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路贷”犯罪罪数认定问题探析

“套路贷”犯罪触犯的基本罪名是诈骗罪。由于“索债”行为的多样性,同时又可能触犯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抢劫或绑架等十余种罪名。认定罪数既要立足于法益保护,坚持全面评价,又要注重人权保障,禁止重复评价,还要符合认知规律,做到整体评价。行为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设立虚假债务后,通过滋扰、纠缠、哄闹、聚众造势等非法“索债”,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择重罪处罚;通过虚假诉讼非法“索债”的,择重罪从重处罚;通过暴力、胁迫、绑架等直接“索债”的,诈骗行为升级为抢劫、绑架等重度侵财犯罪;在侵财犯罪之外侵害被害人其他法益,构成犯罪的,数罪并罚。     

论分裂国家罪的几个问题

本文立足于刑法规定 ,紧密结合司法实践 ,对分裂国家罪的构成特征、罪间界限及其罪数形态等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

转化型抢劫罪是一种常见的多发性犯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暴力型犯罪。但是,转化型抢劫罪在刑法理论界尚有一定的争论和分歧,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条款的规定比较原则和笼统,造成执法过程中对该罪名的理解存在一定的伸缩空间,使得对转化型抢劫罪适用条件存在争议。转化型抢劫罪有三个适用条件:前提条件、主观条件、客观条件。     

数罪并罚中的刑事立法政策问题探析

调高数罪并罚总和刑期,其主要立法价值就是要协调数罪并罚的总和刑期与最终确定的数罪并罚总和刑期两者间的合理关系,这首先应当遵循刑事立法政策的合理性原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数罪并罚刑期的调高与“死刑过重、生刑过轻”存在直接关系,但也不能由“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的缺陷直接得出数罪并罚刑期总和应当调高的必然结论。《刑法修正案（八）》修正数罪并罚总和刑期的结果,可谓是“重刑化”和“轻刑化”折衷的适中,是刑事立法政策在数罪并罚立法条款上的体现。     

泄露国家秘密犯罪刑事司法问题检讨

新刑法第398条未予以完善之前,该条所规定之犯罪的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应确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犯罪。该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特殊主体,其既未遂形态仅存在于直接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犯罪之中;其法条竞合犯只能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与“重法优于轻法”原则,分别适用特别法法条与重法法条定罪处罚;其牵连犯形态应当适用从一重处断原则定罪处刑。要对司法实践中的各种泄露国家秘密犯罪科学适用法定刑,必须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故意犯罪重于过失犯罪原则与从严治吏原则。     

惩办职务犯罪适用从重原则与刑法平等原则之关系研究

从重原则是惩办职务犯罪所提倡的 ,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虽有所区别 ,但按照刑法平等原则 ,在追究职务犯罪刑事责任时 ,不应因犯罪人的特殊身份而发生改变或增减。公私不平等观念影响着刑法平等原则在惩办职务犯罪中的贯彻。     

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

贷款诈骗罪是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对贷款诈骗罪与非罪的认定和处理常有困惑 ,从而影响对此类犯罪的惩处 ,因此 ,应正确认识贷款诈骗罪与借贷纠纷的区别以及贷款诈骗与票据诈骗的区别     

论数罪并罚可以适用缓刑——从解释论的视角出发

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是一个有较大争议的问题.持反对立场学者的立论依据是对数罪社会危害性的实质判断,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持类似立场.刑法解释应当贯彻形式解释优先的立场,对有利于被告人的刑法条文应坚持严格解释,不当地限缩解释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对于该问题应采肯定说,是否适用缓刑应依据刑法判断是否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符合的依然可以适用缓刑.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职务犯罪防控

现阶段土地流转规模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公权力的不当介入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机会。在反租倒包、以租代征、承包经营权入股等流转形式中基层权力主体的职务犯罪形态多样,这些犯罪行为具有主体复杂、手段隐蔽、阶段性明显、发现率低、查处难度大等特点。为此,需要从源头上加以防范,从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等方面加强对此类犯罪的防控。     

牵连犯数罪并罚问题研究

牵连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种罪数形态,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比较关注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牵连犯及其数罪并罚原则在国(境)外刑法中的地位,以及对牵连犯从一重处罚或数罪并罚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界的争论和当前立法与司法中的矛盾的分析,认为在我国应当确立统一的数罪并罚的牵连犯处罚原则.同时,笔者认为,为了对行为人准确定罪处罚,需要划清牵连犯与连续犯、想象竞合犯和吸收犯之间的界限.     

假冒专利罪辨析与质疑

目前 ,我国刑法学界在界定假冒专利行为时存在较大分歧 ,刑法对“假冒专利罪”的规定也存在不合理之处。为了有效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 ,必须在立法上予以修改和完善。     

“危害国防利益罪”中的若干概念辨析

新修订的《刑法》增设了一章“危害国防利益罪”。但该章中对于若干犯罪主体的概念：“军人”、“战时”、“破坏军事通信罪”、“公民”等未作严密科学的界定,给法律的适用带来一定的影响。“军人”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解释,应指具有“军籍”的人;严格、准确的“战时”是指“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部队受领作战任务或遭敌袭击时”。“部队执行戒严任务或处置突发性暴力事件时”,以“战时论”,适用于刑法分则第十章,其余各章,凡涉及“战时”规定的,应只适应刑法第４５１条第一款规定的诸种情况,而不宜扩大解释;关于“破坏军事通信罪”,其犯罪主体应包括“物”和“活动”两种形式,如果是“物”,理应包含于武器装备、军事设施之内,罪名不好确定。如果是“活动”,其罪刑设计就会出现遗漏,有必要对刑法第３６９条加以改造和补充。“公民”应指服现役和服预备役的公民     

单位应是抗税罪的主体——建议修改《刑法》第211条

刑法否定单位在抗税罪上的主体资格,导致刑法对单位抗税行为难以适用.否定单位在抗税罪上的主体资格,是出于恪守"单位不会实施暴力、威胁行为"的刑法理论.但是,刑法在走私罪、强迫交易罪等上并未坚持这一刑法理论.因之,单位不能成为抗税罪的主体的理由并不成立,刑法第211条亟需修改.     

强奸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文化观念和刑法规范的变化,强奸罪的实行犯应当扩大至女性主体;对于婚内强奸的行为,应当区分情况予以刑法评价;性骚扰、强制猥亵妇女的行为,与强奸行为的根本区别是行为人有无奸淫妇女的主观意图;在认定强奸罪的过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在对奸淫幼女行为归罪时,仍应坚持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标准;界定强奸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节,对于刑罚的准确适用具有重大意义。     

受贿型渎职犯罪罪数问题研究

当前受贿型渎职犯罪高发频发，对其并罚还是单罚，理论界分歧较大，司法实务部门也颇感困惑，严重制约了该类犯罪的查处。如何处理受贿型渎职犯罪，已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司法难点问题，如罪数判断的原则与标准；“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定位；“收受他人财物”在渎职罪犯罪构成中的定位等。依据罪则刑相适应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受贿型渎职犯罪应当认定为数罪并罚。     

论当前短信诈骗犯罪的特点及治理对策

近年来,短信诈骗犯罪虽历经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但其犯罪形式却更加"丰富,"犯罪手法更加"智能,"犯罪数量居高不下,在一些地区短信诈骗更是呈现出"打不胜打、防不胜防"的持续高发态势,而且由于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危害程度更加严重,危及群众的财产安全。短信诈骗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此类犯罪多发是社会管理不到位的集中表现,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为有效遏制短信诈骗高发势头,必须改变传统"为打击而打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被动模式,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从短信诈骗的各个环节入手,剖析制度漏洞和管理缺位原因,并从完善法律制度、规范社会管理、强化案件侦破、提高群众自防能力等多个层次,填补漏洞、斩断源头、阻断环节,寻求减少和预防短信诈骗犯罪的对策和途经。     

我国刑法中的罪过形式理论再分析－－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为视角

以故意的内部构造为视角,分析依不同的罪过形式理论而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不同观点,在对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质疑的同时,追问相应观点理论前提———行为标准说与结果标准说、处罚条件说与构成结果说,可得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的观点。     

解析九个第一的“昆明戒毒模式”

昆明市强制戒毒所组建二十年来，积极探索“以人为本”的禁吸戒毒工作新思路、新举措，长期开展戒毒工作，首创全国禁吸戒毒工作领域的九个第一。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并形成“昆明戒毒模式”，在国际国内禁吸戒毒工作领域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通过解析这一先进戒毒模式，以期提供学习和借鉴。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

绑架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暴力性刑事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罪中的诸多问题存在着争议,"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杀害被绑架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其罪数,一般共识是处断的一罪,这既考虑了司法价值判断,又考量了罪刑均衡的要求。     

论犯罪的“既遂后中止”——以危险犯为视角

在既维护法律逻辑,又符合刑事政策精神的前提下,应当肯定“既遂后中止”这一特殊的犯罪中止命题。但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在我国传统的危险犯定义之下做出的不得已选择,要彻底解决困境必须对传统定义加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