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会”与“公共性”——哈贝马斯与马克思论“公共性”

"公共性"理论在哈贝马斯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论中皆具有重要的地位。哈贝马斯将"公共性"概念定义为一种政治文化范畴,并借助于批判公共性的资本主义表现形式,确立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理想类型,藉此探求能以此种公共性为体现的未来社会之存在可能。马克思将公共性理解为一种哲学范畴,并将其纳入历史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马克思指出,真实的公共性的最终实现,不应该指望其在精神领域之中自我生成,而应该通过改变财产的私有制度,终结这种制度所具有的隐蔽的压制,释放出被其所束缚的社会生产力,并通过世界性的交往而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而实现。     

对劳动法律制度“公法私法化”趋势的重新解读

＂公法私法化＂是社会法法律部门发展趋势的一个方向,而劳动法作为社会法的一分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呈现出＂公法私法化＂的特征,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文以我国劳动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为出发点说明当前的＂公法私法化＂趋势在中国的发展,纠正对劳动法律制度的单纯认知,重新解读当前劳动法律制度＂公法私法化＂趋势,以完善公权力对劳动者的私权利保障提供建议。     

刑事诉讼的“公法私法化”现象研究

刑事诉讼自古罗马就属公法范畴,然而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和诉讼法制的发展,刑事诉讼中的"公法私法化"逐渐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2012年我国刑诉法修改时确立的刑事和解和附条件不起诉,就是这种现象的典型表现。尽管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事物,但是这些私法化的刑事案件处理方式,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为探究这种法现象的发生规律,笔者通过研究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发展过程中"公法私法化"趋势的内在诉讼机理和外在制度动因,来揭示这种现象在国家制度层面发生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     

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逻辑——权利与权力的“非零和”博弈

从领域划分的空间维度上考察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逻辑,人类历史演进历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公权力与私权利不断排列组合的历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零和博弈导致政治认同走向失衡与异化。如何促进权力与权利的非零和博弈,使得公私领域达成合理互动与和谐,是政治认同建构的空间轴心逻辑和重建当今社会建设的政治基础,也是全球化时代重塑政治认同的必要考量。     

应急机制中政府与社会角色定位——以公法私法化为视角

张珏芙蓉在《湖湘论坛》2012年第2期撰文认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公共危机频发,全面建设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是目前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跳出强政府——弱社会模式,重新定位应急状态中政府与社会的角色与分工,公法私法化的背景下,私法相关原则及基本理念的运用,为行政权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也为我们分析解决当代社会管理中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论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与挑战——兼议与传统公共空间的比较

网络公共领域具有参与成本低廉,信息丰富而且容易搜寻,是一个自由、平等而利于审慎思辩的交流互动平台,提供了一个实践协商民主的机会.但是学界对于网络公共领域在广泛的参与、意见极化以及公开承担责任等方面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仍然抱持疑虑.但通过对比分析从历史发展以来三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可以看到,网络公共空间不是毫无缺点,但它所作为目前最具有发展特性和潜质的新兴媒体,某种意义上比传统的公共空间更加有机会完善自己,成为一个理想的民主协商公共空间.     

先秦儒家“崇公”观念公共性的反思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主流代表即先秦儒家所力倡的"崇公"观念在规范个体行为、维系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等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从现代公共性的视角来看,其存在"公而不公"的内在缺陷,其长期流变限制了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对于我国公共领域的形成、民众公共意识的形成和公共精神的培育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从现代公共性视角对先秦儒家的"崇公"观念进行扬弃,首先要在理念层面进行"私的官"与"公的民"的双重价值调适,其次要在实践层面培育独立、成熟与理性的公共领域。     

农民工保障是建立社会公正的基石——兼驳“改革代价论”

农民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见证人和建设者,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从基本权益的实现程度上看,农民工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落实。保障农民工权益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志。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缺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反映,是劳动异化的表现,违背以人为本的要求。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问题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焦点问题之一。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我国需要以维护全体公民的权益为根本原则,逐步建立严密的法律体系,将社会保障纳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从而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机制。     

权力边界与职责担当:文化治理的“三元”主体格局建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维护公民文化权益的重要载体。协商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在"广泛多层制度化"实践中,其"平等""包容"的价值诉求、"交往""商谈"的实践特质和"批判""整合"的思维取向,契合了我国文化建设中"多元治理"的改革诉求和时代趋势。本文提出在打破"全能政府"和"超级保姆"的同时,构建"政府—社会—市场"三元文化治理主体格局,以保持三者权力结构与作用边界的动态平衡;并以协商民主的"宪政体制"框架、"双轨制"机制和"公共理性"原则为导向,以控制政府权力、培育社会组织、规范市场力量三大维度为切入点,界定各治理主体的外在权力作用边界和内在职责担当,最终实现"强公共领域""弱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提升文化治理的整体管理效能。     

中国文学批评怪象批判——兼驳“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

无论是从当下文学的创作现状还是文学批评的现状来看,陈晓明教授所提出的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观点,都是无法立足的。陈晓明教授的这种无视中国文坛创作衰微现状的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与其倡导的文化主体性一道,恰恰透露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长城心态——对外来文化的禁锢和拒绝。我们应警惕这种批评方式,建立起有尊严的批评。只有通过重建批评的抵抗机制而重建其社会有效性,当下中国批评才能走出我们这代人的宿命的阴影。     

评中美人权之争——兼驳“中国人权倒退论”

3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自1991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来第七次发表白皮书阐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观点。该白皮书以大量的事实,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进展,是对美国散布的所谓“中国人权倒退论”的有力驳斥和回击。     

公法社团:中国三农改革的“顶层设计”路径——基于韩国农协的考察

通过对韩国农协的考察,结合其发展状况和特点,探索我国农民组织化及三农改革的新思路,发现韩国农协与日本农协和中国台湾地区农会有所不同,在金融、流通方面更能体现农协这个特殊组织"法定机构"、"公法社团"的性质。因此,大陆应借鉴其经验,突破多年来农民组织化局限于私法领域的状况,尽快启动公法社团性质的综合农协战略研究,并纳入国家层面的综合改革配套试点。     

共产主义社会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的真实内涵——兼驳“道德乌托邦”论

共产主义社会的消费资料按需分配,是在自由人联合体和民主的政治视角下的一种分配原则。它仅仅是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而且要求劳动者服从代际正义和自觉完成劳动义务。它的含义一是平等地促进劳动者免于在劳动过程中被异化或去技能化等;二是平等地促进每一个劳动者的个性和潜能的发展,享有劳动自由、创造性和尊严。两者都是评价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平等的正义要素。因此,它是以平等为诉求核心的分配正义原则,不是道德乌托邦构想。     

社会转型期中国公民意识的良性构建——以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视角的分析

公民意识以公民为基点对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做总体概括。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改革的逐步深入,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成绩的取得不能淹没问题的存在。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以及各类社会问题的产生显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社会排斥、消极公民、政治冷漠等与公民意识相关的问题。按照公民意识的经典理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关系的扭曲与不和谐。对此,只有以协调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基点,采取相应措施使市场领域、国家领域和公共领域和谐共处,才能构建良好的公民意识现状,为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水平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从“公共领域”到“公共人”：美国知识分子的波西米亚传统

作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波西米亚风潮于19世纪后半期进入美国,形成了某种独特的知识分子传统。本文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米尔斯的＂公众＂、森尼特的＂公共人＂等理论,对美国知识分子的波西米亚传统进行了分析,指出波西米亚本身就是一种公共领域,不仅如此,它还超越了此概念,成为地理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作为＂公共人＂的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     

人口生态学：诊疗新发传染病的一个重要视角——兼驳“群体免疫”论

一个时期以来,新发传染病频频爆发,全球生态风险高位运行。建构在人口与生态辩证统一关系基础上的人口生态学,是重新审视和诊疗新发传染病的一个重要视角。人类与新发传染病的斗争史表明,人口生态系统平衡关系受损是人类生态危机的根源,关系修复是防控新发传染病的重要途径。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不绝于耳的"群体免疫"主张,对人口效应的认识简单片面,低估了生态效应的负反馈调节能力,亦不能根治人口与生态关系失衡问题。对于人类而言,人口生态优化发展或许是最好的预防传染病的疫苗。     

从“和”到“和谐”——兼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路径

传统文化中的“和”观念具有丰富内涵，“和谐”理念是对传统“和”观念的概括与提升。从“和”到“和谐”的发展与转化，为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路径。     

社会公平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保障

公平正义凝聚人心,激发社会活力,催生社会动力,汇聚社会正能量,促使广大人民群众心中有梦、敢于追梦、能够圆梦,从而亿万个百姓梦最后融合、凝结、承载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权利公平点燃梦想,机会公平放飞梦想,规则公平实现梦想,正是在"中国梦"视域下,规则公平、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才有了进一步延伸内涵、发掘价值和确立机制的必要,使社会的公平正义成为中国梦实现的基础保障。     

“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台海安定的基础

去年6月,由于李登辉访问美国,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公开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破坏了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面对祖国领土面临分裂、国家主权遭到分割的紧急状况,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中止了两会商谈,对李登辉分裂祖国的企图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并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向世界人民表明了中国政府维护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决心和能力。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视角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