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关系研究

腐败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目前我国社会领域中同时存在的两种现象。为了增长实力、不断攫取经济利益，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得到相关领域国家公职人员的支持与协助；而为了使权力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增殖，某些腐败分子甘愿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结成联盟。在腐败分子的支持和庇护下，黑社会性质组织不断发展壮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日益猖獗；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持续的利益输送过程中，腐败分子的欲壑越来越难以填平，腐败行为越来越严重。于是在社会领域中，腐败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利益的勾连下形成了彼此需要、互相促进的互利共生关系。     

庇护式腐败的政治生态分析

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反腐败方式和手段的不断更新,当今社会的腐败问题也从简单变得更加复杂隐秘,形成了庇护式的腐败形式。庇护式腐败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对应形式,主要表现为腐败亚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打干亲现象的流行、塌方式腐败的蔓延等。清除庇护式腐败的根源,重塑健康的政治生态,要开放政治生态环境,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要从严治党,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要加强法治建设,彻底摧毁庇护链条。     

探析党内关系异化的圈子文化之源

圈子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形态，为人类社会结构的变迁演化提供了一种解释框架。在中国，圈子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理基础，其价值理念与运行规则从社会领域向政治生活场域的渗透，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圈子文化所衍生的隐性的社会结构力量对党内关系的解构与异化、权力腐败的诱致与扩散，使政治生态面临劣质化风险，应从观念改造、清除特权、消解主要领导干部“被围猎”困局、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落实主体责任、提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力等方面构建防治党内关系中圈子文化蔓延的整体思路。     

利益共同体的缔结:官场庇护关系的形成机理分析

庇护关系是建立在权力依附和人身依附基础上而形成的一种关系网络。庇护关系的形成主要基于互惠互利和忠诚信任的原则,它不仅会导致派系的滋生,还会带来消极腐败问题的发生。庇护关系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庇护者和被庇护者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就被庇护者而言主要是可以在权力资源获取中得到关照和规避仕途中的风险;对于庇护者而言,不仅是缔结政治力量的需要,也可以使政治资源得以延续。庇护关系主要通过物质形态和情感形态两种模式进行交易。庇护关系之所以被依赖,恰恰说明了正式制度的供给不足,因此,提升正式制度的供给质量,同时加大打击力度,提高通过非正式制度获取权力资源的成本,是有效遏制庇护关系消极影响的根本路径。     

一把手腐败与政治生态污染及其修复

一把手腐败是政治生态严重的“污染源”,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关键少数”作为治理腐败的重中之重。基于对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省部级“老虎”相比,作为执掌一方权柄的省级党委书记,其腐败行为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拉帮结派,更容易结成腐败圈子;边腐边升,更容易潜伏腐败;权力外溢,更容易形成家族腐败;政经交织,更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危害;贪图享乐,更容易形成腐败温床;“前腐后继”,更容易损害地方政治生态;跨省感染,更容易大面积蔓延,极易产生巨大且持久的蝴蝶效应。     

简析腐败

分析起来,腐败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从政治方面看,腐败是指那些在政治生活中违反党的纪律和原则的现象。诸如,投机钻营,拉帮结伙,任人唯亲,无视原则,吹吹拍拍,官官相护,弄虚做假,欺上瞒下,贪大喜功,嫉贤妒能。其实,这些现象仅仅是追求或维护某种肮脏利益的准备形态,其真实目的并没有“到位”。二是从经济方面看,腐败表现为利用职权获取非原则允许利益的现象,这是一种裸     

一把手腐败与政治生态污染及其修复——基于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剖析

一把手腐败是政治生态严重的"污染源",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关键少数"作为治理腐败的重中之重。基于对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省部级"老虎"相比,作为执掌一方权柄的省级党委书记,其腐败行为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拉帮结派,更容易结成腐败圈子;边腐边升,更容易潜伏腐败;权力外溢,更容易形成家族腐败;政经交织,更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危害;贪图享乐,更容易形成腐败温床;"前腐后继",更容易损害地方政治生态;跨省感染,更容易大面积蔓延,极易产生巨大且持久的蝴蝶效应。在其渗透污染下,扭曲政治文化的型构向度,污染政治生态植被;严重削弱政治制度的规制功能,腐蚀政治生态肌体;破坏权力运行的生态平衡,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要全面净化修复被污染的地方政治生态,必须把抓反腐与促改革作为标本兼治之策,既要做好政治原生态变异的修复,又要做好政治新生态的培育。     

亲缘腐败：典型特征、诱发因素与矫正之道

亲缘腐败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扩张性、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扩张性是亲缘腐败的首要特征,即腐败多为一种"裂变式扩散"的蔓延形态,必须警惕"亲缘腐败"模式制度化所带来的极大危害。其次,亲缘腐败中的利益共同体由血亲、姻亲等关系黏合而成,所以通常具有强稳定性的组织形态。最后,由于亲缘腐败的扩张性和稳定性,腐败规模必会越来越大,所积累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可持续。从诱发因素来看,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诱发亲缘腐败的深层原因,官员职业角色的错位通常是其直接诱因。遏制亲缘腐败,就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对症下药,形成一套作风建设与家风建设双管齐下、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双向发力的综合治理模式。     

权力、利益与生态:反腐新常态的价值取向

反腐新常态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能否实质性地改变原有的权力结构、利益格局和政治生态。革新权力结构、调整利益格局和重构政治生态是一个统一整体。革新权力结构可以突破权力限制,形成科学的权力体系;调整利益格局可以摆脱利益固化,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重构政治生态可以改变官场风气,形成清正的从政环境。当前,革新权力结构旨在形成不同权力之间互相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关系;调整利益格局旨在消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垄断;重构政治生态旨在追求政治伦理,坚持法治反腐,改变腐败文化的负面影响。     

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

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大背景,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新型腐败嬗变的过程与方式、新型腐败的基本特征和新型腐败的主要类型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新型腐败嬗变的三个阶段：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攀爬期。嬗变的主要方式包括：替代、转化和混搭。新型腐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四个方面。腐败主体的逻辑关联：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收益的因果关系：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腐败的利益属性：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化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提出新型腐败的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研究证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腐败占比增大是导致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和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加大对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完善新型腐败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选择。     

加拿大的腐败特征与反腐败体系

<正>加拿大的政治腐败可归为权势市场型腐败,有四种典型特征:以政府合同为工具,滥用政治权力,谋取个人利益;以政府合同和公共政策换取政党利益,政治权力为竞选资金服务;钻取制度漏洞,以集体腐败的形式骗取政府福利;公职人员违反职业道德和社会规范,进行不当消费和交易。同时,加拿大政治腐败中组织性腐败和集体性腐败突出。组织性腐败围绕政党利益,利用     

“圈子文化”面面观

<正>"圈子文化"由来已久。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式,圈子有其自身的存在方式、运行规则和文化价值观念。从正向看,圈子可以使人们寻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坐标,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但是,圈子也会使得社会关系异化为金钱关系、利益关系、裙带关系等交织而成的不正当关系网。2014年岁末,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党内绝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指出不良"圈子文化"的危害性,     

国外对腐败现象的研究

二十世纪的瘟疫——官员腐败,几乎波及世界各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贪污受贿,导致政治腐败,民心浮动,经济停滞。因此,出于各种动机,各国都积极采用各种手段开展反腐败斗争。但对于什么是腐败,腐败的含义、性质、范围和标准是什么,世界各国学者和专家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腐败的定义。何谓腐败?各国学者的回答不尽一致,主要有5种观点:(1) 腐败是指党政官员为谋求不正当利益,以政治和法律作交易,出卖政府和政党的政治利益的行为;(2) 腐败是指公     

行政谎言的动因模式分析

从官员个人角度来看,行政谎言产生的动因主要有三种:利益、规避责难、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是最根本的内在驱动机制,作为经济人的官员常利用谎言去维护并追求自身利益。当自身利益可能受损时,官员受规避责难的推动而说谎,以保护既有利益,逃避惩罚或责任。官员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庇护关系,双方在互惠、连带责任的联结下相互支持,一旦受庇护方出现问题,庇护方则会帮助对外隐瞒真实情况。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重在根除官场"圈子文化"

党内政治生态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直观反映。现阶段党内仍存在以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学缘关系为纽带的官场"圈子文化",它是造成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政治文化不健康、党内政治生态被污染的重要原因。而党内政治生态恶化又为官场"圈子文化"提供了滋生和发展的土壤,二者密切联系、互为因果。官场"圈子文化"的形成,是对封建官场文化的心理认同、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利益驱动、权力制约存在失衡的内部监督和管党治党不严共同作用的结果。要彻底根除官场"圈子文化":一是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构建为民务实清廉的党内政治文化;二是要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废除"潜规则",弘扬"明规则";三是要抓好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远离"被围猎";四是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     

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政治心态与维护政治安定

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生活状况和政治心态,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改善低收入群体政治心态,维护政治安定,不仅要加大制度创新,坚决惩处腐败,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要切实维护低收入群体的权益,在改善其经济状况的同时树立政治理性,疏通其利益表达的渠道,不断提高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水平。     

关于反腐倡廉的几点思考

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顽症.由于历史文化不同,经济基础不同,政治模式不同,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不同的执政党对腐败态度以及惩治力度大相径庭.因此,对腐败的态度、反腐倡廉的方式、惩治腐败的力度,以及预防腐败的能力检验着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关系反腐倡廉的成效,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安危.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我国立法腐败及其治理的政治学分析

作为隐蔽性极强的腐败类型,立法腐败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因其特殊的危害性,必须加强研究和治理。研究发现:首先,立法腐败包括行政部门立法寻租、立法人员权钱交易式腐败和基于部门利益考量的行政立法不作为三种基本类型;其次,立法腐败与制度缺陷、制度执行力不足、公民政治参与无序化和非均衡化、查处力度不够等密切相关;最后,治理立法腐败应从完善制度机制、加大制度执行力、规范公民政治参与和加大治理力度等方面入手。治理立法腐败是艰难的,也是可行的。     

美国选举腐败的主要形式及成因

选举竞争不但勾心斗角,选举腐败也层出不穷。美国参与选举腐败的行为主体有集体性的利益团体,也有单独作案的个体选民,在腐败形式上表现为故意制造选民缺席投票、贿买选票、选举作假等。美国选举中的腐败问题是钱权交易系统化过程的表现,政治献金成为催生选举腐败的重要推手。虽然美国从立法上对选举中的政治献金作了比较严格的限制,但在司法实务中受到联邦法院判决的影响,政治献金一直未能从选举腐败中杜绝,利益的牵扯及利益集团的操控导致美国的选举腐败禁而难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