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中国宪政发展中的失落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中日近代宪政道路不同选择的历史约束条件--兼论中国近代宪政与革命的关系

中国近代宪政开始是模仿日本,后来却走上了一条和日本不同的道路,一条通过革命走向宪政的道路。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存在不同的历史约束条件。本文从三个方面,即对外部挑战的反应方式、原有的权力格局及其调整以及传统思想资源中的革命观念,对中日两国宪政道路选择中的不同历史约束条件进行了比较。同时还分别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革命和宪政的复杂关系。作者认为,由于路径依赖的缘故,中国宪政是在革命和不断革命的过程中前行的。对于中国宪政事业来说,这是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虽然阻滞宪政的力量不断受到重挫,宪政的层次不断得到提升,但是宪政事业也一再被打断,形成一种跳跃式发展的非连续过程,从而影响到宪政建设。     

迈向政治与历史视野的宪政史研究

宪政史研究以宪法文本为中心，这似乎是一个惯常做法，因此，在法学界主流的中国宪政史书写模式中，论者多集中于《钦定宪法大纲》、《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等宪法性文件的文本梳理，而聚焦于民元时期的从王朝到共和国的宪政转型，则以《临时约法》为重。     

浅述中国近代百年宪政史

近代中国宪政之路异常曲折。在追求宪政的路上,有林则徐、魏源、袁世凯、段祺瑞、孙中山等人为追求宪政的一次次努力。近代中国的宪政史可以说是一部为强国理想奋斗的历史,一部夹杂着屈辱与不懈奋斗的悲壮史。     

近代中国宪政缩影——辛亥百年解读云南护国运动

1908年清末立宪至今,中国宪政已有百年历史。宪政从西方传来之时,正值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反帝救亡成为当时的主旋律。宪政之于近代中国也因此被赋予了双重目标,即追求民主政治与追求民族独立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且后者优于前者。近代宪政不可避免地被当作功利性的手段,其自身的价值内涵却被忽略了。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教训及启示

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留下了许多教训:落后的经济基础只能起到束缚作用;传统农民不是宪政建设的社会基础;战争环境不可能成功建设宪政;列强是近代中国宪政建设的阻挠力量;"人治"方略难以推进宪政建设;不成熟的理论只会导致宪政误入歧途;脱离实际的模式会对宪政造成致命的危害;离开司法制度建设的宪政将一事无成;军队近代化是宪政建设成败的关键。分析和总结这些教训,对于发展市场经济、加速城市化进程、保持社会稳定、开展宪政和法治建设、培养法治观念、完善司法制度和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等具有重要启示。     

君宪、共和之争与近代中国的宪政历程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试论宪政的社会基础——以清末宪政运动为历史考察对象

宪政是近现代民主社会特有的政治法律现象。它是法律化的政治秩序,是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近现代意义的宪政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文明的产物,它的社会基础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要全面把握宪政的价值理念、精神要素和制度形态,关键是要从近代宪政运动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机理入手,透析宪政形成的社会基础。     

宪政的中国语境

宪政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自己的原始涵义,中国近代先进思想家在接受宪政观念时作了新的理解,这就使得西方的宪政观念在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西方人追求的是宪政自身的价值,而在中国,宪政则变成了人们在追求国家富强时的一个工具。这种语境的置换消解了宪政本身的价值。     

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

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的海军装备不相上下,但由于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这也是清朝海军在甲午海战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落后的海军军制的根源,是清政府腐朽的封建制度。     

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大背景下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始于救亡 ,却止于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所指”与宪政之“能指”错位 ,尤其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并不支持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宪法与宪政 ,因此 ,近代中国之宪政运动虽始于救亡 ,但却注定无法完成这一过于沉重的历史使命 ,其现实及历史意义仅止于有限的启蒙。     

中国百年宪政梦的追寻

戊戌变法运动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宪政运动史上的两件大事，它们是中华民族面对危难局面所作出的应变措施。作为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对中国宪政运动的进程，民主法制的建设及社会的现代化均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们既对各自所处世纪的历史作了总结，也为下一世纪中华民族的发展揭示了方向。     

追寻中国宪政的童年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转型时期。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宪政观念开始萌芽,并催生了20世纪初蓬勃的宪政运动。虽然这个时期在中国宪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整体来看,却是处于宪政的童年。中国宪政童年的特征为君主宪政、官绅宪政、救亡宪政。但因对宪政工具性的理解以致中国宪政运动从一开始便偏离了宪政的实质。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宪政

引言 “中国自有宪法己将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法于宪政，犹如法治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梁治平先生的话一语道破中国宪政之玄机。宪法与宪政，于中国而言，是“一字之差，百年之别”。如何使宪政的幼苗在中国大地茁壮成长，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一代代关心中国现代化坎坷进程的人们，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国民追求宪政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前进。今日中国，人们畅谈宪政，倡言法治，见仁见智，其心也诚，其言也善，宪政在中国大地的光芒己日渐生辉。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权语词在中国的使用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清末宪政运动的几个问题

清末宪政运动是中国近代宪政史的开端。本文重新讨论了清末宪政运动中的三个问题，认为：清末预备立宪不是骗局，而是清末统治者认真权衡自身利害做出的政治抉择；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不是乞求统治者的恩赐，实际上是一场同清政府争夺立宪主导权的斗争；清末君主立宪虽然失败，清末宪政运动的方向仍然应当给以肯定。     

值得重温的两种立宪主义学说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美国宪政思想对近代中国宪政的影响述评

1911年至1946年中国公布了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美国宪政思想在此系列立法过程中不时闪现。尤其是美国宪政思想中的两大特色,即总统制和联邦制,在中国一时喧嚣。受传统文化观念、现实政治力量对比及各自不同的利益追求等因素的制约,总统制和联邦制在中国最终走向了没落,近代中国宪政也没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中国先贤们将宪政视为抑制权力滥用之统治方法,针对权力而设却又没有最初的权力去推动,这是近代中国宪政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积极宪政与当代中国宪政发展的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宪政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消极宪政,其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保护个人不受政府任意干预。这种消极宪政虽然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但同时又抑制了国家权力的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因此,由消极宪政向积极宪政的转型,成为20世纪以来宪政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积极宪政所关注的,是在保证对国家权力有效规范和制约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国家权力的能动作用,促进人权保障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正义。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积极宪政。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发掘现有政治体制中的制度优势,在依法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公共权力的积极能动作用,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是宪政模式与路径选择上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