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违法犯罪案件路径的选择

我国有关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的制度规范和工作机制尚不健全,在介入方式、介入程序、介入范围等方面不够完善,检察机关在监察执法领域的法律监督职能弱化。重构职务违法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工作机制,要在坚持党的绝对领导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战略部署为指引,以法律为依据,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衔接配合同监督制约并重。在路径选择上,要建立受邀介入和主动介入相结合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扩大检察机关介入监察执法案件的范围,保证检察机关在程序上能够实现对监察执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适时建立留置必要性审查制度。     

检警协作的问题检视及路径优化——以检察介入侦查为视角

<正>为实现从重从快打击犯罪的目的，检察机关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探索检察介入侦查机制。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关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的议论虽然不乏质疑之声，但是在各地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努力下，检察介入侦查的理论与实践日趋成熟。检察介入侦查成为检警之间加强协作互通的一个重要抓手，对提高刑事案件侦查质效、形成追诉合力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浅议检察机关对侦查阶段涉案财物处置的监督

针对侦查阶段涉案财物处置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机关处置涉案财物的重要意义,建议建立检察机关对涉案财物处置法律监督机制。一是完善立法,明确可扣押财产的范围,使检察机关的监督落到实处,有法可依;二是规范、细化查扣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为检察机关审查违法提供法律依据和统一的标准;三是提前介入,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及时性和主动性;四是资源共享,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拓宽检察机关监督渠道;五是明确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强制效力,赋予其实体性制裁权;六是提高检察人员的业务素质,转变监督理念,增强监督能力。     

公诉引导侦查取证工作机制研究

修改后的律师法给公诉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律师介入的提前,口供的弱化,要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强化对侦查取证工作的规范化指导,建立引导取证工作机制。笔者认为,公诉部门可以通过制定基本证据标准、明确范围和内容、把握引导取证的介入方式、加强与侦查机关的工作联系,建立起公诉引导侦查取证的良性工作机制,使引导取证工作规范化、制度化。     

发挥技术优势 提高办案水平

如何让侦查资源和技术资源得到有效整合、技术优势与特长得到充分发挥,为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提供最大限度的技术支持？近年,郑州市检察机关探索建立了司法会计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模式和方法,提高了自侦案件的办理质量和水平。     

涉检网络舆情应对的多维度思考

涉检网络舆情具有弱权威性与强参与性、突发性与紧迫性、监督性与批判性以及"理性缺乏"与"群体极化"倾向等特点。网络时代要求检察机关高度重视舆情引导,其本质在于通过检务公开满足公众知情权,目的在于提升检察机关的美誉度与执法公信力。科学的舆情引导需要把握介入时间、介入姿态、介入方式、介入途径等四项基本原则,同时灵活运用"依法解决实体问题"、"议程设置"、"意见领袖"等多种传播、宣传技巧。     

地方立法“提前介入”利弊析

<正>地方立法中的"提前介入"是当前立法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比较现实的问题。那么,何谓"提前介入"?这就先需要涉及法规审议中的"审次"概念。     

公安机关重大疑难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的制度建构——基于W市Q区检察院审查批捕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安机关重大疑难案件侦查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刑事司法制度。从实践中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环节看,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法律依据不明、提前介入不及时、引导权责不清、检察机关内部衔接不畅、公安机关存在依赖心理等问题。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强化检察监督权,加强对刑事案件侦查活动监督,从而提升检察机关在庭审环节的公诉应诉能力,建议对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进行系统构架,明确制度启动的法定程序、适用的刑事案件类型,并将制度的实施主体设定为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公诉两个部门,细化"意见"、"建议"内容,从而规范制度的实施方式。为了保障该制度的实施,建议设立驻派出所检察室、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将侦查行为纳入庭审评价体系。     

审判中心主义下刑事侦查模式的改革——以检警关系的重构为视角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键是侦查模式的改革,以检警关系的重构遏制侦查权,以达成控辩双方对等、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形刑事诉讼结构。改革的对策有三:下策是建立专门化侦查体系,然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侦查模式行政化且缺乏制约的问题。中策是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侦查,能有效地实质上参与侦查,有助于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并着眼于审判运用证据的角度,将侦查引导到围绕庭审中心来,但提前介入缺乏法律依据和有效制约手段。故建立"检警一体"的刑事侦查模式是为上策,即刑事侦查按"检警一体"化原则受检察机关制约、指挥,同时"检警一体"化也打破了警、检两道工序,使之围绕审判这一中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控方体系。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程序构建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事后的、静态的法律监督变为同步的、动态的监督。其宗旨在于监督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 ,因此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对此加以规范。检察机关应建立引导侦查取证机构 ,明确其介入侦查的时间、方式 ,确立引导侦查取证的案件范围。     

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事故调查的三大意义

最高检要求全国检察机关同步介入重大事故调查，实际上是变被动介入为主动介入，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责任意识。     

关于主诉检察官行使指导取证权的探讨

主诉检察官根据公诉的需要依法行使指导取证权 ,是检察机关改革办案机制、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必然选择。为更好地指导取证 ,主诉检察官对于重大案件的侦查要提前介入 ,从批捕环节、预审环节抓起 ,从旁听庭审、现场指导入手 ,依法用好“退查”这一法律手段 ,以实现司法公正和提高办案效率。     

基层检察院预防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及其运行规范

发挥基层检察院预防工作领导小组在侦防工作一体化工作机制中的作用,其目的是将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成效最大化。基层检察院通过侦防一体化机制的建立,使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部门与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部门在制度上确立职务犯罪预防信息共享、自侦案件分析、案件移送、职务犯罪侦查介入等各个环节有效配合,达到侦防一体化、功能最优化的工作目标。     

浅谈预审部门的“提前介入”

“提前介入”是预审人员参加侦察部门现场勘查的一项活动。由于各地公安机关对这一工作的认识不尽一致,因此,有的公安机关实行了“提前介入”的制度,有的公安机关至今还没有实行“提前介入”的制度,即使实行了“提前介入”的公安机关,由于部分预审人员缺乏对“提前介入”本质意义的了解,使“提前介入”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预审部门需不需要“提前介入”,如何“介入”,“介入”时应注意些什么问题,本文谈几点粗浅看法,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和研究这一问题。     

备案审查可以“提前介入”吗?

是否可以采取"提前介入"方式开展备案审查?有人认为,"提前介入"就是提前把关,能提高办事效率,减少工作失误,应该推广。反对者认为"提前介入"看似合理,但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提倡!备案审查可以"提前介入"吗?请看本期争鸣。     

扫黑除恶进程中的刑法介入限度研究

从性质来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一项法治工作,而且主要涉及到刑事法律的司法适用。国家意欲依托刑法的工具价值,通过刑法早期介入,达到预防并治理黑恶势力犯罪带来的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和增强人民安全感的终极目标。刑法过度介入扫黑除恶的进程,也带来了一些困境:为了安全价值而弱化或放弃法治原则,出现了介入时间提前、介入范围扩大和刑罚适用从严等现实难题。基于此,应当客观分析扫黑除恶进程中刑法介入的现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现实难题与原因,借助预防理念、行刑衔接和打准打实等多种途径,完善刑法介入扫黑除恶的限度,以期为有效治理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建议,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污染环境犯罪案件实务问题探析

污染环境犯罪刑法条文的修改及司法解释的出台为依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但是由于该类犯罪主观形态模糊、行政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相关证据标准不明确、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不健全等因素,致使在实践中出现立案难、认定难、定罪难等问题,从而直接影响到刑法惩治预防价值功能的发挥,以及执法办案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的实现。因此,实务部门必须吃透刑法条文本意,遵循司法运作规律,健全相关机制,提高办案质量,为本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保驾护航。     

略论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司法解释层面上升到立法层面。正确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监督非法取证行为,是保证案件质量、严防冤假错案的一剂良方。根据浙江省在审查起诉环节及审判环节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数据分析,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的诉讼监督力度仍不够有力。究其原因,有立法上的缺陷,侦查权的独立、封闭,非法取证后果模糊等。进一步构建完善非法取证诉讼监督机制,从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出发,还需转变执法理念,强化对非法证据的诉讼监督意识;走出书面审查模式,动态静态相结合;建立健全提前介入制度;涵盖对所有证据取得方法的审查和监督;建立检察官对警察的责任追究机制。     

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活动探微

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活动,有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活动只能是特定事项而非全权代理。对于律师“提前介入”,公安机关应做好:加强干警法纪与道德教育,建立健全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管理,加强刑事诉讼活动监督,保障律师依法介入。     

环境公益诉权及其程序保障——以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为视角

实践表明,我国保护环境的传统模式即行政执法方式是失灵的。当前,探索司法介入环境保护的新模式是必要的,而环境司法的首要问题就是环境公益诉权的问题。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赋予检察机关环境公益诉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同时,还要探索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过程中的诉讼地位、处分权的规制、证明责任的分配、诉讼时效等程序机制,以达到既保障且诉权、又加以合理规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