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治传统嬗变视野下官员廉治方式的重塑

在对古代治吏体制进行批判与借鉴的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古今政治形态、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巨大嬗变,正是基于这些社会背景的更迭才促使我们在官员政治伦理培养和廉政监督模式、官员选任机制上面临着与古代不同的理念重塑和机制重构。立足古今治吏背景的不同,只有将古代治吏经验注入新的价值,在现代民主法治的框架内对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实现官员政治伦理与责任形式的重塑,廉政监督理念与模式的重塑,官员选任理念与模式的重塑,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才会为当下中国重塑官员廉治方式提供有益资源。     

中国古代官吏特权与重典治吏的思辨

中国古代官吏享有"特权"及"重典治吏"是当时社会的显著特征.在司法上,官吏享有特权的制度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重典治吏,可从两方面来理解,既有用刑之重,还应包括法规形式的多样与数量的庞大.这看似矛盾的二者,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调整对象,有着互相承接、互为补充的关系.当前的许多腐败现象可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吏的特权与重典治吏的相互关系中找到根源.     

中国古代的任贤思想——李洪峰谈古代廉政思想之三

廉政,在国家层面,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对官员个人则是一种从政品质和风范。廉政的思想观念,伴随公权的产生而产生;其相对固定和系统化,是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廉政思想集中表现为八个基本理念,即: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法治、勤政、节用、教化。本期重点介绍中国古代的任贤思想。     

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李洪峰谈古代廉政思想之二

廉政,在国家层面,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对官员个人则是一种从政品质和风范。廉政的思想观念,伴随公权的产生而产生;其相对固定和系统化,是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廉政思想集中表现为八个基本理念,即：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法治、勤政、节用、教化。本期重点介绍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     

论王夫之治吏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正>王夫之认为治吏"必严",而且必须"严于上吏",同时必须依托于法律、道德、榜样力量三条路径形成强有力的保障制度。王夫之治吏思想的借鉴、启示意义:首先,"任人唯贤"是清明吏治的活水源头。选拔综合素质比较高的官员将会极大地减少贪污腐败的风险和治吏的成本,并能够为     

我国先秦诸子的治吏理论和《资治通鉴》的总结

本文从先秦儒、法、墨诸家均重视治吏及其治更理论的异同，谈到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结合史实记述，比较全面地总结我国古代的治吏理论，尤其是儒家的治吏理论和实践。     

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李洪峰谈古代廉政思想之一

中国古代的廉政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的一脉清泉,源远流长,清净明澈,在今天,仍然极富教育意义,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中国政研会副会长李洪峰从中国古代廉政思想、廉政制度、廉政人物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廉政文化进行了梳理。本刊从本期始,特开设《李洪峰谈古代廉政思想》专栏,敬请读者关注。廉政,在国家层面,是一种政治文明形态;对官员个人则是一种从政品质和风范。廉政的思想观念,伴随公权的产生而产生;其相对固定和系统化,是在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廉政思想集中表现为八个基本理念,即：民本、德治、任贤、治吏、法治、勤政、节用、教化。本期重点介绍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刍论“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策

继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治理"为官不为"也提上政府日程。面对既要减少腐败存量又要遏制官员不作为增量的新形势,寻找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新路径就显得很有必要。分析"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主要是主观上责任认识不到位、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从严治吏新举措所形成的政治新常态以及来自群众和媒体的外部压力。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社会基础方面,应注重培养公共精神;制度环境方面,要堵塞公务员权责界定的制度漏洞;治理结构上,要强化人事行政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上,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刍论“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与治理之策北大核心

继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治理"为官不为"也提上政府日程。面对既要减少腐败存量又要遏制官员不作为增量的新形势,寻找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的新路径就显得很有必要。分析"为官不为"的发生机理,主要是主观上责任认识不到位、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从严治吏新举措所形成的政治新常态以及来自群众和媒体的外部压力。治理"为官不为"现象,社会基础方面,应注重培养公共精神;制度环境方面,要堵塞公务员权责界定的制度漏洞;治理结构上,要强化人事行政管理机制;资源配置上,要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腐败治理的主要经验、历史局限与现代传承

腐败治理的成效关系着国运兴衰,吏廉则治盛,政清则国强。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长河中,腐败治理被高度重视,前人积累了建章立制、突出惩戒、强化监察、重典治吏、完备考绩、涵养官德等丰富经验。这些经验蕴含着治国理政的传统政治智慧,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局限性而无法发挥其治本功效。中国传统社会的腐败治理经验有着广泛的民众心理基础,又与当前反腐治本之需高度契合,极富文化张力和生命力。对传统社会腐败治理的经验与教训,需要从持续推进高压反腐、不断完善制度法规建设、强化官德教育、创新党政干部管理等方面加以传承和发展。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及当今启示

本文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到的古代“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理念为背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该理念的内涵及它发生、发展和形成的途程。着重点在于探讨同该理念紧密相关的前贤们在以民为本与富民教民、法治与治国、德治与法治、为政与治吏诸关系上的经典论述,以揭示这些文化遗产对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治建设的镜鉴和继承的重大意义。     

完善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六条思路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从严治吏,通过党内法规建立和实施官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是从严治吏的集中体现。我国目前的官员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以2010年施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等为主要渊源。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完善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的思路应包括:在目标定位上,从加强对官员的管理监督向预防腐败转变;在规制对象上,逐步扩大到掌握较大较重权力的下级公职人员;在对报告内容的抽查核实上,逐步达到全覆盖;在对报告信息的掌握上,确保报告信息动态化真实性基础上的充分运用;在制度完善路径上,适时从党内法规向国家法律转化;在增强制度的威慑力上,从对报告信息抽查核实的关注逐渐转向公示公开。     

从严治党新常态下领导干部负面心态矫洽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良好的社会心态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十分重要。它是社会发展转型的‘软环境’,对社会变迁起着良性的能动作用。"治国先治吏,治吏必从严。领导干部的心态牵系着国家治理与改革进程。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政治生态的急剧变革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心理效应,领导干部队伍中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心态,一些负面心态逐渐显现并呈蔓延态势,全面剖析其背后的行为逻辑与深层机理,有助于从根本上重塑和涵养健康的政治生态,     

加强官德建设 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治国先治吏，吏治则国治。官德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谐。官德是官员所应恪守的职业道德，是官员工作生活、思想行为的规范与准则，是从政之道、用权之德。官员的道德程度往往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道德尺度。官员，代表着政府形象，其一举一动都具有示范效应，官位越高，效应越大。官德的任何缺失，往往都会通过权力的链条，产生放大效应，影响到整个官员群体的信誉，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     

治大国者先治吏

在中国历史上,为使官僚阶层能践行圣贤之道,端正权力行为,为老百姓做个好的道德榜样,实现以德治国目的,往往使用教育感化或严刑峻法的手段。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国,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的深刻历史内涵。要说中国社     

从严治党 重在治吏——习近平从严治吏、建设廉洁政治思想初探

<正>面对"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将重点放在"从严治吏"上,致力于建设廉洁政治,把从严治吏、反腐倡廉、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紧密结合起来:一方面强调加强执政骨干队伍建设,选好、用好、管好干部,使干部秉公用权;另一方面奉行对腐败的"零容忍",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 ,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在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 ,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至关重要 ,是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关键。古人云 ,“政者正也”,这说明 ,官吏的道德建设尤为重要。以往的统治者在讲“以德治国”时 ,其实是在治吏 ,其着眼点在官吏的道德建设 ,要求执政的各级官员仁义施政 ,澄清吏治。的确 ,在一个社会中 ,执政的官员首先要讲道德 ,我们今天讲“以德治国”也是…     

全面从严治党与“官德”建设

正一、全面从严治党重在全面从严治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下,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因为从严治党的重点和难点在从严治吏;从严治党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从严治吏的效果。"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党建党的最高原则,它的提出历经了从"治党"到"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过     

廉政建设要注重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腐败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共产党的性质能否保持、国家政权能否巩固、得来不易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能否胜利进行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反对腐败和廉政建设,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中国和世界反腐肃贪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反腐倡廉关键在于治吏,治吏的关键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国家前进的重大责任,必须认真倾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群众包括民主党派的监督。只有这样才利于国家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强调说,“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鉴于当前的实际,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制度,强     

从严治吏与选人用人科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吏的基本特点与基本启示

在"四风"与腐败问题现象背后,明显存在理想信念动摇、人格分裂、宗旨观淡化、群众观异化、权力观异化、责任担当意识不强等突出问题。究其成因,关键在于治吏不严或治吏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严治吏,明确好干部标准与好干部成长路径,致力于建立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呈现出自上而下以身作则、抓"关键少数"、从严从实真抓实干、严明规矩强化底线、强化制度建设、廉洁自律与依法治权相结合等显著特点。从根本上看,从严治吏关键在于选人用人科学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统一、对干部进行科学的分类管理、对于选任干部实行"组织提名、差额选举、民主选举"三结合,则是实现选人用人制度科学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