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

<正>分类看待全球治理领域不同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世界各国或者相关国家在涉及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议题治理领域所形成的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这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往往通过具体的、正式的职能机构也即国际组织来实施和维护。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了从全球到地区层面的各种国际制度,分类看待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国际制度,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制度改制和建制进程中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当今     

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是否有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基础之上,国际秩序的原则理念和决策程序总体上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和精神。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主张建立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非零和性。在这样的秩序中,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都可以成为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更需要一种开放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国际政治秩序中,总的来说,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中国应积极地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推动国内的改革与发展,继续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它。     

国际社会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

国际社会是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通过与国际体系的比较,赫德利·布尔将国际社会界定为国家之间具有共同利益、规则和制度的社会,从而完成了国际社会的概念化,并通过与国际秩序的联系加强了其社会性。另外,国际社会又是一个并非个人构成、没有中央政府、缺乏共同文化、存在普遍冲突的社会,这是其非社会性的表现。由此可见,国际社会是介于社会与非社会之间的半社会。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既要承认国际社会概念的有效性,又要关注其实质含义的特殊性,这样才不至于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在国家外交实践中,既要通过共同利益、规则和制度促进相互合作,又要避免被国际社会的字面意思所误导而走进理想主义的外交泥潭。     

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规范塑造评析

塑造新的国际规范正成为中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重要内涵。中国塑造新国际规范的努力同时在全球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两个层面展开,前者包括全球安全型、政治型、经济型和环境型国际组织,后者包括中国主动融入和积极创建的地区组织。研究表明,中国重非正式机制,西方重正式制度;中国重进程,西方重规章;中国重软约束,西方重硬约束;中国重开放性与包容性;西方重封闭性与排他性;中国重多元价值基础上的任务导向型合作;西方重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责任分担。在国际游戏规则的重塑和议题重置过程中,中国应提升嵌入式议题设置能力,增加在全球和地区组织中的话语权,建立统一战线,推动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向各方共同参与的全球共治的方向演变。     

国际制度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国际制度是影响这种实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它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在海外实现的重要因素,这个国际制度有不同的种类,我们广义地讲包括国际的规范、国际组织、也包括一些无形的习惯,在支配人们的一些生活规则、安排。广义上的国际规范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们的国家利益的实现,既然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海外,那么出现这种情况涉及到的国际制度规范或起着促进作用,保障的作用,或起着妨碍的削弱作用,这些国际制度应当引起我们更加重视。     

试论国际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美国霸权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当今国际制度运行的内在动力、主体理念和多边主义协商与决策机制等国际制度本质特征的三个层面作为分析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互动关系的框架 ,从理论上探讨了当今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既协调又矛盾的互动关系。文章指出 ,在当前形势下 ,如何帮助美国从对外战略角度认识到“霸权的局限”和“霸权自我战略约束”的意义是管理国际制度与美国霸权矛盾关系的关键。     

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人道救援协调机制初探——以海地地震灾害中的国际救援为个案

国际人道组织由于所处制度环境或自身可支配资源的限制，在实施救援时往往独力难支。面对困难，相互协调、彼此合作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国际人道救援协调机制就是国际行为体之间为实现人道救援目标，就人员安排、物资分配、资金使用、政策执行以及后续工作的开展等相关事项进行沟通、磋商，基于资源相互依赖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     

国际制度竞争、利益分配与国际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转型的动力、过程和方向是政策界与理论界关注的核心议题。历史上的国际秩序转型通常以暴力方式实现,旧的秩序被完全推翻,获胜大国及其集团围绕自身利益建立一套新的秩序安排。在当今时代,暴力方式难以为继,新兴大国只能通过一些相对和平的手段改变既有利益分配格局,以此推动秩序的渐进调整。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制度竞争成为国际秩序转型的核心动力,崛起国寻求提升在制度体系内的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守成国则试图利用制度体系内的优势地位维护既得利益。崛起国的制度竞争策略包括改革既有制度、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和排斥守成国的制度,守成国针对崛起国的行动而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双方的制度竞争通过改变既有利益分配的不同维度来决定国际秩序的转型模式。当前,中国通过改革既有制度和创建新的包容守成国的制度实现了物质利益和规则主导权的提升,中美两国在国际制度领域的持续互动将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转型的进程。     

冷战后中国与国际机制的互动关系

关于国际机制的研究是当前国际政治领域的难点和热点。冷战后,随着中国与国际机制日趋全面和深入的接轨,国际机制这样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极强的问题,引起了广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浓厚兴趣和强烈关注。目前,理论界对国际机制的探讨、研究随着中国与国际机制实践关系的发展而日益深入、深刻和全面。但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这样两个基本倾向:其一,较多侧重于国际机制对中国的要求、制约和规范;其二,较多侧重于中国对国际机制的认识、参与和遵循。针对这种现状,作者尝试从中国与国际机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角度,研究二者互动的历史条件、动力、具体     

积极参与国际安全机制

国际安全机制作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对每一个国际行为体都发挥着作用。国际安全机制是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融人国际体系的必然环节。其次，国际安全机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中国外部安全环境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三，国际安全机制有助于协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行为，是避免崛起大国“安全困境”的重要途径。第四，国际安全机制是国际政治与安全中的一个重要权力来源，是中国增强实力、运用实力的战略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