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要员及其主要工作

张太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致力于中共和青年团的对外工作.1924年7月,张太雷与卜士奇一起出席青年共产国际."四大"会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1921年春,受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委托,张太雷赴苏联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同年6月,他又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来到中国,参与召开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旋即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在发言中呼吁共产国际重视和支持中国革命.7月,张太雷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当选为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从解密档案看苏联对于西安事变的态度

1936年12月12日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引起国际各方的关注,特别是苏联和日本两国。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渠道施加影响,谋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力求促成中国各势力的反日同盟,以保障苏联东部的安全。     

燃烧在敌人心脏的烈焰--记抗日战争时期屡建奇功的大连抗日放火团

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1933年,共产国际决定,在莫斯科郊外建立一个由部分国家爱国抗日青年参加的、受苏联红军参谋部军事情报组领导以破坏日军占领区军事设施和战略物资为目的的国际情报组织训练班。这年秋天,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选送部分优秀党员和爱国青年,越过绥芬河,经海参崴由陆路奔赴莫斯科……大本营设在上海滩列车行驶在浩翰无垠的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窗外的美丽景色,万·尼却无意欣赏,此刻他的心早已飞回了祖国,飞回了抗日斗争的前线。万·尼,真名叫姬守先,1910年出生,吉林人,“九一八”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     

关于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几个问题

共产国际远东局1929年3月建立于上海，其工作范围包括联系和指导中国、朝鲜、日本、印度支那、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作。远东局的成员有共产国际代表雷利斯基（奥斯藤）和埃斯勒（罗伯特），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兼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乔治·哈迪，青年共产国际代表马西，领导人为雷利斯基。1930年3月至8月，雷利斯基去莫斯科，远东局的工作由埃斯勒主持。另外，1929年末，别斯帕洛夫替换了马西；1930年6月，斯托利亚尔又替换了哈迪。1930年7月，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远东局组成人员有所调整：米夫（威廉）为远东局书记，盖利斯（托姆）为军事工作人员小组领导人；雷利斯基、埃斯勒、斯托利亚尔和别斯帕洛夫继续留任。米夫于1930年10月来到中国。1931年4月后，米夫等远东局成员大多离开上海回国。8月，雷利斯基离开上海。之后，远东局在事实上停止了工作。     

共产国际的远东女谍龙桂洁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配合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了远东国际反帝情报组织.从1932年起,在中央的指示下,中共满洲省委指派中共党员王东周、杨佐青、庄克仁等陆续参加并领导远东国际反帝情报组织工作,先后选送几批中共党员和爱国青年赴苏接受特种训练;苏联也派出相当数量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到中国东北,从而形成了遍布东北各地的反帝情报网,建立了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3个较大的情报组织.龙桂洁,便是哈尔滨情报组牡丹江站的工作人员,她与丈夫中共党员张慧忠一起做了6年的情报工作,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41年张慧忠被捕牺牲后,龙桂洁继续为党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永不消逝的电波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不仅震撼了中华民族,也使国际社会大为震惊。共产国际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将会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为建立一道对抗东方法西斯侵略的屏障,共产国际在苏联组织了国际地下情报网。一批中国抗日战士为了保卫祖国,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在东北上空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乌云压城风满楼1931年9月19日,莫斯科郊外的“十月村”,浓阴蔽日,一座“木克楞”别墅隐藏其间。这里聚集了共产国际情报部、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的十余位高官。他们表情凝重、焦虑不安地把目光投向墙上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苏军总情报部部长阿那多力中…     

维经斯基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在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后，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外国处于1920年4月向中国派出了一个代表团。时年27岁、操一口流利英语、有着丰富地下工作经验的维经斯基①就是这个代表团的负责人。维经斯基由此“有幸成为1920年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共产主义者直接联系的第一个苏联(苏共，引者)党员”。     

满洲里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正满洲里是中俄(苏)边境上的著名口岸城市,地处中东铁路的西端,距苏方边境小城86号小站只有9公里。地处中、俄、蒙三国交界地区,是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20世纪20年代至1937年,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满洲里地方反动力量相对薄弱、交通方便、距离苏联较近等优势,相继在此建立了地下交通站,作为中国共产党通向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红色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被誉为"一座红色的国际桥梁",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出席共产国际会议或被派往苏联学习、工作,大多由满洲里出境。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讨论会概述

由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海南省史志工作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九次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4月9日至11日在海南省三亚市召开。这次会议是继1997年召开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八次学术讨论会之后,     

李大钊的苏联之行(上)

1924年6月,李大钊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他留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直到12月回国。期间他在苏联参观、考察、作报告,发表演讲,为教育和启迪中国留学生,宣传中国革命形势,加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实际的交流沟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苏联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     

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抗战的援助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共产国际和苏联对延安的中共领导下的抗战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援助,对帮助中共渡过难关、成长壮大、发展势力,从而最终打败日本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不可否认的是,是否有利于苏联利益是此期间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援助的重要出发点。     

共产国际的“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其中“苏联利益中心”与中国革命利益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之一。本文试图对这一矛盾略作考察。一、共产国际由“世界革命利益中心”演变为“苏联利益中心”列宁倡导建立共产国际,是为了推动和领导世界革命,在短期内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俄共(布)代表季诺维也夫发言说,“我们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共产国际是为建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创造一种手段”。列宁在这次大会的闭幕词中宣布:“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已经为期不远了。”为了在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列宁认为其重要条件就是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心,即统一的世界性共产党。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除强调建立国际苏维埃共     

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的军事合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坚持东北抗日战争中,曾经同苏联远东军建立了地区性的合作关系。这种军事合作关系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全东北最后胜利的条件之一。但是,东北抗联同远东军合作是在不断的与他们的某些错误做法抗争,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39年以前抗联同远东军的关系1932年以前,中共中央对满洲省委的领导是在上海实施的。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入苏区后,满洲省委同上海中央局保持着联系。1934年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东北党的工作便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负责领导。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中共满洲…     

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下进行的。特别是中共二大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更加密切。考察共产国际有关史料，可以说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是以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     

火红党旗映边疆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为加强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开辟了多条通往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交通线，其中经哈尔滨和满洲里通往苏联与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是形成时间较早、持续时间较长、发挥作用较大的一条线。90年前被誉为“红色国际桥梁”的满洲里经过20年的沿边开放，如今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陆路口岸，并借着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被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这必将翻开“红色口岸”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篇章。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5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和东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的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第五次学术讨论,于1988年6月28日至7月4日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会上,围绕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以及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功过起非,进行了认真的研讨,现将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分歧、屈从和决裂

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与共产国际有着不解之缘,这一历史特征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格外突出."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几乎全部的思想和活动都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忆红岩精神指引下的国统区青年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的红岩,是领导整个大后方抗日爱国民主青年的核心。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国民党统治区处于地下状态,它能够公开活动的地方只有红岩、曾家岩周公馆和《新华日报》几个点,而从广大沦陷区逃亡到大后方和原来大后方的广大抗日爱国民主青年,便从四面八方被吸引到红岩,来接受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工作的思想指导,再把它们带到各地去开展工作。红岩能成为团结培养教育整个国统区爱国民主青年的中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青年群众工作中长期奋斗形成的。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时,就设…     

《苦难辉煌》

习近平同志曾在与一些省级干部聊天时对《苦难辉煌》进行过推荐。《苦难辉煌》是由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少将历时15年倾注心智的力作，该书联系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活动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兴起等国际背号，从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力量、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入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错综复杂、恢宏壮阔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揭示和剖析，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建立红色政权、率领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伟大壮举，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艰辛和伟大。     

失而复得的中共“一大”档案

在中国共产党筹建的过程中，上海、北京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处于发起地位，这首先与两个城市的马列主义传播较早、工人运动发展较快、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较多有关。其次，与这些城市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的联系比较方便、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后，与共产国际及上海、北京都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也在各地独立地开展着建党活动。如四川的吴玉章等人秘密地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了《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1925年2月，当吴玉章在北京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及活动情况后，便解散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其中的许多成员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事实说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者的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