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对象的复原力发展过程探究

运用质的研究方法，对上海市15名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深入访谈，根据复原力理论“过程说”的内涵，及“个人-环境”互动理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复原力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社区矫正对象经历了“正常生活——进入刑事案件流程——进入社区矫正——解除社区矫正”四个不同阶段，复原力发展过程具有阶段性特点并呈现出“原生期——剧变期——重建期——成长期”的复原力发展过程图式。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要建立以促进复原力发展为核心的服务理念，依托个案管理，依据社区矫正对象所处复原力发展阶段、个人特质等设定具体可行的服务目标，积极调动现有保护性因素，注重将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节点作为重要的介入契机，实施整合性、体系化的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服务策略。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之研究

对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应当与成年人分开进行。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源于未成年人特别、优先保护的需要,是国际准则与国内立法的具体要求,也是基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的考量。美、英、日等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模式对构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具有借鉴意义。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分开进行"分为矫正前、矫正过程中和矫正后三个阶段。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基于对南京盘城街道社区矫正司法实践情况的调研

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实践中成绩与问题并存。南京作为我国社区矫正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在长达7年的摸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反映了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内普遍存在的积弊。要使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首先解决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执法主体、矫正措施等制度性的问题;而从大的方面来看,社区矫正的构建,归根结底还在于对行刑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原则的贯彻。     

社区功能与社区矫正制度的完善

社区矫正是源于西方国家的一项司法制度,引入我国后,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社区制度性功能定位,社区矫正将会失去其原有的品性,最终演变为社区的矫正。当前实践中的社区矫正制度种种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对社区功能的误解,其根本出路在于重塑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情感基础的、能对其成员进行教化的社区。     

“第三部门”缺失语境下我国农村社区矫正模式——安徽省杜集乡社区矫正实证分析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城乡社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农村社区矫正具有自身的地域性特点,在城市社区矫正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第三部门"在大多数农村地区未得到很好发展。通过对安徽省杜集乡社区矫正情况的实证分析,探讨"农村第三部门"缺失语境下我国农村社区矫正模式,以提出可操作的对策与建议。     

论社区矫正制度与我国刑法的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在法律上正式确立了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关于社区矫正制度的规定仍存在诸多缺憾。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发展与推进,作为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我国刑法加以进一步完善已成为必然的选择。对于《刑法修正案（八）》中确立的社区矫正制度有必要从立法上作进一步的完善：一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为司法行政机关;二是应当在刑法中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目前试行中的＂五种人＂,即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以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三是应当在刑法中确立社区矫正前的社会调查制度,明确调查评估主体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及在刑事司法中的作用。     

完善我国社区矫正风险评估体系的思考——基于再犯危险的分析

社区矫正风险评估机制应当贯穿于判决前、入矫后、解矫前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应严格按照＂首要标准＂的要求,每个阶段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犯危险进行分析和评估。判决前矫正期内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基础,评估的重点在于社区风险的防范;入矫后的再犯危险评估是根本,以消除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危险性人格,不断提升矫正效果为目的;解矫前的再犯危险评估是关键,以实现社区服刑人员的再社会化为目标。     

社区矫正制度的经验借鉴和立法趋势

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继我国刑事法律中有关社区矫正内容的确立，加快研究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势在必行。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方向--社区服务

随着司法文明的演进,非监禁刑罚逐步取代监禁刑罚成为新的国际行刑趋势。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进行非监禁刑制度的革新,社区矫正制度是其中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社区服务作为社会矫正的主要形式,能够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有利于促使罪犯顺利地回归社会,并且对于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     

多位思索与深度检视:社区矫正制度研究综述——以2003-2010年CNKI期刊数据库的相关文献为素材

社区矫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欧美国家的一种非监禁刑,我国于2003年开始此项制度的试点。作为对实践的回应,我国理论界从理论基础、主体、适用范围、意义、模式、实践效果、问题、对策与域外实践等诸多角度对社区矫正展开了思考与探讨,部分学者所谈及的社区矫正的不可行性研究、未成年罪犯的社区矫正、社区矫正的社会参与等具有进一步探究的价值。     

社区矫正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社区矫正制度是与监狱内矫正制度相对应的一种行刑模式,是刑罚人道化和罪犯再社会化理论的制度结晶。兼顾社会的安全利益和罪犯的人权利益平衡,是国际上罪犯矫正的潮流,也是我国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研究社区矫正理论与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嫁接,社区矫正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定义的厘定,以及对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的科学选择,都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复归视角下中国戒毒互助型治疗社区的理念与干预路径探究——以深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为例

我国戒毒治疗社区实验始于20世纪末“美国戴托普治疗模式”在昆明的移植。随着戒毒者复吸率的持续上升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深化,深圳等地于21世纪初提出“无毒社区”概念,尝试探索治疗社区的本土经验。在回顾中国社区戒毒历程后,文章以深圳社区戒毒社会工作为例,探究社会复归理论下中国互助型治疗社区的理念与实务路径。研究发现,在戒毒者回归社区的自立自强中,需要积极建构互助型治疗社区的外部支持环境。同时,透过个人层面的激发改变动机、强化认知行为、重建支持性的家庭关系,以及环境层面的同辈互助、同事互助、自组织互助、正面文化营造等实务干预路径,社会工作可以协助戒毒者实现从“排斥”到“复归”。     

Explor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Path of Chinese Mutual Aid Therapeutic Community from View of the Social Rehabilitation

The experiment on the drug rehabilitation community in China started at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from 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US “Daytop Mode” in Yunnan Province. With the increasingly relapse rate of drug users and the deepen development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services, many places like Shenzhen hav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No-drug Community”, aiming to explore the indigenous experience on community treatment. After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community drug control work, taking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cept and path of the Chinese Mutual Aid Therapeutic Community from the view of social rehabilitation. It finds that external supporting system needs to be construc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rehabilitation. Meanwhile, by stimulating the changing motivation, strengthening cognition behaviors, rebuilding supportive family relationship on the individual level, as well as providing the support from peers, colleagues, and self-organization and positive culture on the environmental level, social workers can help drug users from exclusion to rehabilitation.     

论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社区矫正工作的路径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意义。社区矫正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新形势下,围绕社会管理创新,深入探索突破社区矫正工作的＂瓶颈＂、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研究

社区矫正执法队伍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区矫正执法队伍的范围、职权、身份、组织架构等,直接影响着社区矫正的工作质量。目前,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建设中存在着执法人员身份争议较大、社区矫正执法人员的权责不清、社区矫正工作队伍管理体制混乱等问题,因此,应借鉴国外矫正官专业职务体系的经验,建立专业的矫正官队伍体系。     

关于建立我国社区矫正官制度的思考

我国的司法行政部门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监禁刑执行的主管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领导和管理社区矫正无法律依据,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无执法主体资格。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是以社区矫正官为中心,广泛动员其他社会资源参与社区矫正,既保证了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性质以及刑事司法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又解决了社区矫正地域相对分散、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困难。     

论社区矫正中的民间组织参与

社区矫正的特征不应仅仅体现在矫正活动在开放的社区中进行,更体现在社会力量对罪犯矫正活动的广泛参与上。作为和谐社会的组成部分,社区矫正对象在某种情况下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构建一个有利于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网络势在必行。培育和发展社区民间组织,不仅有利于构建和完善社区矫正的社会支持系统,而且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质量和水平的提高。     

社区矫正本土化障碍因素的现实考量

社区矫正本土化是对外来先进行刑文化的一种移植过程,由于社会制度和法律文化背景的不同,这种移植必然困难重重,有成效评估和经验总结的不当、有法律文化结构内在冲突的阻滞、有本土化试验模式的不科学、有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社区矫正制度的抵牾、有认识上的误区与偏差、有自主创新的不足,等等。对这些阻碍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因素进行深入考量,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探究社区矫正本土化的实现路径。     

问题与路径:中国社区矫正前瞻

社区矫正被称为刑事执行领域的革命性创新。但中国固有的刑罚制度,使创新性的社区矫正,发展起来后劲不足。有鉴于此,论文对社区矫正与社区的关系进行了廓清,对社区矫正对象仅限于具有本地户籍犯罪人的现状进行了反思,并认为社区矫正内容迫切需要充实与革新。     

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专业化建设的思考

随着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社区矫正法》即将制订,社区矫正工作正在向制度化、规范化、职业化发展,迫切需要加快建立专业化、专门化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结合中国当前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社区矫正工作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主要是强化乡镇(街道)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设,探索建立县级社区矫正工作专门机构,扶植发展社区矫正的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