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众参与行政问责的现状与对策

公众参与行政问责是公众主张或指控政府及其官员责任的社会行动。公众问责是以公众为主体的异体问责,具有相对于同体问责和其他异体问责的独特优势。但由于当前我国公众参与行政问责机制诸多方面的缺陷与不足,限制了公众问责的发展,抑制了公众问责的功效。本文指出要促进我国公众问责,就必须促进政务公开,畅通问责渠道,建立问责回应机制,完善公众的权利保障,加强对问责者的激励,提高公众问责的技巧和能力。     

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

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是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有关该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国际组织豁免与国家豁免和外交豁免的理论依据各异。职能必要理论是国际组织享有豁免的主要理论依据,同时国际组织豁免存在的其他理由是对职能必要理论的补充。明确国际组织豁免的理论依据,有助于国内法院在裁决涉及国际组织豁免案件的司法实践中作出正确的法律推理,在国际法的教学实践中可以对国际法上三种豁免制度的理论依据作出清晰界定。     

构建常态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度在我国的起步较晚,处于初级阶段,近几年发展较快。但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尚未形成。形成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行政问责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是建设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我国要借行政问责风暴为契机,使行政问责制走向常态化、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缺陷及其完善

200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再次发出中央加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强烈信号。本文在明确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产生背景和法律位阶的前提下,从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制度缺陷入手,拟从制度、程序、实践操作等方面对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规则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立法与实践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是国际法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其理论基础源于国家主权原则以及由该原则引申出的国家平等与独立。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适用范围,长期以来存在“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之争。目前,“限制豁免论”正在逐步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也采纳了“限制豁免论”,而且还在商业交易等问题上对国家管辖豁免规则作出了某些新规定。我国虽然一贯主张国家及其财产管辖的绝对豁免,但目前的态度有了新变化,开始接受“限制豁免论”。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调查与分析

据2010年4月向B市中青干部培训班学员的问卷调查,大部分学员对B市实施问责制情况的评价不高,但对近年来全国性"问责风暴"的认同度要高得多,官员们的法治意识有所增强,但对问责制的学习和宣传还要加强。为进一步构建有效的问责制度,应明确问责决定机关,加强人大在问责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司法机关、新闻媒体、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还应明确问责对象、拓宽问责内容、统一问责标准。为优化问责制运行环境,还应建立有效权力监督机制,实现权力无缝隙配置。     

浅析我国的官员问责制

伴随着一些公共事故的出现,官员问责制日益走进公众的视野。官员问责对于整肃吏治、加快实现依法行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简要的分析了这一制度在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完善该制度的途径。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规则的性质与适用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规定了国家主权有限豁免的内容和标准。《公约》有关有限豁免主义的规则是国际条约法规范,尚不能构成国际习惯法规范。但《公约》的通过与日后的生效,将促使有限豁免主义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公约》规则在我国不应得到直接适用。我国应制定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法律,一方面将《公约》规则转化为国内法并在缔约国之间适用,另一方面对非缔约国(也包括对《公约》提出保留的缔约国)继续实行对等原则。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应以《公约》规则来解释国内法,从而使国内法与《公约》保持一致。     

行政问责制中的公民参与

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中关于公民参与的规定并不完善。本文指出要推进行政问责制建设,就必须要加强公民参与行政问责制度化建设,确保公民参与行政问责途径畅通,推动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保证行政问责制的有效实施。     

关于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全面推进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在推进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所面临的权责不清、行政监督虚置、问责文化滞后等主要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

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改善政府管理、建设法治政府的一种有效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讨了我国现行行政问责制的基本内涵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行政问责制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由仰融案引发的关于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的思考

国家豁免作为一项普遍的国际法原则,一直以来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有关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理论的争论也由来已久。伴随着国际经贸与国际关系的发展,限制豁免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2004年12月《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在国家豁免方面从习惯国际法向成文国际法的转变,其对限制豁免原则的确立意味着限制豁免成为国际社会国家豁免理论的发展趋势。面对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原则冲突与并存的现象,我国一贯坚持的绝对豁免态度开始有所转变,逐渐接受限制豁免原则。     

论国家及其财产豁免中的限制豁免主义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国际法上的一项习惯法规则,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限度历来有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之争。二战后限制豁免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接受,但其中的行为区分标准仍存在着问题。《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对限制豁免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在此种国际环境下,中国也应当调整自己在国家豁免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对强行法规则的违反不能排除国家主权豁免——以“德国诉意大利”案为例

基于"国家平等原则"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强行法规则是国际法的上位法规则,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别。因此,即使诉讼中所涉及的国家行为违反了强行法规则,也应认为基于国际习惯法规则的国家主权豁免原则是不受影响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问责权责不清,主体缺位,问责范围过窄,标准不统一,问责法律缺失,程序不实.为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培育问责意识,塑造问责文化；明确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健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程序；完善问责救济,建立复出机制.     

问责制药巨头

在丈夫自杀之后，年轻的寡妇吉姆开始追究跨国制药巨头——辉瑞（Pfizer）公司的责任。因为她认为正是它的疏忽，导致丈夫之死。她的努力促成一项具有里程碑式的裁定，有可能因此改变法制进程。     

"仰融案"中的豁免与诉讼

一个主权国家在另一国家成为某一诉讼的被告,若该被告国出庭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主张豁免权,则不该被视为同意该法院地国的管辖.即使辽宁省在美国未能成功主张豁免,美国为了避免对外国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而导致中美外交方面受损,也不会对辽宁省的绝大部分财产采取强制措施.     

美国问责制的基本构成

问责制是美国民主宪政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联邦层面，问责对象涵盖所有联邦行政部门及其所属行政官员。所涉官员承担责任可细分为个人责任和角色责任。人民是理所当然的有权问责主体，但更多地是由垂直和水平关系中的专门性机构和人员代表人民刑事问责权。问责的事由主要包括财政问责、公正问责和绩效问责。问责的程序则主要包括报告和调查、说明理由与批评性争论、以及制裁与救济措施的实施等。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模糊和问责程序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