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忆父亲

父亲。这个名词的精髓是什么？《说文解字》上说：“父，矩也，家长率教者。”那什么是“矩”呢？《辞海》上说：“为方之器”。     

让我们一起“玩”

在路上遇到一位睽违甚久的文学界朋友,寒暄之余,我问:“最近写些什么?“他很潇洒地说:”在玩一部中篇。“后来,一位故交与我通电话,我又问:“近来干些什么呢?”对方认认真真地答:”哦,在玩英语哩。”终于,在自己成为别人的询问对象时,我竟脱口而出:“在玩《周易》呀。”话一说完,心中怦然一跳——咦,我怎么也说起“玩”字了?而且居然是玩《周易》!     

对话王东灵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说自己去中洞支教,是为了寻找快乐。但报道说,你在中洞并不快乐,因为看到了种种落后现象,与那里的人关系也不融洽。是这样吗?王东灵(以下简称王):我为什么不快乐?你什么都去想肯定不快乐。我跟那里的人当然融洽!不能说人家“满足现状”就不好。你     

纸上排气阀

暑假的一天,上小学的儿子突然问我:“你是几等爸爸?”我感到很愕然,心想爸爸还有等级之分?我反问儿子:“几等爸爸是什么意思?”儿子说道:“一等爸爸不说话,二等爸爸打电话,三等爸爸说好话,四等爸爸在家骂。”然后儿子又详细解释说:“一等爸爸有权有     

人性的试验场——读《商业冒险》

最初吸引我的是书的副标题“华尔街的12个经典故事”.对于金融,实际操作我一点儿都不懂,可是我看过《华尔街》《华尔街2》《华尔街之狼》这些电影,隔靴搔痒半懂不懂一些金融的运作.然后我又看到比尔·盖茨、巴菲特都推荐这本书.比尔·盖茨甚至说,这是他读过的最好的商业书.我就想:理由是什么呢?     

开心一笑

买书某人到书店买书,问售货员小姐:“请问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吗?”售货员答道:“请上三楼科技部。”外国人有一个刚来中国不久的外国人,他只会说两句中国话:“很好”和“更好”。一天,仆人说:“我要请假两星期。”     

“实事”并非“事实”(杂谈)

朋友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过去有个人碌碌无为,但他的父亲和儿子都很有成就。他的父亲和儿子责怪他无能,他却对父亲说:“我的儿子比你的儿子强。”又对儿子说:“我的父亲比你的父亲强。”按理说,这个人说得全是实事,但细细想来,     

首奖奖给谁?

在“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活动第一期颁奖会上,当市长们向获奖者颁发了纪念证书和奖金之后,叶选平市长忽然问:“这个提建议活动首先是谁提出的?应该首先奖励提这个建议的同志。”这时坐在我旁边的羊城晚报记者刘婉玲问我:“是你吗?”我回答:“是集体创作。”散会后,在电梯上,杨资元副市长又问:“这个活动是谁建议的?”我说:“原来《南风窗》设了个“假如我是市长”的专栏,后来市委宣传部一位同志建议开展“每月一计”活动,两者合二而一,就成了这个活动。”     

连载三(电影文学剧本)0号别墅

市公安局傅振华局长家小院。卢小影带哥哥卢小凯走入。小影:“傅局长!我把他带来了。”局长迎上来:“年轻的神经外科专家!你妹妹多次讲到你,你父亲也是我的好朋友。来,坐。”他们坐在院子里小藤桌旁。局长:“听说你父亲一直在美国讲学?”小凯:“是的,已经去一年多了。”局长:“最近通电话了吗?”小凯:“没有。他近来很忙,前不久来信说又去拉丁美洲了。”     

李光耀为何改弦更张——网络时代亚洲的价值重建

背景: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21世纪论坛上,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大讲如何发挥个人的创造性,而对他坚持了几十年的权威主义一字不提。今年1月底,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鲜明指出,儒家价值观在信息经济时代已经过时。他说:“尊重老人在信息时代似乎管不了什么用。父亲未必最有学问,孙子也许懂得更多。”在接受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采访时他也谈到儒家文化在信息时代的不适应,他说儒家文化扭曲了家长们的雄心,如果有儿子,他们就希望他成为学者,“我觉得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经济发展”,“我认为要改变父母、叔叔大爷、表哥表姐和外甥侄子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是非常艰     

孙中山斗不过康熙?

孙中山斗康熙,这不是“关公战秦琼”吗?别误会,我说的是“戏”。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同时推出了两台大戏:一是一套节目的《孙中山》,一是八套节目的《康熙王朝》。众所周知,一套是中央台的“台柱子”,把《孙中山》安排在一套,当然也是“隆重”的意思。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孙中山》输给了《康熙王朝》——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是“康熙”,人们茶余饭     

外国人最害怕什么

有一天,一个经常接触洋人的旅游界朋友,对我说:“你说,外国人来咱们中国,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是交通不便吧。”“不是。”“是打长途电话难?”“也不是”,朋友皱着眉头说。“是上厕所外国人在中国最怕上厕所!旅游途中憋急了,找不到方便的地方;找到了,又因为那地方又脏又臭而不敢进去。”嗯?嗯!我不怀疑,也许洋人在中国确实最怕上厕所。广州有个读者,曾投书报社叙述他经历的一件事:“我路经新落成的天河火车站,到公厕方便。走近公厕、一股臭味扑鼻而来,但见     

俄罗斯的改革与中俄、日俄关系

去年9月初,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同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举行的“亚太地区国家、民族与国际关系”的学术讨论上。我发言谈“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俄罗斯政局”,关口末夫教授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决定和影响着俄对外政策的因素是什么?我当时回答说,主要是四种因素:俄罗斯传统的扩张主义和民族     

程琳’87对话

我是要长大的“程琳,你对《程琳新歌1987》有什么想法?”“这盒带子出来以后,很多人吃惊。去年还听我唱《秋千》,怎么一下子跳成这样。许多人不理解。我知道人们喜欢我唱流行歌曲,大家也总叫我‘小程琳,小程琳’。可是小程琳会长大的呀,我也不能抱着对去不放,我希望做各种探索,提高我自己,我相信这种探索对社会是有益的。“这盒新歌,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和议论。有的说《明星》太棒了,有人说《从前有座山》好,也     

人人都是“万花筒”

一九八三年,美国波士顿南城出版社的编辑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发生了如下的一段对话——编辑:“你认为你自己本质上是作家?社会批评家?还是未来学家?”托夫勒:“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说我是‘作家’、‘社会批评家’或‘未来学家’的这种概念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谈的。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丈夫,自豪的父亲,一个身长六尺的男子汉,一个飞行员,儿子,兄弟,电影观众,纳税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美国人。我的哪个方面适用于你的提问呢?这个问题又是在哪个具体时间里提出的呢?”编辑:“你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     

成功很难,不成功更难

刘晓庆出名后写的第二本书叫《我的路》,在书中她写了一句后来流传颇广的“名言”:“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难在什么地方呢? 记者们要追踪你和新情人的隐私,走在大街上要戴上墨镜,签名签得手都发软……诸如此类。一方面,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要捧得你出名;另一方面,捧得太热乎了、记者追得太急了,又惹得你烦——这大概是许多“明星”的心态吧。大概是去年,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宋丹丹的一席话,也是“说难”的。不过宋丹     

40年理想如一梦

理想,你这个题目出得很好,现在很少有人关心这个题目了,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老人来说,人家会说:都60岁了,还“理”什么“想”? 其实,60岁了,也还是有理想的。过去有,现在也有。回想过去了的40多年,我们不断为理想而奋斗,说起来,像梦一样,可人又怎么可以没有理想呢? 40多年前,我18岁那一年吧,看了一部描写地质队员的电影,那时候我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地质队员,为祖国效力。我父亲是个老知识分子,学医的,他很不同意我去学地质,他说学地质有什     

不见兔子不撒鹰

去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记者经过广州解放北路梓元岗梅山大厦附近的人行道,见到路边有三三两两或坐或立的男子,用目光打量过往的行人。当记者以同样的目光打量他们时,立即有一个穿黑西装的青年过来搭讪:“喂,要不要货?”我问:“什么货?”他答道:“假币。”我说:“拿货来看。”那人说:“跟我来。”便带记者上了石阶来到梓元岗商贸城门口一     

巧“抄”就是“创”

相声界的一代宗师侯宝林说过:“几乎所有的传统节目,我都是‘偷’来的。”他还常常幽默地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又是偷,又是抄,果真如此吗?一点不假。据他自己说:《戏剧杂谈》得力于绪得贵,《关公战秦琼》受益于张杰尧,《三棒鼓》是阎效儒的指点……好一个高明的大“抄”家。“抄”要抄得巧,抄得妙。巧抄、妙抄的本身就是“创”。青年幽默画作者郑辛遥从一件印有海洋、帆船、天空的普通汗衫上得到启示,“顺手牵羊”地“偷”了,又抄了雨果的几句名言,“创”出一组颇有味道的幽默画:     

草原天籁——“吉祥三宝”一家人

女儿问:“爸爸,太阳、月亮和星星是什么?”爸爸答:“吉祥三宝。”女儿问:“妈妈,绿叶、花朵和果实是什么?”妈妈答:“吉祥三宝。”女儿问:“爸爸、妈妈和我是什么?”爸爸答:“吉祥三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