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思考

刑事古典学派认为惩罚犯罪就是惩罚犯罪行为,所以提出在量刑中主要考虑的是社会危害性的大小;而刑事人类学派和刑事社会学派注重对犯罪分子个体的研究,从犯罪个体中去研究惩罚的力度,在量刑的时候着重考察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两者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国的刑法理论界就是主要采取了刑事古典学派的观点,认为惩罚力度大小应该与罪行的大小相适应,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决定刑罚的轻重.那么对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在量刑时的作用究竟应该有多大呢?试从实践入手,针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来阐述一下人身危险性在量刑中的作用,从而完善我国刑法的量刑原则.     

人身危险性理论在量刑中的适用

人身危险性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个别预防论的产生而崛起的一个概念,同时也是刑事近代学派与刑事古典学派争论的焦点,是近代学派的一个核心理论。人身危险性是行为特定人格决定的犯罪可能性或再犯可能性,是特定人格和事实规范的统一＂。许多分支学派的很多理论和观点也都是奠基于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基础之上的。人身危险性对之后的刑事司法实践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无论是刑罚个别化制度、不定期刑制度、矫正制度以及对刑罚制度的改革,都是旨在减少人身危险性的制度化产物。     

试论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就是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的有无和大小,是人民法院决定对其判处何种刑罚,以及刑罚轻重的重要根据之一.     

人身危险性理论评析

人身危险性源于犯罪学对犯罪原因的研究 ,后进入刑法学领域 ,在刑法学领域对人身危险性涵义的理解应该立足于定罪量刑。同时在评价人身危险性时 ,也要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相区别 ,既要避免把人身危险性归于社会危害性 ,又要避免重复评价。     

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

人身危险性是刑法理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范畴 ,我国刑法典中存在大量有关人身危险性内容的规定。然而 ,关于人身危险性的概念 ,我国刑法理论界鲜有详细、全面的论述。从存在论与价值论相结合的角度看 ,人身危险性是由行为人特定人格决定的犯罪可能性或者再犯可能性 ,是特定人格事实和规范评价的统一 ;从这一概念出发 ,人身危险性具有多方面的特征     

关于量刑根据的反思

各国刑法都承认：犯罪事实与犯罪人两方面因素都影响量刑,前者体现刑罚的报应根据,后者体现刑罚的预防根据。然而,如果一个案件的犯罪事实危害很严重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小,或者犯罪事实相对较轻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较大,量刑其实无法既体现报应也体现预防。报应与预防是对立的刑罚价值,从根本上不能调和,只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量刑的根据应当是报应。这并不意味着不顾预防,但应当放到行刑阶段去考虑。     

量刑的根据是什么

2005年6月7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疑凶岳兔元的离奇遭遇”的报道。被这篇报道称之为离奇的事情是:被“杀死”的人今年2月回家了,但杀人嫌疑犯至今未获自由。不过,笔者关注的并不是有关杀人的问题,而是被告人岳兔元向记者陈述当时在法庭上与主审法官的一段对话:4月7日,我被带到了柳林县人民法院。女法官念完起诉书,对我说,“你的案子也不大,就判你一年吧”。我脱口而出,我已被关了一年多了,多出来的天数     

浅谈受贿罪的量刑根据

受贿罪量刑的根据,是指受贿犯罪案件中业经查证属实、赖以确定刑罚的受贿数额,受贿情节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情节因素等全部事实。由于受贿罪是一种严重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按照罪刑一致的原则,准确地运用刑罚惩罚收受贿赂罪犯,是同收受贿赂犯罪活动作斗争的重要环节。对于有力地打击受贿犯罪,保护国家机关的声誉,保障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又是受贿犯罪事实的两个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因此,正确地分析研究受贿数额与受贿情节在受贿罪量刑中的地位和作用,处理好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对于准确地评断受贿罪的社会危害程度,确定恰当的刑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国法律对受贿罪的量刑,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     

人身危险性的理论渊源

人身危险性是19世纪末刑法学上的新派学者在批判旧派对犯罪的解释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此后，它对欧洲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战前夕，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独裁者以人身危险性为理论依据，大量推行保安处分，肆意侵犯人权。二战结束后，新派学者在对人身危险性理论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修正，使之具有应有的价值。     

认真对待人身危险性评估

人身危险性的评估问题是人身危险性理论得以实践运转和功能发挥的现实前提。对人身危险性评估的长期忽视是对人身危险性客观实体的误读,其主观裁断的结论得出与理性判断不具同一性,司法资源的节约也不是否定其科学评估的实质理由,而且感性判断的表面趋附将把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向歧途。因此,我们应该慎重对待人身危险性评估,通过建立规范化的评估规则与程序细则来矫正现有操作模式中存在的诸多弊端。认真对待人身危险性评估,必须以发掘人身危险性理论的内在价值为目标,探究符合刑罚理论且有实践可操作性的新路径,摆脱依赖感性判断所带来的随意性与非科学性误区。     

正确认识刑法中的人身危险性

我国刑法学界,在对人身危险性能否影响定罪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在对人身危险性能否影响量刑的问题上有着一致的观点,都主张人身危险性能对刑罚的裁量产生影响。笔者认为,这些主张既无法律根据又无法理依据,应重新思考人身危险性在刑罚裁量中的作用。首先,将人身危险性纳入刑罚裁量的体系中并无法律根据。     

案外情节与人身危险性

犯前、犯后情节简单归属于人身危险性不只是语义缺损,而且违背法治原则。因为处罚未然之罪缺乏正当根据。从理论上讲,累犯、惯犯可罚性的根据是行为人蔑视、敌视法益的意志状态能被罪过归属;积极救助、赔偿被害人或者威胁被害人或因部分减轻犯罪侵害程度、或客观说明其犯罪意志状态和改变而可以影响刑罚轻重;行为人自首、立功从宽处罚在于他与法律合作的态度是其再社会化的基本要求。简言之,为安全适用刑法,所谓“人身危险性”在特定情况下可影响刑罚适用的综合评判标准,但不宜直接成为情节的定性根据。     

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及其征表

在构建和谐社会时代主题的现实背景下,通过＂行为人中心＂的刑法理论来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初犯可能与再犯可能,未成年人的＂可塑性＂特点并不是否定其人身危险性的正当根据,与之相反,正是＂可塑性＂内在的二面性特征决定了未成年人人身危险性的客观实在性。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包括广度上的征表和量度上的征表两个层面,必须结合具体案件的现实情形审慎考察并予以把握。     

论人身危险性的评价因素

人身危险性是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其大小程度不仅有量的规定性,即犯罪人再次实施犯罪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趋势的强弱,而且有质的规定性,即再次实施的犯罪行为性质、其可能给社会造成的损害程度。评价人身危险性有无与大小的根据只能是与犯罪人有关的现实情况,主要包括犯罪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和犯罪人的行为表现。     

人身危险性评估的理性反思

人身危险性能否评估的问题在学界与理论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正反结论的得出直接决定着人身危险性的现实命运.人身危险性的人格实体是我们进行科学评估的理论前提,人格刑法学的兴起为我们重新认识人身危险性提供了现实契机.评估难的指责不是否定人身危险性能够评估的实质理由,要求评估结果达到精确性的评价标准有待重新审视.对人身危险性的不离不弃并合理对待其评估问题,是我们挖掘其合理价值并予以司法适用的根本.     

人身危险性评估的基本方法

人身危险性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崛起而使用的一个概念。它的含义一般是指:犯罪人的生理、心理特质及其社会因素所决定的犯罪倾向或反社会人格。①19世纪后期,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李斯特提出刑罚的主要任务不是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进行报应,而是以预防再犯和保卫社会为目的。刑罚的根据不是犯罪行为,而是行为人     

论刑罚适度与人身危险性

一、刑罚适度的地位和意义长期以来，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这样两种错误的思想观念和做法：其一，认为我国刑法对犯罪规定的量刑幅度较大，刑事案件只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就行了，量刑轻一点重一点无关紧要。基于这种认识，我国审判机关在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一贯重视对案件的定性，而对量刑工作重要性则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处理上诉、申诉案件时，只对那些定性错误或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才予以改判，对于量刑偏轻偏重的案件则大都维持原判。其二，认为量刑的根据应当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刑罚就应当重；行…     

论人身危险性及其刑法意义

人身危险性是刑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它的出现，标志着刑法理论的一场革命，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刑法学界，以往对人身危险性尚缺乏深入研究，虽然在论述刑罚个别化时偶有涉及，但给人以浅尝辄止之感，未能从犯罪本体的意义上予以把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本文拟对人身危险性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究，以此就正于我国刑法学界。一人身危险性是随着刑事实证学派的崛起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探讨保安处分下的人身危险性

保安处分制度以保护社会安全,消除行为人的危险性为己任,行为人的危险性又是保安处分的一般构成要件,通常认为,人身危险性问题是保安处分理论的核心,其"危险性"的重要性可与刑法理论中犯罪构成的概念相比。鉴于此,本文拟对保安处分下的人身危险性进行探究。     

试论量刑建议权

目前,法官在量刑过程中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一方面,刑法规定的刑罚幅度比较大;另一方面,各类案件的复杂性日益加深。这就造成了法官在量刑时量刑失当现象时有发生,法官自由裁量权反而限定了法官正确量刑的发挥。因此,量刑建议作为一种监督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效手段正得以越来越多在司法实务中运用,理论界也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本文尝试从量刑建议权的涵义、价值及我国司法操作构想来具体分析,作出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