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汇率义务与IMF职能——国际货币法视角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在牙买加体系下IMF的成员国有权选择汇率安排,有权确定和管理其货币汇率,但须遵守《IMF协定》所规定的义务,不得通过操纵汇率取得对其它成员国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为了防范各国选择汇率安排的自由可能给国际货币体系带来的危害,IMF强化了对其成员国的政策的监督职能,并辅之以相应的执行措施。《IMF协定》规定的汇率义务和IMF职权构成衡量IMF成员国汇率义务的基准,以此审视,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符合IMF的规定和要求,不存在汇率操纵。     

论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后的汇率义务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之后,中国对于人民币汇率安排是否需要承担额外的国际义务,需要从三个方面考查:SDR货币篮子的标准;SDR的职能;自由浮动汇率安排是不是SDR篮子货币的国际习惯法义务.SDR货币篮子的标准是IMF执董会遴选篮子货币的标准,并不对篮子货币发行国提出承担《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条款以外的额外义务;为履行SDR的职能,必须保持SDR货币篮子的标准;自由浮动汇率安排是SDR篮子中相关货币发行国的自发行为,它不构成国际习惯法.人民币可按照自己的需求采取《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的汇率安排.     

人民币汇率“操纵”的法律问题分析

在人民币汇率争议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能听到一种声音,指责中国的货币当局在操纵人民币的汇率。早在2003年美国国会的一次作证活动中,小企业协会的代表和学者就已经开始指责中国有意地低估人民币的币值,操纵汇率进而从其主要贸易     

论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

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市场、法治已经成为公法学者讨论社会变迁中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关键词。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市场机制的稳定与顺利运行，离不开一种由法律调控所提供的普遍秩序。法治作为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的积极作用。不同于立法和司法分支，“行政政府”在政府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承担了具体而繁重的任务，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必要手段也日益膨胀，与此相对应，作为法治核心内容的行政法治也经历了时空的变迁。控制行政权、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权成为现代行政法治的主要特征。这其中，美国的经验具有典型性。本文主要以美国行政法作用领域和方式的演变为例，探讨了行政法治与经济发展之问的协调作用，以期为中国提供某种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