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论

加强对治国规律的研究,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论,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经过50多年的治国实践,我们党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总结经验,思考未来,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创新作为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治国之道,并且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这在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就当前来讲,无论对我们党,还是对党的领导干部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建设创     

论张俞的治国思想

北宋时期四川郫县人张俞的治国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事实上,他的关注民生、任用贤人、文武并重、先内后外、不满过分专制、追寻圣人之道等治国思想,不仅在当时有影响,而且对后世也有启迪意义。     

试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方略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是一脉相承的延续,但又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他们分别做出了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演进,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     

政体重要，还是政道重要

与西方的哲人不同,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即为政之道、治国理政之道,或更具体地说,是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在《论语·颜渊》里孔子说：“政者,正也。”因此,关于“政道”的思考也就是关于“正道”的思考。     

江泽民对治国战略的创新发展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和变化 ,在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 ,锐意改革 ,不断创新。在经济体制、社会发展模式、治国方式、党建理论等方面大大丰富和拓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多年来 ,这些治国战略的创新发展与相继实施 ,对加快我国经济建设和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试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方略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是一脉相承的延续,但又由于主客观面的原因他们分别做出了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演进,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     

略谈邓小平的治国方略

所谓治国方略 ,是指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蓝图 ,及为实现此蓝图而采取的基本途径和方法、领导艺术等等。邓小平治国方略包括了一整套战略 ,在完成拨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开辟新道路三段各有特定内容。其主要特点是 :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国 ;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着眼大局 ,抓关键问题 ;立足中国现实 ,坚持“三个面向”。治国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正确的治国方略必然是符合客观规律或反映了客观规律。我们要善于从客观规律上认识和把握邓小平治国方略     

“明主治吏不治民”

韩非子有句名言，叫作“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就是说，英明的君主只管治理官吏，而不去直接治理百姓。把官员管好了，百姓自然就好了。这句话被中国历代君王奉为千古不变的治国之道。所以，中国的皇帝一直非常重视对官吏的管理。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治国理论基本特征的变化及其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均已形成了自己的治国理论。然而，他们治国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基本特征又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人们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实际上，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些研究，对我们在21世纪更好地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党的三代核心领导人的治国理论体系是庞大的，其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一篇文章不可能对其整个体系进行系统的全面分析，因此，本文只就其治国理论在政治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的变化及其意义作些初步探讨。　…     

中西法治理论起源考析

在中西方古代社会,分别出现了两种法治论：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法治论;古希腊雅典的思想家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法治论。通过对貌似相同两种＂法治论＂的解析,可以发现中西＂法治论＂在内容和精神实质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这正是中西走上两条不同的＂法治＂之路主要原因。研究中西法治理论起源的差异,可以为当代我国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思考。     

“势”、“道”、“术”: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新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治国理政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推动治国理政活动科学化的现实需要。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要避免碎片化,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把握。习近平全部理论活动都是围绕"势"、"道"、"术"来展开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势"、"道"、"术"的把握上,治国理政之"势"、治国理政之"道"、治国理政之"术"的思想是其治国理政思想的精髓。     

精神文明建设:治国兴邦之要举--学习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思考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治国兴邦的新策略,它丰富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内容和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二十多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对引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中国共产党治国经验

小康社会的建成既是中国共产党治国成就的标识,也是70多年来中国社会历史巨大变革的见证。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成就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基本经验： 选择正确道路是治国之根本。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前提;注重继承与积累是治国的重要路径。 全面小康社会是几代人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和;理想与信念是治国的力量所在。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小康社会的建成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 同时, 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始终坚持了科学理论指导和精准施策。 总之,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是认识中国共产党治国特点和经验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综述

当前,国内学术界围绕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形态的定位和意义、鲜明特征和逻辑体系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发表了大量成果,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可以发现: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形态定位、理论渊源和重大意义、是否构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已基本达到共识。但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基本特征、理论体系的逻辑框架等问题上尚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有待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述评北大核心CSSCI

当前理论界学术界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呈现"多维度、具体化"与"体系化、整体性"并行展开又交叉推进的路向与特点。"多维度、具体化"研究指从不同角度、领域展开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等的研究之中;"体系化、整体性"研究是把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一个整体并将其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进行审视的研究,体现在对其思想体系、地位意义、世界观方法论等的研究。本文从"多维度、具体化"和"体系化、整体性"这两个向度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进行梳理、综述、评析,以期为推进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的创新研究、体系构建、贯彻实践提供理论参考和指导。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的探索(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方式的反思和改革,摒弃了"阶级斗争"治国、政治运动治国这种具有巨大负面作用的模式,以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治国方式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创新带动了执政党和国家走向现代化。党的十六大以后,改善国家治理成为党的关注重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与时俱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构成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大基石。     

试论三代领导核心治国方略的发展与完善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 ,形成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领导核心 ,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国方略。毛泽东建国后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 ;邓小平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提出了重制度、明法治的治国方略 ;江泽民则进一步发展丰富了邓小平的治国理论 ,面向二十一世纪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从人性论看孟子、荀子的治国路径

在中国古代 ,可以说治国主要就是治人 ,治人的前提是要知人 ,因此人性论就当然地成为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人性的不同预设和认识的解读 ,可以看出其论者各自不同的治国理论。孟子和荀子都是儒门中人 ,但二人在人性论上尖锐对立 ,孟子提出性善论 ,而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而这种治国路径选择上的不同是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     

法治: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治国之路回眸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选择“法治”为治国方式的坎坷历程证明:对法的继承没有辩证的“扬弃”,对法的价值缺乏正确全面认识,是前期中国法制基础匮乏,“法治”受“人治”禁锢的重要原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法制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理论创新,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完善治国方略的保证。历史回眸得到的重要启示是: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