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钓鱼岛屿主权的国际法分析

本文从中日对钓鱼岛屿主权之争的依据人手,分析了日本对钓鱼岛屿的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及以往国际法院判例所确定的原则,并明确了国际法在解决中日钓鱼岛屿主权之争中的作用,阐明了中国对钓鱼岛屿所拥有的无可争辩的主权。     

国际法视野下的钓鱼岛争端问题

中日两国针对钓鱼岛问题的争议不断,双方均主张对其的主权。本文通过对《日本关于钓鱼岛列屿所有权的基本见解》内容的分析,以国际法为视角,采用归纳、实证与历史分析等方法系统论证,提出中国对钓鱼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及在东海大陆架划界问题上中国提出的按照"自然延伸"原则进行划分更具合理性。     

美国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对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关日安保条约》是美日同盟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条约的多次修改，美日同盟不断巩固强化。近期美国出台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钓鱼岛条款是继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钓鱼岛表态以来立法系统首次表明态度。美国对于《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的态度由模糊走向明确，这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不无关系。利用钓鱼岛争端制造可控危机进而造势借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策略，这将加剧钓鱼岛争端解决的复杂化，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分析这些影响，有助于探索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钓鱼岛争端的由来

钓鱼岛是沧海一栗,但它情系两岸三地、宇内海外。二战后钓鱼岛和日本成了美国远东战略的棋子,而日本对其资源势在必得。1971年美日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划入归还区域, 遭到中国强烈抗议。1972年中日同意将问题挂起来。日本却对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进行监视。中国绝对不会放弃其主权。     

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分析——从国际文件的角度

条约是国际司法机构在解决领土争端过程中所考虑的首要因素。纵观与钓鱼岛主权争端相关的各个条约,这些国际文件或采用模糊性的规定,或刻意避开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因而并不能成为我国主张钓鱼岛主权的有力证据。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报刊媒体的“琉球观”研究

日本诉求钓鱼岛是基于主张该岛屿属于琉球群岛的谬论,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琉球群岛归属问题就引发了中国报刊媒体强烈讨论,形成舆论界的“琉球观”。通过分析与考察该“琉球观”,可以发现：舆论界强烈主张琉球群岛应该归还中国,充分意识到琉球群岛的战略地位,爱国民族主义和前瞻性认知应予以肯定;但受限于时代局限性,“琉球观”不能科学地认知琉球群岛的区域差异性和地理划界,这也造成了对钓鱼岛的叙述存在错误之处。作为中国研究琉球问题肇始的“琉球观”历史书写,不仅奠定了“琉球再议”的历史舆论基点,而且有助于认识钓鱼岛问题的历史根源,可以为当前中国讨论琉球问题和诉求钓鱼岛主权提供历史基础。     

日本“钓鱼岛列岛国有化”的法律应对

从现代国际法主权的认定依据来看,钓鱼岛列岛自明代中期后已成为我国领土,其间我国曾因《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而于二战结束前丧失对钓鱼岛主权,但是,二战结束后,我国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之规定又重新享有.1971年日美《琉球归还协定》的范围应当仅限于琉球群岛而不包括钓鱼岛.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国际法院的相关判例,钓鱼岛因其自身特殊的地理条件不适宜拥有专属经济区,在中日海洋划界上过多地考虑钓鱼岛可能会使主权纷争愈演愈烈.作为“中界岛屿”的钓鱼岛在海洋划界时原则上应当被视为“部分效力”或“零效力”,忽略钓鱼岛的海洋划界效力,更有利于中日双方解决钓鱼岛的主权归属.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发展与钓鱼岛争端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经历了调整阶段和强化阶段,钓鱼岛争端随着美日同盟的紧密而逐渐升级。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美日两国因相互利益在钓鱼岛问题上密切配合。中国一方面应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中日之间的相互钳制,不会为日本夺取钓鱼岛冒风险;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同时做好应对钓鱼岛危机的军事准备,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基础和保障。     

从钓鱼岛冲突看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2012年4月,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将于年内购买钓鱼岛。到7月24号,日本启动钓鱼岛＂国有化＂程序。自此钓鱼岛危机开始全面扩大。面对日本方面的错误挑衅,我国政府多次进行抗议交涉,宣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并且派遣海监船抵达中国钓鱼岛外围海域,随后在9月16号决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大陆架划界案。我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危机处理。而在政府进行钓鱼岛危机管理的过程中,与以往所面临的外交危机情况所不同的是,国内大量的公民参与。如香港保钓人士登岛宣示主权,但遭到日方扣押。还有9月16号,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各大城市大规模的游行抗议活动,包括北京、上海、武汉、郑州、长沙、西安等城市。但在活动中出现了打砸抢的不良现象。可见,我国政府在危机管理中并没有十分重视公民参与的作用,公民参与多是自发的。因此怎么协调公民参与,使群众力量发挥作用,防止公民参与的无序混乱也是政府危机管理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应该对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问题加以研究。     

钓鱼岛海洋权益的维护

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引发了人们对钓鱼岛海洋权益的思考,为更好地维护我国钓鱼岛的海洋权益,我国政府要加快制定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建立强大的现代化海上力量,从整体上维护我国海洋的权益。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