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信任困惑及其破解

赢得人民大众的信任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信任问题本质上是个体对一种理性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信任。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来看,人民大众对意识形态信任的建立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意识形态内容体系本身的科学性;二是意识形态的理性意识和人民大众的感性意识能实现"互相规约"。当前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的社会本位思维、唯意识形态理性意识的单向度规制、意识形态内容体系的不圆融性等要素阻碍了人民大众对于意识形态信任的确立。因此,立足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现状,破解信任困惑是提高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性的必要举措。     

信任在灾后重建中有多重要

<正>"信任"含有"相信并加以委任、委托"的意思。社会学家卢曼认为信任能够减少社会交往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现实生活中,人际的信任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度和感情联系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过去彼此之间的良好互动,人们才能够在面对不可知并充满风险的将来时,相信被信任的对象能够承担他所被托付的责任及义务。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们开始意识到信任对于社区防灾减灾的重要性,将"信任"概念引入到自然灾害研究领域。     

实质信任与形式信任——诚信研究的新向度

对于诚信的研究,除了将"诚实不欺"、"守信守诺"作为诚信的一般伦理内涵以外,还必须把"信任"作为诚信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内涵。诚信研究最终解决的是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信任问题。所以,诚信的伦理内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诚实;实质信任;形式信任。实质信任是市场经济效益的"道德资本",而形式信任是社会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     

“大走访”和公安群众工作研究——基于信任的视角

公安民警"大走访"活动的实践经验与启示是:构建和谐警民关系、重塑社会信任和提升政府公信力是开展公安群众工作的前提和关键。基于此,具体分析了民众间普遍信任、非政府组织信任和政府信任在公安群众工作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培育各类信任关系、完善和创新公安群众工作的具体路径。     

电子政务发展与公众信任——国际行政科学学会(IIAS)第30届大会“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公众信任”分议题观点综述

简要综述了第30届国际行政科学大会分议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公众信任"的研讨热点:在电子政务情境下,公众信任如何概念化;从政府内部运作与外部公众媒介视角考察电子政务如何影响公众信任等。概述了与会学者对电子政务发展对公众信任的影响与作用的主要观点:电子政务发展能够较大程度提升公众信任,但对公众信任的基本价值取向难有实质性突破,对挽回各国政府的信任危机难有大作为,并将引发新的公众信任危机等。介绍了各国加快电子政务发展,增强公众信任的主要实践。总结了国际社会加快电子政务发展、增强公众信任对中国的启示。     

公民道德信任建立析论

道德信任是从伦理社会学的角度对人际之间信任的考量。道德信任不仅是维护个体完善的内在需求,也是实现群己和谐的重要基础,还是增进普遍社会信任进而构建道德体系的基本动力,因而成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伦理期待或要求,既要突破"熟人信任"以实现传统信任道德的现代伦理转型,也要消弭社会风险以实现利益交往格局的伦理优化,还要满足"互予性需要"以实现在道德平等中追求美好生活。适应社会转型、应对道德风险、实现治理现代化要求,确立了新时代公民道德信任建立的伦理治理转向,即建立政府诚信制度、经济信任制度、公民契约伦理制度,为公民道德信任建立注入制度关怀;强调法律的"刚性支持"、伦理的"破立并举"、社会的"群体监督"、教育的"个体洗礼,强化对公民道德信任建立的道德控制。     

信任的差序格局：对乡村社会人际信任的一种解释——基于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信任的实证分析

信任研究是中西方学者都较为关注的问题,而在中国人"信任谁"以及"何种信任"上,学术界争议较大.在实证研究调查的基础上,文章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发展出信任的差序格局论.这一理论包括四个同等重要的方面:(1)信任的差序格局是以关系进行划分的;(2)差序格局是一种渐进的扩展的信任同心圈;(3)圈内外的行动者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4)信任是指向特定事件的.最后,文章指出中国人的信任恐怕是一种情景化的信任,不能简单的用普遍或特殊信任来描述.     

“陌生人社会”背景下社会信任的困境及重构

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是传统熟人社会与现代陌生人社会下两种不同的信任模式。人际信任主要是通过熟悉度、道德舆论、良知、信念等非正式制度维系,制度信任主要通过法律法规、规章规范等正式制度维系。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现代陌生人社会的信任基础需要从人际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变,即从文化约束转向法理制度、人格品质转向制度契约。当前社会信任体系的构建,需要在中国传统的人际信任基础上,顺应现代社会中制度信任建设的缺失,加强社会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实现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的有机融合。     

产业集群复杂网络中的信任机制研究——以浙江永康星月集团与双健集团合作创新为例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概率论中的状态转移方程建立起了集群复杂社会网络内企业间的信任关系状态转移的非线性动态模型,利用仿真手段分析了由集群内企业所构成的社会网络的结构特性对网络内企业间信任关系状态的影响。研究发现了与产业集群发展实际相吻合的四个重要结论:集群社会网络内企业中心度的增强,会使得产业集群整体信任状态的期望值得到提高;集群社会网络内企业间距离的扩大,会使得集群整体信任状态的期望值变化的程度变弱;集群社会网络内企业间的连接强度越大,会使集群整体的信任状态的期望值得到提升;集群社会网络中企业的结构自治度越高,该企业对网络中其它企业信任状态的期望值越不容易发生改变。浙江永康星月集团与双健集团合作创新的案例是对此演化模型的实践验证。     

群众路线的品质特征与人民群众政治信任的提升

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对每一个政权都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人民群众的低政治信任影响到社会稳定、国家治理绩效以及公共政策的顺利执行。中国共产党有许多优秀的政治传统,其中以"逆向参与"为特征的群众路线,从三个方面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一,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党和政府增强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二,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从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党员干部实践群众路线,有利于人民群众增强自己的政治效能感,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悖论”的有效展开与现实意义

良善的公共生活既要得到政治信任的润滑,也需要政治不信任与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政治信任"悖论"。该"悖论"有效展开的关键是理性怀疑的有效实现,体现为怀疑方式的制度化和边界的合理化,并对民众理性怀疑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政治信任"悖论"及其有效展开,对中国政治信任建设的目标定位、策略选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体系的历史、现实及变革——以江西唱凯大堤6·21决口连线采访事件为例

官民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信任,官民话语信任可来源于官民话语体系。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近百年间,我们的官民话语体系在信任个体的数量、信任个体的质量、信任氛围的形成三方面建立起了高度的官民话语信任进而官民信任,但一些普通的"话语事故"又常常滋生出人们对这一体系的怀疑和信念的动摇。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对"话语事故"被泛化为官民话语信任危机的现象作出了有较高解释力的另种诠释。我们无需厌弃已有的官民话语体系,需要的只是改进其表达方式,而布迪厄的场域-惯习理论则为探讨这一改进提供了分析工具。     

中国农村的乡土信任——东北某农村社区个案分析

本研究以东北内陆某-社区的经济转型为研究基点,在具体的"情境"中考察农村社区信任资源的现实形态、传统信任资源的消解和现代信任资源发育不足的困境.通过研究信任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试图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建构和谐的人际信任方面提出有益的建议.     

不妨多一点“信任恐慌”

2013年2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社会心态究报告(2012—2013)》披露,"目前,中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人。"这份社会心态蓝皮书发布后,在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     

企业集群信任机制的变迁路径分析

信任机制作为企业集群的一种有效治理手段，在降低集群的交易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和规避集群风险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企业集群信任机制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两个重要分析雏度。随着企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企业集群的信任机制呈现如下的动态变迁路径：从基于计算的信任到基于关系的信任，最后发展到基于制度的信任。     

一位队员的感悟——付出真诚才能赢得信任

<正>刚来到九龙这个工业重镇时,我们还真是有点"怯场":群众信任不信任?解决问题能不能有效?会不会给基层忙中添乱?这些疑问萦绕在我们心头。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跑村、跑企业、跑单位,到处发印着手机号码和QQ号码的联系卡。这样一天天跑下来,大事小事一件件办下来,效果也自然就来了:镇里有任务也主动交给我们了,村里和企业有事就打我们电话,也有不少群众上门求助。由此,我们认识到:要赢得基层和群众的信任,关     

社会矛盾视野下司法信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九省九市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社会矛盾凸显的背景下,运用九省九市的调查数据,就矛盾遭遇、矛盾解决、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以及法律法规认知水平对现阶段中国民众司法信任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矛盾解决"而非"矛盾遭遇"显著影响司法信任;社会公平感和社会安全感均显著影响司法信任;法律法规认知水平在总体上影响司法信任,但在矛盾遭遇群体中,对司法信任没有显著影响。     

揭开民意调查真相

由《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您对于民调有何看法?"的民情观察中,29.6%的受访者表示,对于社会上发布的各种民调结果"不太信任",28.1%的人表示"很不信任",选择"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的不到8%。     

城市外来务工群体的媒介接触与政府信任——基于华中地区的调研数据

政府信任具有巩固政府执政基础,增强执政合法性,降低执政成本,推进政府各项政策主张顺利贯彻实施等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对华中地区外来务工群体的调研为基础,关注城市外来务工群体的媒介接触与政府信任问题。结论显示,当前媒介信息中的"利益诉求表达类"内容,"正面宣传引导类"内容等对相关群体的政府信任各个层面都有正向提升作用,其中,关乎生活、就业等的新媒体内容对政府信任的提升效果尤为明显。从政策角度而言,基于公开、回应、技巧等原则之上的媒介"信息公开机制"、"柔性协商机制"、"舆情引导机制"等,是培育社会群体对政府长效信任的关键步骤。     

政治信任的“异化”特征与实践悖论

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需要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审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政治信任的"异化"特征以及30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呈现的实践悖论。首先,差序信任格局中的央地政治信任结构"异化"集中表现为中央政府的政策调整和民众对政策的选择性运用以及央地两级事权分殊和地方政府有责无权的困境。其次,在政治信任维系与现实利益支持的博弈过程中的信任关系"异化"则表现为政治体系刚性合法性需求与权力"异化"以及民众特定支持与经验性利益博弈特征。最后,政治价值实现与效用替代的共存悖论则成为政治信任功能"异化"的重要表征。由此,破解信任"异化"和实践悖论亟待政治系统敏锐洞察民众需求,回应群众期待,提升政治信任质量,从而有效推进反腐败工作和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