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经验中的生活体验——从典型女性法官形象切入

从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来看,她们之所以在日常的司法工作中有着突出的表现,以及她们的司法经验更易于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就在于她们都努力将个人的生活体验融入司法经验之中,不仅善于以"做人"的方式来"做事",而且也习惯于以"过日子"的态度和原则来"工作"。这些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和形象对于当下中国司法而言,可能意味着不仅要建构一种整体性司法知识观与司法模式,而且也要求中国法官能够运用一种更加实用也更生活化的司法方法。换言之,这些典型女性法官的司法经验对于当下中国的司法及其发展而言,可能意味着要以一种符合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化眼光和生存性智慧来再造司法的知识理论与实践模式,在促成法律生活与日常生活更加紧密的互动融通的基础上,使司法及其方法更加规范化和生活化,唯此,才可能确保司法在更好地满足社会生活与司法需求的同时推动司法制度的良性发展。     

以人为本开辟了司法活动的新境界

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体现。在司法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运用法律手段做好案件各方当事人的工作,化解矛盾,修复创伤,减少社会对抗,重视和谐。此是法官、检察官在和谐社会视野下追求的新境界。它要求法官、检察官有比常人更高的平静心态面对社会、人世、人性、人生、人情。因此,惟有以人为本,才能使司法活动走向理性、客观、谦抑、公正。     

律师“死磕”的理性解读

正近期,发生在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法院的律师"绝食抗议"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律师给法官"送红薯"事件,再次将"死磕派"律师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加之此前的律师在法庭上"集体沉默"等事件,不得不引发人们对律师"死磕"现象的深度思考。互相尊重、各司其责、共同追求司法正义的目标是法治国家中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最基本的应然关系,尊重法官、张弛有度、公平有序的法庭秩序是法     

司法的民主性抑或独立性——“法官异议”性质的解读

"法官异议"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司法的民主性"和司法责任的体现,这一解读似乎契合了相关法治发达国家和地区"后司法独立时代"避免法官陷入司法专横而呼吁对法官进行监督的需要。然而,这一解读并没有充分揭示"法官异议"的性质。无论是以我国台湾地区"法官异议"制度的发展作为参照,还是在法理上分析"法官异议"的性质,抑或是从法官发布异议的动机是法官个人"司法抱负"的反映等方面来剖析,得出结论的都是"法官异议"在本质上是司法独立的产物和体现。在我国当前的司法改革中,只有充分地保障和实现审判独立,包括"法官异议"在内的实践才存在可依附的制度空间。     

法治反对解释的原则

反对解释是法治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法官奉行司法克制主义,对明确的法律条文必须无条件遵守,在解释中不能附加法官个人的意思.反对解释不是说不要解释,而是说不能过度解释,法官只能行使有限的创造权力,对法律文本已明确的含义,法官的解释就是认同.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批判法家的严苛,主张判决中天理、人情与法律的和谐相处,结果使得法律文本被置于不重要的地位.严格执法实际上没有成为我们的执法理念,法律被任意解释、曲解的现象大量发生.严格法制是我们不能逾越的阶段,反对解释的原则应是司法活动的重要原则.     

全面深化改革视野下的司法公信力建设

司法公信建设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保证,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司法改革为司法公信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而司法权威意识溃乏、司法制度不完善、法官整体素养不高和司法产品信誉不佳,是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建设的关键因素。为此,应借助司法改革,从强化司法权威、完善司法制度、提高法官素质和加强品牌建设等方面入手,提升司法环境、司法制度、司法队伍和司法产品的公信力。     

大力弘扬、深刻理解、努力实践詹红荔精神

詹红荔同志是近年来人民法院深入开展创先争优和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大力加强队伍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全国重大典型,其先进事迹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称赞,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爱民为民、情铸和谐"的好党员、好法官。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与可接受性——兼论法官的法治思维之塑造

法官在国家法治建设中承担更多责任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应有之义。法官的思维关系到司法案件能否公正裁决,在中国法治建设的背景下,重视法治思维、尊重法律规律是法官思维培养的必然趋势。法官的思维选择包含合法性与正当性,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既要重视法律效果,又要兼顾社会效果。在现实背景下,法官应当克服法律实用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增强对于法律的规范、逻辑的遵守。     

我国法官选任制度研究

“法律是靠人来执行的，司法的权力如果经过无知和盲从的非职业者之手，那么再神圣纯洁的法律也都会变质。” 经过二十余年的司法改革，我国的法治状况已经有了的长足的发展。但历史和政治体制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司法人员的低素质而导致司法不公正和司法腐败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形象和权威，无法与繁荣发展的市场经济和诉讼的繁多复杂相适应。法律界于是开始把关注的视角从法律制度和法律技术层面的变革转向司法主体—法院及法官制度的变革。手握司法权柄的一个个具体的法官是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最终实现者，因此如何建设一支适应现代法治要求的职业化法官队伍成为新世纪司法改革“公正和效率”主题中的焦点，而法官选任制度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起点和守护神。科学合理的法官选任制度的构建无疑将对整个司法改革起到重要的作用，尽管它必然离不开外部政治体制配套改革和内部其他法官制度改革的支持。本文拟在探讨法官选任制度的意义及现代法治对法官素质要求的基础上，对我国法官选任制度与国外法治发达国家法官选任制度进行比较，进而对我国法官选任制度改革中一些具体制度的改革提出建议。     

“能动司法”及法治论者的焦虑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而现阶段最高人民法院所倡导的能动司法却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法治的目标。因为能动司法在总的方面松动了规则与程序的严格性,其理论导向是消解法治。我们必须看到,能动司法应该是附条件的、具有方法论属性,如果存在确实需要"能动司法"的场景,也必须要服从宪法法治至上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或理念。     

上海二中院:打造司法公信的阶梯

正司法公信力提升是"十八大"和今年"两会"的热词。近年来,上海二中院用实践走出了一条由诚取信、由公取信、由能取信、全面建设的阶梯式道路。一心为民由诚取信二中院院长王信芳用内、外两个"心"来谈司法公信力建设这一课题:"从法院之外来看,司法公信不高、司法权威不足,就会动摇人民群众的法治信仰和信心;从法院之内来看,法官只有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坚持‘人民法官为人民’,才能以诚心换取人民群众的信心。"     

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司法制度改革——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

我国的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需要进一步厘清并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才能切实保障改革取得实效,跟上快速发展的时代需要,真正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防线。其主要体现在：法官不可不审案、不可不行使审判权;法官应当专司审案,专门行使审判权;只有法官才能审案、才能行使审判权;法官只服从宪法法律;应由资深法官监督、管理审判工作;司法本身就是社会的稳定器。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没有绝对的审判独立,因为＂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官本位思想、人治传统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的中国,审判权既要依法独立运行,又要受到有效监督、规范运行。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语境下的法官素质

“二五改革”期间，中央从我国国情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时代要求，因地制宜地提出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将带动我国司法理念、伦理、体制等方面的革新，那么，法官作为重要的司法主体，其应具备哪些素质以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呢？     

论刑事法官的审判思维 以应然与实然为研究视角

"法院是法律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在法官职业化语境中,作为法律帝国王侯的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有独特的法律思维。当法官的法律思维成为裁判具体案件的思考方式时,法官的法律思维即为审判思维。在审判工作中,法律经由法官之手转换成个案场景中的裁判,这一过程法官的审判思维成了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     

60年 北京法院与时代同行——北京市法院建院60周年纪实

这是一个文明的时代,这是一个法治的时代。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一刻也没有停歇。公正是司法的灵魂,法院是公正的殿堂,法官是公正的化身。60年风雨求索,北京市法院一代代法官们坚守对"法治国家"的崇高信仰,秉承着"司法为民"的坚定信念,团结进取,不懈努力,在法制建设的道路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     

行走在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法官

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当法治取代人治、从而确立起规则的主导地位后,"人"的因素依然备受重视。这个"人",即法律职业者。美国法学家德沃金有句形象的比喻:"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而法官是帝国的王侯。"法官无疑是法律职业者中的佼佼者。他们作为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者,是法律纠纷的     

关于青年法官树立正确司法价值观的思考

公正、廉洁、为民是当代青年法官司法价值观的时代内涵。随着法官队伍的年轻化,培养青年法官树立正确的职业信仰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青年法官具有思想开放,但价值观尚未定型等特征。树立正确的司法价值观既需要法官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组织提供必要的环境。     

评选优秀法官现象透析及其价值探究

自中国首届"法官十杰"评选活动举办以来,全国各地共评选产生了宋鱼水、吴萍等数十位国家优秀法官。优秀法官评选活动反映了中国司法运作的特有逻辑。传统儒家文化"德治"因素为优秀法官评选活动提供了土壤;优秀法官身上所体现的意识形态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非制度约束,具有经济功能,有利于克服法官队伍"搭便车"行为,降低监督成本;优秀法官也是国家对科层制法官队伍进行管理,形成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其评选宣传活动也构成了政法传统下执政党宣传其思想方针的途径。     

法官应确立法律共同体的理念 邹碧华谈法官与律师的关系

法官与律师的关系一向敏感,无论是法官对律师还是律师对法官,彼此在理解、沟通或尊重方面多年来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为改善这一关系,邹碧华力主推出一系列举措,如长宁法院"尊重律师的十条意见",上海法院的律师一卡通、律师诉讼服务平台等。在2012年8月《法官应当如何对待律师》一文中,他认为,法官与律师关系不处理好,将会给司法公正及司法公信力造成巨大伤害。鉴于法官在与律师关系的构建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法官应当把建立社会信任作为自己的使命。     

浅论法官读书的法治意义

在建设＂法治国家＂与＂学习型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读书既是法官砥砺德性陶冶情操的有效方法,也是获得中国特色法律理念的基本手段;既是培育中国特色法治信仰的必然要求,也是生产中国特色法治理论的必经之路。因此,法官不仅要＂精益求精＂的审判,还需＂持之以恒＂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