是开展深入的文化反思和深层的心理分析,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温床。     

腐败亚文化的新特征、成因及其治理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向纵深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巩固已有成果,推进腐败治理从"不敢""不能"向"不想"的深度跃迁,还要回归文化本源探寻治理路径。随着正风反腐力度的持续加大,作为与廉政文化相对的"腐败亚文化"在新时期新阶段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集中体现为人情文化的泛化和庸俗化、变相逢迎手段的隐匿化和科技化、不作为的"软腐败"现象凸显、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顽疾难除等等。究其成因,主要包括认知偏差、心理诱因、价值"越轨"、制度"笼子"不严密等内外部致变因素。针对这些新特征及其形成原因,我们应该从健全官员人格和心理素质、强化廉政文化建设与教育、提升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等路径去进行综合治理。     

我国腐败的非制度性原因分析

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从制度层面分析腐败原因,视野过于偏狭。本文从非制度层面入手,分析了腐败滋生蔓延的文化原因、人性原因、心理原因、成本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等非制度性原因。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集体腐败原因探析

集体腐败以腐败主体的群体性、集团化为特征。梳理相关研究视角发现分析都将参与集体腐败中的个体假设为"理性人"。群体心理学认为当个体进入到群体中,个体逐渐成为"非理性"的代表。因此,借用此理论视角分析群体的氛围和个体的理性缺失对集体腐败产生的影响。个体之间的传染、失范、暗示等成了集体腐败中个体的联系方式。     

利益吸纳人情：城市基层腐败的社会交换逻辑

城市基层腐败是一种“吸纳式腐败”,即腐败行为主体能动地吸收容纳人情关系的非正式交换要素,完成腐败的非法利益交换;它根源于利益而非人情,包括利益吸引、人情吸纳和利益交换三大环节,人情吸纳是其中关键环节。城市基层腐败的权力资源体现在城市基层干部的行政审批权、人事话语权、行政信息权和行政裁量权当中。当事人在利益吸纳人情过程中往往注重时空、方式和中间人选择,持续性的腐败社会交换最终形成交换规范秩序。“利益吸纳人情”的根源在于公私要素的间接社会交换,功能在于规避腐败利益交换的风险,后果是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消解。因此,城市基层腐败治理重点须强化权力和人情的双重规制。     

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解析

社会交换论对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对策提供了分析框架。腐败是在交换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交换结构存在的弊端提供了腐败发生的外在机会,刺激并诱发个体的腐败动机,两者结合促成了现实腐败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形形色色的资源交换实现了腐败收益,构成了交换动机——交换结构——交换资源三位一体的腐败发生发展的过程链条,从动态角度揭示了腐败的形成原因。各种腐败现象的本质是资源的非正当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是个人和特定集团获益,而公共利益受损。为此,要控制腐败,就要控制腐败交换的动机和交换结构,斩断腐败交换的利益链条,这就需要构建并实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权力围猎场:腐败关系网络是如何搭建的——基于动机理论的行贿路径与腐败治理研究

当前我国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腐败现象却趋向复杂化、隐蔽化和网络化,案件审理取证难,腐败治理面临新的瓶颈。基于动机理论,通过对腐败官员忏悔录的整理,围绕权力围猎场深入分析腐败双方的关系模式,构建由"规避检查的权力""行贿方式""人情文化""信任"四个维度组成的一般性腐败关系网络模型。研究发现,在权力围猎过程中,行贿者通过关系网络更容易实现对公共权力官员的围猎;在人情文化下,腐败双方的特殊利益互动过程是腐败信任关系的建立并不断强化的过程,且腐败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可实现关系网络内信任扩散、信任共享。腐败的治理,需要监管"规避检查的权力",优化权力结构和体制,明确"人情文化"与"行受贿"的法律边界。     

职业激励、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基于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

通过对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发现官员有着较高的腐败容忍度。经验资料表明,职业激励和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密切相关。其中,职业激励是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主观诱因,而制度环境则构成了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外部压力。职业激励与制度环境共同强化了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加剧了官员的腐败行为。这一研究发现为防治官员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不仅要从正式结构的层面做好官员的职业激励制度安排,更要从制度环境层面净化组织生态,强化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     

公众举报腐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举报是发现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主要途径。目前现实中仍存在着部分公众发现贪污腐败现象,但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进行举报的困境。本文利用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2016年在C市开展的"贪污腐败的感知与态度"调查的数据,运用定性访谈数据分析、定量数据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影响公众举报意愿的解释变量分别进行探索性分析和验证性分析。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举报制度、加大廉政教育力度、拓宽举报平台和途径等方面来有效提高公众举报腐败的积极性。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公共治理视角下的预防腐败体系建构

从权力的角度看,腐败是权力的异化。公共治理具有多元化、网络化、互动性的特征,为建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权力、制度、法律和伦理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对腐败的产生与治理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四个维度。其中权力与法律侧重于内外互动,制度与伦理侧重于内部整合。四者融汇交织,形成网络式互动,产生对权力运行过程的修正作用。以此建构一套预防腐败体系,是克服传统反腐模式重惩治轻预防、重政治动员轻制度建设等弊端的有力举措。     

Awareness of Corruption in the Community and Public Service: a Victorian Study

Corruption hurts the public and undermines government. This study of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in Victoria shows that the community believes corruption is on the increase, yet this view is not shared by public servants. In general corruption is not on the radar of senior Victorian public servants. There are more perceptions of corruption in line agencies than in central agencies. Behaviours most commonly suspected and observed were hiring family and friends, conflict of interest, abuse of discretion and abuse of information. One‐ third of public servants surveyed thought there were opportunities for bribery, yet only 4% had suspected bribery and less than one per cent had personally observed it. Almost half do not believe they would be protected from victimisation should they report corruption. The data reported here poses challenges in thinking about corruption when devising integrity standards in the public service.     

从文化视角看腐败成因与廉政建设

廉政文化与腐败文化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中国的腐败文化,是多因一果.建设廉政文化,要按其路径指引,从加大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提高改革的协同性,推进政治改革,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强化实践的监督与惩处力度等方面努力.     

Controlling Corrup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Much of the literature on political corruption is based on indices such as the ones presented by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but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se indices are questionable. The main alternative approach –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 often lack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llowing for systematic empirical analysis. To remedy this shortcoming, this article places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 into the framework of principal-agent theory. The cases comprise two Swedish county councils (regional governments), both of which reorganised their administrations in similar ways in the 1990s. One experienced corruption scandals, but the other did not. In comparing them, the article links the propensity for corruption to institutional design – in particular, the mechanisms of delegation and control.     

需求视阈下的教育腐败生成机理与惩防对策

在需求视阈下,教育腐败的生成机理包含了"满足-消极环境"、"不满足-消极环境"与"临界状态-消极环境"三种具体形成模式。其中,内因是导致行为主体教育腐败的根本原因,外因是导致行为主体教育腐败的动态原因,满足与临界状态可向不满足方向动态转化。因此,为有效控制教育腐败,基于根本原因与主要原因都是内因的教育腐败,要加强思想交流与沟通,完善各项制度,强化制度预防与监管;基于内因是根本原因、外因是主要原因的教育腐败,要采取提高实际所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措施,建立健全教育腐败动态监管系统和预警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信息效率视角下的香港防贪经验

香港预防贪腐的工作卓有成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科学严密的防贪制度。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私营行业在防止贪污处的引导下,以廉政公署全力肃贪的成果为契机,重塑已经被扭曲的制度结构,在其中植入防止贪污的元素:廉政共建找出容易引致贪污的范畴并制定防贪策略,私营机构借助免费和保密的防贪顾问服务改善营商环境,推广道德管理计划等。这一制度流程的重新设计和再造的方法有意无意地运用并验证了机制设计理论中的信息效率原理,进而推动了香港由腐败向廉洁的均衡转换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廉洁状态。立足于当前的现实环境,内地应当以党和政府为主体,将防贪机制融入政策法律之中,同时重新塑造防贪工作程序,使其摆脱原有的依附于行政程序的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顺势打造专业的防贪队伍,引入系统防贪、同步防贪等科学专业的防贪策略。     

场域与惯习视角下的权力腐败发生逻辑——基于广东省8个腐败个案的实证研究

日常生活中的"惯习"有正负之分,前者对于腐败有抑制作用,后者对于腐败具有诱因性。社会转型期,权力在社会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场域中的体制表现为显性与隐性,腐败的产生来源于隐性体制与负面惯习的共同作用。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一方面要从隐性体制转向显性体制,通过将显性体制落到实处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从负面惯习转向正面惯习,通过重构健康的社会关系抑制腐败发生。     

协商民主与公共价值的创造

公共价值管理聚焦在如何创造积极和公众所期望的经济社会后果,是与网络化治理相适应的一种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共价值管理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协商民主为建构公共价值、处理公共价值冲突、增强公共价值合法性和避免公共价值失灵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生成公共价值的过程中,协商民主推动治理网络的良性运转,促进公共管理者、专家和公众角色的转变,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共行动在寻求持续性支持方面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并且激发资源、汲取资源以增强公共价值生成的操作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