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级领导干部腐败特点、风险点及其防控机制研究 ——基于河南省十八大以来市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例调查思考

市级领导干部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从官方媒体报道的2013—2017年已经受到判刑、党政纪处分或省纪委立案调查的69位河南省市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犯罪信息来看,市级领导干部腐败具有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手不收敛、贪腐形式多种多样、贪腐时间较长、受贿是主要腐败形式、腐败涉及岗位较多、涉案金额较大等特点。其腐败风险点主要存在于干部选拔调整、插手企业经营、涉足地产工程、生活腐化堕落、家庭生活不廉等方面。市级领导干部腐败风险需通过推进市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实施市级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加强重点领域重点岗位精准专项巡视,建立市级领导干部腐败预警系统,规范市级领导干部日常监督管理等措施来构建防控机制。     

基层腐败预防机制研究——基于Z市206个基层样本的分析

通过对Z市206个基层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基层腐败呈现农业领域发生腐败的情况较多、基层领导职权易失控、基层腐败涉及领域广且类型多样、基层经济腐败多且呈现"小官巨贪"趋势、法律惩处基层腐败力度不强的特征。基层腐败产生的原因包括对基层公权的制约不足、评定基层干部的标准失衡、非正式制度的诱因等。进一步完善预防基层腐败的机制构建应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廉政教育的引导,加强法律法规惩处的震慑,加强农业领域的资金监管,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监督机制,按照适用的原则尝试建立基层干部财产公示申报机制,建立基层干部任期交叉机制和基层干部任职民主评议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市“一把手”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142个市“一把手”腐败案例分析

本报告收集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一把手"岗位上腐败的142个案例,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量数理统计与定性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这些"一把手"的基本信息、腐败领域、腐败状况等进行分析,来观察其腐败状况、特征及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腐败涉案时间跨度和潜伏期长、涉案金额大,区域相对集中;受贿是主要腐败方式;经济上插手房地产、企业经营、工程项目,政治上买官卖官,生活上包养情妇是较为集中的三大腐败领域;边腐边提、带病上岗现象突出;家人涉案、窝案串案较多。这表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本文探讨了"一把手"腐败根源,提出了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机制对策。     

电子监察在预防腐败中的应用——基于青岛市的案例研究

电子监察是指行政监督权力的主体,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再造权力运行流程,规范和监督权力行使,以实现提高行政效能和预防腐败的目标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的行政监察,电子监察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丰富"预防腐败体系"的内涵和效能,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预防腐败。构建"电子监察预防腐败分析框架",要从清除腐败的权力基础、减少腐败机会、弱化腐败动机这三个方面着手,利用电子监察、电子政务等科技手段清理行政权力,消除腐败的权力基础;规范权力行使,减少腐败机会;实现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弱化腐败动机。青岛市电子监察在预防腐败方面存在着预防腐败的领域和层次不够全面、依然受到现行监察体制的制约和缺乏全面的绩效评估三方面的不足。因此,青岛市电子监察还需要拓展预防腐败的领域和层次;改进监察点设置,优化权力监督;完善廉政监察体制;构建电子监察绩效评估体系。     

利益诱惑情境与腐败事件的生成及控制——基于18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现实发生的各类腐败行为和腐败案件均有公职人员与特定当事人在特定时空进行越界交换的共同特点,用利益诱惑情境来解释越界交换现象具有独特的价值。利益诱惑情境是内蕴于公务情境中的行为活动场景,以其即时性、选择性和感染性形成集成机制,进而使公职人员在场定义发生认知错位、规则变异和取向偏差,在标准、内容和程序上突破腐败与不腐败的临界点,生成腐败事件。控制临界点不被突破也就控制了腐败事件的发生,需要在利益诱惑情境的时间和空间环节加强监督,建立健全制度,重视对行贿人的查处,培育理想信念与信守从政道德,真正建立固守廉洁阵地的防线。     

扶贫领域的腐败现象及廉政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以9起典型扶贫腐败案件为例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国的扶贫事业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配套预警机制的缺位导致扶贫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在中央纪委公开曝光的9起典型案例中可以发现,当前扶贫领域腐败的主要特征是:以"微腐败"为典型、涉事表现形式多样化、贪腐所渉额度较大、集体腐败影响恶劣。应从确定扶贫系统中腐败风险点、健全廉政风险预警措施体系、廉政风险预警机制评估、廉政风险预警机制修正四个环节构建扶贫领域的廉政风险预警机制,为形成扶贫领域反腐败的震慑效应、保障脱贫攻坚战取得成效提供坚强的机制保障。     

场域与惯习视角下的权力腐败发生逻辑——基于广东省8个腐败个案的实证研究

日常生活中的"惯习"有正负之分,前者对于腐败有抑制作用,后者对于腐败具有诱因性。社会转型期,权力在社会空间中处于中心位置,场域中的体制表现为显性与隐性,腐败的产生来源于隐性体制与负面惯习的共同作用。从根本上治理腐败,一方面要从隐性体制转向显性体制,通过将显性体制落到实处形成对权力的制约;另一方面从负面惯习转向正面惯习,通过重构健康的社会关系抑制腐败发生。     

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治理机制——基于四川省X县的现实考察

在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基层党员干部的"微腐败"问题是影响精准脱贫工作成效的主要因素之一。精准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扶贫项目管理过程、政策制定执行、工作责任意识三个方面,需要从资源配置、思想认识、地方发展和制度建设中寻找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四川省X县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将整治扶贫领域干部"微腐败"问题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障,构建起协作型立体化监督机制、点对点聚焦型问责机制、多层次科学化管理机制、全覆盖信息化沟通机制和容错纠错灵活型激励机制,着力推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覆盖到"最后一公里"。     

治理结构,权力机制与高校腐败——基于117个高校腐败案例的分析

基于新制度主义中的制度性同形理论,通过对117个高校腐败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高校腐败最大的特征就是与政府腐败特点的一致性,无论是在腐败主体特征还是腐败行为特征方面都极为相似。研究表明:在高等教育场域中,在强制性同形和模仿性同形机制作用下,高等教育场域中的高校与政府呈现组织性趋同现象,两者的组织结构、治理机制、监督漏洞、官场文化等方面都具有同形性,两者都采取相对集权的治理结构,而监督制衡机制效果不彰,无法有效地约束和限制权力,从而使高校腐败特征与政府腐败特征表现一致。从这个特点上来说,高校现有的治理结构和权力机制并没有体现出高校应有的独特性,其权力的运行机制也不足以控制腐败的发生。     

人格畸变会影响“一把手”腐败吗?——基于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

在单一制国家,既定的权力结构决定县域党政“一把手”往往在本辖区内发挥着领头羊的角色,在享有较多的权力和缺乏有效监督的不对称结构下,“一把手”发展成“一霸手”的现象容易发生。对此,文章基于人格畸变的心理视角,来解释“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为何有的‘一把手’官员的腐败行为以贪腐为主,而有的则主要表现为行事专断或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差异化腐败现象。文章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后发现,人格畸变与“一把手”腐败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效应。其中,交易型人格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催化最为明显,“经济寻租”在腐败行为中占比最高可佐证这一观点。其次,人格畸变具有多重、复杂交织特征,各类人格特质的关联性较强,表明由此诱发的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再次,“一把手”往往在其首个或第二个任期内落马,表明人格畸变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应纳入任职时间的情境中加以考察。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对今后关于加强“一把手”的廉政教育与监督工作实践,从人格畸变的矫正与预防角度提出了政策上的启示。     

“制度反腐”须谨防“制度腐败”——以高校制度建设为视角

制度反腐"须谨防"制度腐败"。制度腐败主要表现为:制度制定的走过场、制度执行的多变性、制度解释的随意性、制度内容的非良性。防范制度腐败要注意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民众法治意识,破除制度工具性理念,树立制度保障性理念。第二,实行基本制度的议行分立,严格制度制定的程序规范;实行执行制度的部门责任制,加强制度执行的民主监督。第三,进一步完善制度,确保制度的良好性;尽量细化制度,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空间和解释的任意空间。     

当前腐败呈现的新特点及防治对策——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当前腐败高发,并且具有典型的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十个方面。腐败的高发有其深层次原因,既包括客观方面的原因也包括主观方面的原因。防治腐败必须从完善制度体系、构筑有效的监督机制、对官员进行行之有效的廉政教育、借鉴国外反腐有益经验等方面入手。     

“小金库”在组织中的“正常化”及其预防——从集体腐败“过程模型”的视角

＂小金库＂活动通过制度化过程慢慢滋长并渗入宏观的组织结构和日常组织生活之中,通过社会化影响和合理化麻醉慢慢滋长并渗入微观的组织成员个体的角色认同与行为感知之中,两者彼此影响、相互强化,实现了＂小金库＂活动在组织中的＂正常化＂。因此,对于＂小金库＂的治理,一是预防比惩治更重要,二是防微杜渐至关重要。     

浅析中国式腐败困境及治理——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启示

中国腐败的根源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这个根源融合了传统文化因素和当今的经济因素,周遭的牟利诱惑无孔不入金钱意识横流,政治权力拥有者仍要恪守"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道德理想,这种主流文化的矛盾和混乱可能是当前中国官员遭遇的角色困境,是导致中国式腐败泛滥的深层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指出官员具有自利性特征,这为我们分析中国官员遇到的角色困境提供了思路,它推翻了传统文化对官员必须一心为公的理想化面纱,提示我们要正视官员的经济人性质,并启示我们要通过制度设计遏制官员自利性的膨胀。     

腐败行为及其治理选择——基于前景理论的研究

提出一个应用前景理论研究腐败行为的分析架构,考察腐败行为的特征、治理手段及其效率。研究发现,对于存在非理性偏差的腐败行为,加大惩罚力度的效果取决于行为人所受处罚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一定条件下存在"惩罚陷阱":加大惩处力度反而使行为人加大腐败投入,选择高风险的腐败行为,此时行为人存在极端的赌徒心态。一个弹性的惩罚制度等同于一个对腐败的边际惩罚递减的惩罚制度,会增加行为人的腐败价值预期,增强行为人逃避严惩的侥幸心理,加剧腐败行为蔓延。并且,弹性越大,行为人绝对风险规避度越小,腐败行为的收入预期越高,腐败蔓延的速度越快。高薪的激励效果则依赖于监督惩罚环境、薪酬支付体系与行为人的价值取向。对处于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冲突加剧,强烈冲击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行为人不患寡而患不均,提高官员薪酬的激励手段难以取得好的反腐效果。优化监督执法环境与公务员的选才机制是治理腐败的有效手段。     

政府创新的类型与特征——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项目的多案例研究

尽管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积累了大量案例研究,但关于政府创新的属性、特征与类型的认识和理解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利用"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五届共计100多个入围项目的内容分析,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特征与分布进行了经验研究。分析显示,管理创新、服务创新与合作创新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类型,而技术创新与治理创新的重要性在逐步提升。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获得创新美誉的比例多于西部地区,其次是中部地区。党政机构仍然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主力军,越来越多的社会团体和非营利组织也在加入创新的队伍。相比其他行政层级,地市和区县政府的创新精神更强。     

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研究——基于全国350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在当前中央强力反腐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政府干部的行政效能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关注。基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的350个"为官不为"典型案例,研究发现履职不力、缺乏担当是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的主要表现形态,扶贫、拆迁和环保等领域是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发生的集中区域。基层干部"为官不为"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自身主观意愿不积极、考核激励制度不完善和监督问责机制不健全。应该从增强个人修养、优化考核激励以及完善监督问责三个方面对"为官不为"现象进行规制。     

脱贫攻坚背景下的基层“微腐败”治理——基于对福建漳州实践的考察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深入开展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基层"微腐败"的治理。"微腐败"的生成机理既有利益驱动、传统宗族文化的渗透等内部滋生土壤,又有基层"微权力"失控、基层干部激励不足等外部因素。对基层"微腐败"进行治理,要阻断权力与货币的正向关系,弘扬与传承优秀家风,优化巡视巡查方式,配齐配强基层乡镇干部队伍,唯此才能加快脱贫攻坚进程,达到基层善治的效果。     

“案例造法”的限度——基于“贾国宇案”的分析

贾国宇案由于法院较好地把握了案例造法的限度,因而产生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应。案例造法应把握好的限度是:法官自己要信仰法律,并且通过裁判提升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以填补法律漏洞为限,并且要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只在民事法律领域内造法,并且要顺应现代法律的发展趋势。随着各级人民法院裁判的网络公布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案例造法将有利于形成案例竞争的市场,而案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更加明晰地发现成文法律的成就和瑕疵,进而为将来的立法完善提供一定的经验。     

从《反腐败法》看越南腐败治理的最新发展及特点——基于比较研究的视角

越南最新版的《反腐败法》在广度、深度、力度和维度上都具有较大幅度的调整和改进,其彰显的腐败治理内在逻辑与特点包括:更加注重“治法”,以系统完善的法制建设推动形成反腐震慑力;更加注重“治财”,以全面的财产申报与核查反制官员腐败行径;更加注重“治人”,以职权规范运行实现对公职人员的廉政制约;更加注重“治防”,以信息透明和多维监督相结合推动形成有效防治;更加注重“治责”,以制度构建促成权责自觉与交互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