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本土化的研究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有其运用的理论基础、法律基础和适用范围,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些弊端。构建本土化的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制度,应该克服其在运用中的风险,完善前科消灭制度,丰富证据分类,并将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规则具体化。     

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并广泛应用于刑事案件审理中。一般情况下,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仅在法定例外情况下才能成为定案依据和质证对象,未成年人犯罪的审理就是品格证据规则主要适用领域。尽管品格证据在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但是与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一样,品格证据没有形成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研究介绍品格证据规则,需要结合未成年人立法司法实践,才能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改革创新。     

论品格证据——含义、现状与制度设计

品格证据在我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其原因之一是对品格证据的含义有误解。品格证据的“品格”实际上包含三层含义：声誉、行为倾向、以前发生的特定事件。品格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广泛，同时，我国的刑事立法也为它的应用创造了条件。因此，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给品格证据以合法地位，在未成年人案件、某些特定类型的犯罪案件中，以及特定的刑罚措施中，应当采用品格证据。     

品格证据的相关性探讨

品格证据是证据相关性的著名难题。基于“时间的消耗”和“保护陪审团需要”的考虑,英美证据立法确立了品格证据不具有相关性的一般原则。然而有原则便有例外,例如当被告人的品格成为案件构成要素时其相关性并不能被否认。笔者通过演绎推理的方式,以证据相关性一般原理为切入点,探究品格证据相关性这一难题,以为我国品格证据规则的构建提供法理依据。     

探析本土化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除制度的构建

在中央关于新一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也提出＂配合有关部门有条件地建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作为今后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已经被提上日程。对我国各地司法试点探索情况的比较分析,揭示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实践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探析轻罪记录消灭制度构建的相关问题,以刑法的最新修订动向为导向,提出构建我国未成年人轻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建议。     

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取证机制创新

目前我国有关收集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法律规定比较少,取证人员缺乏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取证知识,取证程序也亟需规范。因此,必须在确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取证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未成年人言词证据取证机制,建立未成年人言词证据的专业取证队伍和特别取证程序,并适当运用一些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取证方法。     

刑事审判中运用品格证据质疑证人的可信性

品格证据在质疑证人可信性的刑事审判中具有很大的运用空间.人类长期的观察和经验表明,人类行为具有重复性和模式化的特征,因此判断证人行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证人的品格.品格证据是指能够证明某些诉讼参与人品格或品格特征的证据,关涉到某人的道德品质和是非评价,应用到司法实践中,就是通过运用品格证据证明证人是否具有可信性来佐证案件的其他证据,帮助法官查明案情,准确断案,保障诉讼活动公平、公正地进行.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分析

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机制开展已久,《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这是对司法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回应与产物。文章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属于品格证据,该制度的完善对于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制度具有重大的价值,有助于未成年被告人的再社会化,有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社会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实现。     

品格证据在量刑程序中的运用

品格证据作为证明被告人性格特征、名声或者声誉、行为倾向和以前实施的行为的证据,对于评价被告人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再犯的可能性等事项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对被告人进行量刑时,应该充分地考虑品格证据,以实现准确公正的量刑。     

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品格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对品格证据进行释义与法理分析，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被告人品格证据的使用的演进历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就美国关于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立法与使用问题进行剖析；最后，以美国为借鉴，初步提出我国关于被告品格证据使用的设想。     

监检办案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监察机关,独立行使调查权,负责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工作,监察机关调查后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移送人民检察院依法审查,提起公诉,案件进入司法程序,自此,以刑事案件为载体,完成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衔接、监察程序向司法程序的转化、监察权力与司法权力的配合。但是由于两阶段工作各有侧重,《监察法》与《刑诉法》两部法律立法考虑各有不同,实践中还需要不断磨合,其中刑事案件的主体证据在两个阶段转化的过程中,问题较为突出,且会长期存在于监检衔接工作中,这是每一个职务犯罪案件调查、审查人员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试论以现场为中心收集证据及证据体系的建立

犯罪现场是作案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场所,在现场勘查中获取相关证据的基点就是犯罪现场。而以现场为中心收集证据就是按照现行的证据规则从不同层面获取诉讼证据,按照证据的类别进行合理划分,并以证据之间的内在规律构建不同的证据体系,进而完成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承担的职责。     

科学发展观与领导者系统整合力创新特质

实现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领导者具备系统整合创新能力 ,同时 ,领导者的系统整合创新能力又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障。文章从管理创新理论研究方面 ,第一次把系统整合力作为现代领导者创新特质进行探讨。文章揭示了系统整合力的三层基本内涵及其关系 ,论述了现代领导者应具备系统整合力的四点理由 ,提出了培养领导者系统整合力的四条途径。     

学校预防与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浅谈

本文从学校在未成年人社会化及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出发，着重探讨了学校如何预防与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对策，提出了一些预防与减少未成年违法犯罪的新途径。     

论证据制度中的衡平原则

诉讼法在基本价值是公正,作为诉讼法重要组成部分的证据制度,其基本价值也应当是公正。在诉讼法中,公正价值又体现为若干具体价值,衡平原则即是其一。在此原则指导之下,举证制度在确定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之后,通过推定的技术处理,就可适应社会中特殊存在的需要。衡平原则在我国证据制度中已有所体现,但有许多欠缺,针对这些欠缺,在引进外国证据法经验时应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现状;衡平原则的适应应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为保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提高法官的素质。     

论我国证据规则的改革方向与相关证据制度构建的几点设想

完善与证据规则相关证据制度,一是实行对使用科学技术手段侦破刑事案件的激励制度,以扩大科学证据在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应用范围;二是实行“侦鉴分离”、“勘鉴分离”的证据收集、认定制度;三是实行完善“专家证人”制度。     

论公安机关的公共性以及与阶级性的关系

公安机关的“公共性”是指公安机关的各项工作必须面向社会公众,公安工作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和公共安全利益,公安机提供的是涉及社会全体成员共享的公共安全产品和服务。加强公安机关公共性的研究有助于公安机关克服“自利性”,发挥公益性;克服公安机关片面追求政治镇压职能、忽视社会管理职能的片面倾向;有助于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观念和有助于确立警察权使用的公共性原则。公安机关的公共性与阶级性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比较与重构

社区矫正作为国家一项刑罚执行措施与罪犯瑰造制度,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作为社区矫正的特殊组成部分,通过社区矫正与未成年人服刑工作的结合,可以矫正未成年人的行为及心理。解决未成年人服刑问题引发的社会问题。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在立法系统性、管理制度独立性、对象适用广泛性、监管手段全面性等存在不足。可以借鉴国际社会未成人社区矫正经验,总结本土化的社区矫正谋略,探索地方实践模式,完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义务及责任承担

监护人对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不能当然转移给学校。监护人如果将其监护权利、义务及职责全部或者部分委托他人时,必须有明确的约定。不能基于学生进入学校学习的事实而做委托的推定。 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承担教育、管理、保护义务,而不是监护义务。学校未尽相关义务时,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适用的责任。学校承担责任,并不免除造成他人损害的未成年学生之监护人的监护责任。确定监护责任,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33条第1款。 学校与监护人责任之间是一种间接结合关系,二者应当根据过错程度或者原因力比例承担按份责任。     

论小股东的弱势地位及其法律救济——兼评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缺陷

股份合作企业的制度缺陷和无统一立法两个因素使企业的小股东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社会弱势群体的鲜明特色: 小股东没有知情权;有利于小股东的一人一票制的投票方式无法得到真正落实;一股一票制彻底剥夺了小股东的表决权: 小股东的权利救济难以保障等。制定《股份合作企业法》是保护小股东应有权利的唯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