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武器;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传统哲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和最高境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以来,与以天人合一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结合,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天人合一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是凝心聚力,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战斗力。     

天人合一——乾坤两济与生态文明

古代人的智慧结晶"天人合一"是人类与自然永续经营的天然法则,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萌芽,它强调人与社会、自然的协调,并以看待"人"的眼光审视、关怀自然万物.     

先秦两汉儒家“天人合德”思想探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人合德”。“天人合德”为伦理道德价值提供了本体上的根据,而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儒家的基本思路是把对圣人、人君的期望和要求投射到天的上面,然后再让君主通过内心修养或外表效仿来达到与天合德,以增强这种要求的力量。     

"天人合一"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天人合一”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学派、不同哲学家那里,“天人合一”有着丰富的内涵。“天人合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与和谐社会有着许多契合点,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物化:论庄子天人合一的方式

物化指主客消融、浑然一体的天人合一的一种状态,也是其天人合一的方式。物化是一种审美状态。通向物化的途径有两个条件,一是去蔽;二是具有理性知识且超越这一理性知识。这两个条件是紧密相联的。物化是一种境界,是生命经历了"知识论"与"去蔽论"后所达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文化基础——基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思考

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有惊人的契合之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逻辑必然;建设生态文明是在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现实使命.因此,要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先进理念,着力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特色;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序进行,着力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特色;充分吸收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着力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民族特色.     

天人合一的哈尼族“年”

<正>所谓"年"是哈尼族生产周期的记忆,从古至今,哈尼族先民们主要从事农耕水稻生产,自然把水稻的生产周期视为年。生活在云南省建水、元阳、金平等县的哈尼族"糯比糯美"支系的语言里"一天"的发音跟"一根稻穗"非常接近,所以祈祷一年365天,就是祭祀年神——稻神。哈尼族先民们为了获得水稻的丰收,根据一年分三季,每季都要举行一次对农耕生产的祭拜。第一次是在冷季(十月至一月),为水稻播种之前,向神祈求水稻的丰收;第二次在暖季(二月至五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科学转化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丰富的环境保护观念,体现了其积极的思想内涵.同时由于它产生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我国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它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了人与自然冲突的一面;过于强调自然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忽视对自然规律和奥秘的探索.必须对它加以科学的改造,树立人天和谐新理念,既要热爱自然、善待自然,又要积极探索自然,有效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走向“无我之境”：中国哲学诠释学基本问题之一

中国诗学从人的情意出发、禅宗从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儒学从人的道德修养出发,共同达到这样的结论：人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虽然离不开主体性,最后却要消融这主体性于天道的客观性。中国哲学称这种主体性融化于客观性的现象为“天人合一”。由于以“天人合一”观念为背景,中国哲学诠释学对人能否通过语言把握形上本体以及语言如何去把握形上本体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乐观的。     

从中西文化特点的简要比较看儒学的价值

当今社会,文化霸权主义使得西方文化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们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未经仔细分析、商榷就直接引用的态度,使中国社会面临种种危机。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两方面对中西文化稍做比较,以引起人们对中国文化的重视,树立民族自信,使中国优秀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天人观”视域中的孟、荀“人性论”探究

＂天人关系＂是孟、荀共同关心的话题,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认为＂天＂是至善的,为＂人性善＂的终极担保;荀子提出了＂天人之分＂基础上的＂天人合一＂,力主＂天＂指自然界,并不关涉人性之善恶。孟、荀共同关注的重点是＂人＂,孟子从内在超越和可能性视角认为人性可能为善;荀子则从现实性和经验两个层面对＂人＂之恶与伪进行了逻辑推演。孟、荀对＂天＂和＂人＂的互补性诠释,丰富完善了儒家人性观。     

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张东荪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的一个分析

中西比较哲学之格式,不外三款:西化、并置、化西.晚清以降,谢无量、胡适、冯友兰所撰三部《中国哲学史》,虽不能说完全“抹煞”了中华哲学之特殊性,但至少对此种特殊性凸显不够.只有张东荪是一个典型例外.他旗帜鲜明地以金岳霖所谓“第二种态度”从事“中华哲学史”研究,始终不移地把“中华哲学”当作“中华特有的哲学”,把“中华哲学史”当作“中华哲学的史”.其《中国哲学史讲义》等著述,是一项专门凸显中华哲学特殊性的“中华哲学史书写”.此种书写之哲学基础,就是当时流行欧西的“知识社会学”,以及他本人“接着”欧西所创发的“知识文化学”.他用知识社会学“重写”中华哲学史,乃是中西比较哲学史上“并置派”的重要尝试.     

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的逻辑探析

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贯穿着一条内在逻辑:自身世界观思想未成型之前,以他人的哲学原则为前提来研究现实问题;随着对现实问题尤其是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他发现哲学原则的荒谬和无用,就离开"哲学的基地",转向"实证科学"研究。在马克思的"实证科学"中,"实证"强调研究"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基于实证研究历史而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就是"实证科学"。实证研究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诞生,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最终实现哲学革命。     

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的共时性

深刻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的关系,对于澄清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性质,正确界定其起点,有重大学术意义。通过深入思考、辨析,可以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其“哲学立新”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二者在时间上一致,将它们认定为先后发生或进行的两个事件或两个过程是不妥的。他的“哲学革命”的历程,绝不是在其“哲学立新”完成后才真正开启,而是与后者同时开启、同步进行和深化。马克思的“哲学立新”是一个过程,其“哲学革命”同样是一个过程,二者的起点完全相同。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深刻认识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及其特征,消除学界长期以来流行的所谓“马克思‘哲学革命’一次完成论”的消极影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推进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天人台一”与和谐文化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一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谓“天人合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所谓“人际和睦”;以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所谓“身心和乐”。其中,“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生态环境资源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     

从“哲学”到“实证科学”: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马克思从"哲学"到"实证科学",实质是反对从哲学原则出发,反对以"哲学"代替"实证科学"研究来获得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知识。"实证科学"研究立足于对"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进行研究。以这种方法来考察社会历史而形成的历史观理论即"实证科学"。马克思从"哲学"转向"实证科学",清算了最后的"哲学信仰",开创了从"人们实践活动""人们的存在"出发去解释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实现了其哲学革命。     

“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生态危机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结出的恶果。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今往古来"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古代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又与生态伦理学相关的一个论题。在这个观点中,老子第一次将"自然"作为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提出来,倡导人类应效法天地万物,通过体悟自然之道而指导我们的行为。这种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与今天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思维是契合的。对当今治理社会与环境问题有很大的指导与启迪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境界

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古代大凡有作为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史学家无不“究天人之际”。司马迁“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的精神流芳千古 ;张载“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倾倒古今无数有识之士 ;邵雍的“学不际天人 ,不足以谓之学”的直白更是道出了中国学人的崇高价值追求。古代有识之士为什么要用自己毕生的精力“究天人之际”呢 ?笔者认为 ,他们的为学和人生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天人合一”的宏大理想或为了达到“天人合一”的至真、至善、至美境界。　　一、儒家“天人合一”的崇高…     

矛盾的“一分为二”与“一分为多”

矛盾的"一分为二"和"一分为多"一直是哲学界讨论的热点。很多人认为矛盾就是"一分为二",可是这种说法太过绝对化,有的矛盾的确是"一分为二",但也有很多矛盾是"一分为三",甚至是"一分为多"。其"一分为多"也包括"一分为三"。这些概念在不同的领域和场合产生的层次和意义也是不一样的,不能随意替代。从不同的方面分析了"一分为二""一分为三"和"一分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