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积极利用主义

健康医疗大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为促进我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应该明确健康医疗大数据积极利用主义规制模式，解决积极利用与知情同意原则之间的冲突。我国立法应鼓励健康医疗大数据的积极利用，通过知情同意原则的灵活运用及替代性或补充性保护机制的引入，解决健康医疗数据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冲突，按照数据类型区分原则，对健康医疗大数据进行系统、适当的分类，明确原则性规定和例外情形。     

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的有限告知同意制度研究

对于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是否需要告知信息主体并征得其同意这一命题，法律规范呈现三种态度，司法实践亦呈各异形态。完全告知同意论未能正视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个人信息”特性，不具有逻辑自洽性与现实可行性，有违信息主体的意思自治。告知同意豁免论未能关注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非典型公共物品”特性，忽视了对人格尊严和自由的尊重，并会加剧对信息主体的侵害。有限告知同意论能准确契合双重特性，协调交易成本与安全保护的利益冲突，兼顾合法公开个人信息的社会公共面向和个人识别面向。有限告知同意论的具体展开应对合法公开个人信息衍生利用情形进行类型化构造，分别适用择入式和择出式同意，同时通过安全影响评估制度进行全周期风险调控。     

公共利益诠释

“公共利益”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内涵至今难以明确界定,然而还是能够找到人们对这一概念认识的共识。对于公共利益的形成及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利益予以特定化之后才能确定,不能仅从抽象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必须把利益归于特定的主体名下,才能具体地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要妥善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需要遵循。     

地理标志与地名商标的冲突及法律适用

地理标志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地理标志和地名商标的冲突 ,一方面是由五种地名商标的存在造成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现行管理体制的原因所造成的。为解决两者的冲突问题 ,在法律的适用上 ,要遵循知识产权法的一般原则 ,即保护在先权原则和公平原则 ;同时可以考虑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 ,赋予地理标志以独立的权利     

解读“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分析及其泛化防范

对于公共利益这个公法中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内涵的解读,学术界众说纷纭。然而,公共利益概念在公法学界和实践中的广泛应用让我们难以忽视对它的关注。文章即从公共利益的概念出发,重点关注对其内涵的分析以及泛化防范原则的探讨。文章指出,当我们试图探索确定公共利益内涵时,不能仅从抽象的角度来考察公共利益,而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利益予以特定化时才能确定。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找到防止因公共利益的泛化而给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途径。     

论隐私权在治安管理领域的诉求——以违法信息的公开为视角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条确立了保护隐私的原则,在治安管理中公安机关应当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侵扰。但是实践中,少数公安机关仍然将被处罚人的个人信息公开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正是治安管理权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公安机关在违法信息的公开中,应以实现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的平衡为途径,通过建立和完善违法信息公开听证制度与违法信息查询的期限制度来对违法信息的使用及保护加以规制。     

论民法视野下人体医学试验损害的救济

人体医学试验不应因其具有公益性质而漠视受试者的权利。为了保护受试者的利益,研究者和受试者订立的知情同意书应该视为合同。试验过程中,受试者受到人身损害,可以选择向研究者提起违约之诉或者侵权之诉要求研究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无论选择违约之诉还是选择侵权之诉,均应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受试者的自冒风险行为可以作为免除研究者民事责任的事由,当然,研究者和受试者也可以就受试者自冒风险行为所招致的损害约定分担。     

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存在差距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在覆盖面、筹资水平、卫生资源分配、运行效果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要改变医疗保障的二元结构,必须从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逐步消除我国城乡在医疗保障方面存在的差距。     

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中的利益平衡

由于传统知识保护问题的国际讨论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国内立法保护本国利益是各国目前的最佳选择。我国现有立法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远远不够,而其中对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尤为紧迫。国际社会提出并实践了知识产权、事先知情同意、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制度,在这些制度设计当中,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利用者利益与持有者利益之间、持有者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以及持有者内部利益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冲突,它们都需要利用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来调和,采取放松程序限制、限定保护对象范围、设置强制许可制度等措施,多管齐下,力求生物资源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立法能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论技术措施与合理使用制度之法律冲突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促使版权法把技术措施纳入其保护体系之中 ,但随之也使原有的版权领域的利益平衡被打破。对版权人利益的过分保护 ,必然会侵害社会公众的合法利益 ,技术措施与合理使用制度的冲突不可避免。我国版权法应在保护版权人技术措施权的同时 ,规定其限制与例外 ,以解决其与合理使用之冲突。     

论取水权的物权化

关于取水权是否为一种稳定的、既得的财产权，主要有两种观点。赞成者只考虑了对财产权合法预期的保护，认为取水权应当物权化，因而可以将其定性为准物权或用益物权。反对者只考虑了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认为取水权不能物权化，因而将其定性为债权或者公法上的权利等。为合理平衡财产权合法预期的保护与公共利益的有效实现之间的矛盾，应根据水的用途将取水权区分为可以物权化和不宝物权化的取水权。应当根据水量的变化以及个索的实际情况，原则上对于必须无条件保护和城乡生活用水等必须优先保护的取水权，可以物权化，而对于其他用水，是否应当物权化，应随公共利益保护需要的程度而定。     

个人征信体系中知情权与信息隐私权平衡的原则

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是现代信用经济发展的基础。以个人信用信息为中心的个人征信体系带来了授信人知情权与被征信人信息隐私权的冲突,平衡二者的冲突是个人征信立法的重要任务。法律原则是法律制定与适用的指导,所以,在利益衡量、权利协调、比例、人格尊严原则的指导下,个人征信法律制度将会逐渐趋于完善。     

论公司与股东的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中的老问题,就公司、股东外交保护问题来说,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努力实现两大目标:其一,对于外国在我国国内的投资,要依法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出现纠纷,要立足国内法律体系给予救济,防止其母国滥用外交保护;其二,我国的企业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我国的海外公司企业遭受损害之后,也要积极利用外交保护规则来保护我国海外国民的权益。     

论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

在中央层面统一立法缺位现状下，明确政府数据开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有益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实践开展与相关法律制度构建。确立基本原则应当依据以下三个标准：促进公众对政府数据资源的再利用，符合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的目标定位，满足数据安全保障的要求。基于该标准，数据安全保护原则、需求导向原则、数据质量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应被确定为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原则。数据安全保护原则旨在管控数据安全风险，保障数据开放与利用在安全可控前提下进行。需求导向、数据质量、自由使用三项原则围绕数据、开放和利用三个关键环节展开，为数据可用性提供根本保障。政府数据开放对公众参与的强依赖性使公众参与成为一项基本原则，进而推动公私合作治理的数字政府改革进程。     

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价值冲突及其整合

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价值目标是多元化的,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冲突,其突出表现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秩序和自由价值取向、秩序和正义价值取向、正义和效益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等方面。为解决这一矛盾,本文提出了整合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价值取向冲突的主要原则,即正义价值至上原则、兼顾原则和平衡原则。     

书信作品著作权反思———从“钱钟书书信拍卖纠纷”谈起

信上蕴含了“作品”“隐私”“财产”“文化遗产”等多种法律价值,因此,其在世界各国著作权法中具有特殊的法律地位。我国著作权法没有对书信予以特殊规定,其多属于文字作品及未发表作品范畴,不仅书信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难以适用,且其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期限、公众知识获取、隐私权等制度间的冲突亦不易协调。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我们应借鉴国外立法例把书信作为“特殊作品”予以规定,并专门构造其发表权制度,以协调其间的价值冲突。     

浅论医疗行为中的同意权

对于医疗行为的同意权。应以在医方充分告知的前提下由患者本人行使为原则，这是尊重患者人格自主决定权的必然要求。在患者本人同意不可能的情况下，应在患者最大利益原则的指导下，对其同意权作出妥善安排，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患者的利益。     

民法典编撰对医疗代理决定刑法效力的影响

《民法总则》在“监护”的内容中，明确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增加了“意定监护”等新规定。《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代理正由“法定主义”向“意定主义”转变。对无“自我决定”能力的患者实行医疗行为，除满足“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外，还要具备用以替代“患者的知情同意”的“医疗代理同意”这个要件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依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此时的“医疗代理同意”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患者家属的同意”，也不应是“医务人员的同意”，而应当是最为接近患者真实想法的“患者的推定同意”。     

公益征收补偿理论问题探析

公益征收补偿理论关系着公益征收补偿制度的构建.我国公益征收补偿的理论基础是财产权保障和特别牺牲理论,补偿原则是公平补偿,并应通过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等机制解决补偿纠纷.     

人类“公共利益”正当性的探求与“公共悖论”的有效化解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价值两难",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实践的常态,是受生存规律的制约而形成的人类不得不面临的基本现实;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向具体个体的共同福利转变的过程。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通常表现为所谓的"公共悖论":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之间的冲突;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