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服务产业治理机制与治理绩效的实证研究——以广东地区企业为例

基于文献研究,构建节能服务产业治理机制与治理绩效的关系模型,并以广东地区企业为背景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对节能服务产业治理总体绩效和不同维度因子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对节能服务产业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合同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交互作用对节能服务产业治理绩效也有显著影响。     

政府绩效评估的执行偏差与政策控制:一个网络化治理的分析框架

政府绩效评估秉持了公共服务质量的综合性评判,是国家治理以政治理性服务于技术理性的一种绩效价值证成。评估执行偏差凸显了传统绩效治理与政策供给的偏误效应,央地府际合作的政策制定与网络化运作塑造了绩效评估政策的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与央地公共资源竞逐的配置结构制约评估政策的有效执行。传统时期政府绩效评估的治理悖论主要表现在价值取向与评估措施对接的错位,绩效评估的推进程度与价值期待尚存差距两个层面。从"政策、结构与行动"框架审视政府绩效评估执行偏差的网络化治理效应,需要形成评估政策执行偏差矫治的网络治理合力,消解绩效评估归因偏差与供需匹配失衡的政策执行悖论,建构评估治理的网络监测技术系统,实现跨区域的信息协同治理。     

交易治理机制及关系治理与绩效关系研究——基于157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实证分析

理论和经验表明,农产品交易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要素均会影响交易绩效,但缺乏实证计量的支持。本论文在交易治理理论的基础上,以湖南、河南、陕西、广西四省157家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加工企业的视角,探讨了企业与农户交易关系的不同治理机制及其对绩效的影响,证实了关系要素对企业综合绩效与质量绩效的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提出企业绩效提升的对策建议。     

互联网版权治理中的“自治”与“管制”协同

在互联网产业主导版权产业的格局下，我国互联网版权治理逐渐形成“行政管制”主导“行业自治”的治理模式。在互联网业态日趋复杂的新阶段，该模式因过度介入行业自治范式，持续引发争议。行政管制模式的治理边界，应局限于著作权法上公共利益范畴之内并克制其泛化解释的趋势，区分一般竞争行为与损害公共利益行为。同时，应限定行政介入的程度，理性区分“无需干预”的市场竞争与“需要治理”的市场乱象，尊重产业主体对许可模式的选择以及过滤机制适用的取舍，为其探索新型商业模式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提升政府执行力的思考

国家治理现代化重在提升制度执行力。政府作为制度执行主要主体,是提升制度执行力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制度执行力不断提升。但在制度执行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执行主体执行意愿不强、执行时效迟缓、执行精准度不高和执行绩效打折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度设计不够科学合理,执行主体综合素质不够高,体制机制不健全,执行环境欠佳等。要提高制度执行力,需做到:提高制度设计的科学性;提高执行主体的能力素质;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执行机制;优化制度执行环境。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研究

家族治理模式是指控股家族直接或间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家族成为企业治理系统中的重要影响力量的治理模式。家族治理模式可分为传统家族治理模式、混合家族治理模式和现代家族治理模式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家族治理模式各有其适用范围,将长期并存,同时它们又是家族治理模式从初级到高级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促使家族治理模式从低级向高级演变可从企业内部和外部制度环境两方面入手。     

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初探——以成都市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村民议事会为切入点

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主要有别于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职权干预的传统村级治理模式,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等方面赋予了新内涵.成都市近年来在探索基层社会管理和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建立了以村民议事会为载体的新型村级治理机制,以此为切入点,就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以村民议事会为代表的村级治理模式以及民主化村级治理模式的设想等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和谐社会建设与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包含有多重治理结果要素的理想境界,最终要靠以政府为主导的和谐治理来实现;实现社会和谐治理,关键是建立一个体现精简、统一、效能原则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治理模式。因此,应将以宪政民主为政治基础的合作型政府治理模式作为实现和谐治理的基本体制选择。这种模式在中国生长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可从时代诉求和现实基础两个方面得到论证。结合目前实际,我们提出了这一模式的初步构建方案。     

社区治理三要素与三种模式——以深圳为研究范例

政府、企业、公民是社区治理三要素,三要素的良性互动是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由于不同社区、不同时间内各要素所呈现的作用的强度差别较大,因而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又分为居民参与型、企业主导型和行政引导型等三种具体模式。三种模式各有特点,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推动这些模式的运行和发展。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公司治理中政府角色要解决的三个核心问题

本文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基础,分析公司治理中的政府角色问题,将公司治理视为公共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政府对建构良好的公司治理框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既要积极履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发挥公共服务者功能,更要充分行使国有资产监管者权能。政府是勾连公共治理与公司治理的桥梁,政府通过政治控制、行政配置、经济计划、制度供给和行政执法等手段,谋求良好的公共治理,为公司治理营造适宜的经营环境,以公司治理的良好结构和绩效为政府善治和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模态、张力与调适：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应用场景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素，建立在场景要素基础上的场景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新场域。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分别构成了场景治理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内核。与既有的城市治理模式相比，场景治理具有敏捷治理和价值共创的比较优势。行政主导是当前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建设的主要模式，场景要素化、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规则化构成了行政部门推动场景治理的核心机制。行政主导在解决应用场景资源整合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的作用空间，未来需要通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调适行政主导场景治理的内在张力。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研究——以ZC地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涉案企业合规治理为例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案件的行政和刑事双重违法性是检察机关主导企业合规治理的理论基础，以促进矿山企业生态修复为主要内容的高质量办案是检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的实践基础。针对H省ZC地区存在的部分矿山企业破坏环境资源问题，以涉案企业合规治理现代化发展趋势作为理论基础，以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借鉴国内外企业合规治理模式，探索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企业行政合规与刑事合规治理方向，制定“检察主导、多方参与”的环境资源保护领域企业合规治理对策，可以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企业合规治理本土化、现代化提供可行路径。     

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与完善

目前我国民营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绝大多数采取家族治理模式,这有其客观现实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明显的缺陷,制约了民营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民营企业治理结构创新与完善的关键是改善产权结构、建立公司治理模式、完善规章制度、形成科学的管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实行现代企业制度。     

减少层级与打破矩阵：城镇化进程中城市治理模式新设想

当前城市治理模式呈现出层级较多、矩阵型治理架构以及主要依赖政府管理的特点。层级较多导致治理效率低下、成本过高；矩阵型治理架构造成权责分散、政出多门、体制僵化；主要依赖政府管理导致其它治理主体力量微小、作用难以发挥。这些问题已造成现有城市治理模式日益陷入改革发展僵局，难以改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亟需探索新的城市治理模式，通过顶层设计建立创新行政管理、降低行政成本的设市设区模式。新的城市治理模式应减少治理层级，将治理架构由矩阵型变为网络型，同时充分发挥其他治理主体的作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还将以增量带动存量，推动已有城市治理改革。     

社区治理中的“新行政化”问题及其超越

伴随当前社区自治的兴起，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了与分权预期相背离的“新行政化”倾向，并表现出潜在化、项目化、间接化和结果导向等不同以往的典型特征。究其根源，“新行政化”问题的产生与计划经济时代行政体制的遗存，政府主导性的过度转移，社区治理评估的标准缺位等因素密切相关。“新行政化”问题的存在已经对社区治理成效，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以及居民社区意识的培养产生了消极影响。而通过真正转变治理理念，正确定位各参与主体的关系，协商建立治理规则，将成为超越“新行政化”问题的关键举措。     

政府绩效评估何以催生基层繁文缛节负担?——基于多层级治理视角

政府绩效评估以“结果”为己任,力求破除繁文缛节、实现绩效改进;然而在基层治理实践中,考核评估行为反而成为繁文缛节的诱因,产生沉重的规则负担和行政成本。本文从目标设置、过程监测和结果利用三个维度,分析政府绩效评估如何在多层级治理情境中催生基层的繁文缛节：第一,绩效指标在压力型体制中层级分化,规则类指标取代结果类指标成为基层的中心任务;第二,多层级信息困境导致督查巡查成为关键监测方式,将规则类指标进一步变现为基层政府的行政负担;第三,负向激励和满意度评价的不可控性扭转了基层政府的行动逻辑,以繁文缛节规避问责风险成为其策略选择。基于此,未来政府绩效评估应从优化内部反馈机制、推动外部有效参与和精细化管理等方面调适改进。     

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途径

1．舍弃基层法院行政审判管辖地位不可取 为了避开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而舍弃基层法院在行政审判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制度设计理念是不可取的。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基本共识：基层法院适于也成当承担第一审行政案件的一般管辖。要确保基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行政审判权，应当为其提供外部体制上的保障，将党委对法院人事任免的事实决定权，     

电子政府与政府治理范式创新

电子政府把工业化社会的官僚制政府范式变革为新的政府治理范式,改变着行政组织结构、 行政业务流程、行政权力结构。信息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特点在于:无缝隙的政府治理、以公众为中 心的政府治理、交互性的政府过程、“一站式”政府服务。建构电子政府的治理范式必须从国家统治向政府 治理转变、创新公共服务程序、建构电子政府绩效评估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