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法律与社会“活法”的冲突法理学分析

我国现行法律大都是从西方较发达的法治国家舶来并加以不同程度的改造而制定的,但因东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法律在处理纠纷时,不同程度上与我国的社会实践相脱节,为弥合两者的裂痕,当代法治应该积极对传统的儒家文化予以回应。本文以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与柔性儒家规范存在的主要冲突为切入点,提出儒家活法的竞争与干扰是冲突形成的表层原因、文化不同是冲突形成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最后得出我国应通过制度构建的方式对儒家活法予以回应的结论。     

法律价值冲突与抉择——以扳道工的故事为例

法律价值体系包涵着正义、效益、秩序等一系列的价值,这些价值不可避免地会有着摩擦和冲突,从法律或政策的制定者的角度,也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做出权衡,从而制定更合理的制度来指导、规范、调节社会行为。扳道工的故事为很多人熟悉,九个孩子在正常使用的轨道上玩耍,一个孩子在弃置轨道上,当火车急速驶来的时候,究竟该引导火车驶向哪一条轨道呢?扳道工的抉择正是法律价值冲突的鲜明体现。     

论反倾销法与反垄断法的冲突与协调——以中国光伏行业诉讼为视角

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发展连连受挫,自2012年遭受美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之后,美国Solyndra光伏公司也向中国三大光伏巨头提起反垄断诉讼。从光伏产业遭遇的诉讼可以看到,反垄断法与反倾销法之间存在着许多冲突,导致许多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无所适从。因此,要协调反倾销法与反垄断法之间的冲突,促进反倾销法与反垄断法的共同发展。     

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以最高法指导案例70号为例

法律解释需要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对法律规范文本的含义进行挖掘。因此,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对法律适用的准确度至关重要。可以说,目的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在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具有特殊的价值和作用。在最高法指导案例70号中,法官正是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通过对立法目的、法益保护和社会危害性的明晰和论证,来认定被告构成犯罪。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如果目的解释运用不当,势必会对法律规范的文本含义和法律的稳定性造成冲击。在强调罪刑法定的社会背景下,如何注意目的解释与文义解释、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关系,仍是当下研究的重点。     

二审发回重审裁定书之法律拘束力——以印某与刘某合同纠纷一案为切入点

我国并未规定二审发回重审裁定书之法律拘束力,学术界对此也鲜有研究。导致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发回裁定之拘束力的处理态度完全不同,对我国统一适用法律、维护司法安定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以笔者代理的一个案件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发回重审裁定相关理论与实务的剖析,参考德、法、日立法及理论研究,探讨发回裁定之拘束力。     

论电信设施物权保护的法律冲突与协调——以《物权法》为视角

《物权法》作为保护财产权的法律,应当说对所有经济主体均会产生深远影响,而处在经济发展前沿的我国电信行业如何面对此种法律环境下的权利博奕,确认物权界限、规避法律风险、充分发挥物权效能,将是摆在本行业面前的重要课题。     

“保护的责任”:法治良心与严峻现实——以利比亚冲突为案例

在利比亚冲突中,以法国、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行使保护的责任的名义,进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权更迭,实则制造了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利比亚冲突的案例表明,保护的责任从理念走向现实特别是其实际执行的道路并不平坦。作为国际社会的法治良心的重要体现,保护的责任理念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引发了专家学者对如何实施保护的责任的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和建议,以促进保护的责任在理论与现实的碰撞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理解与适用——以一起非典型交通肇事案件为例

犯罪嫌疑人在驾驶证被暂扣期间发生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能否认定具有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情形及相关法律适用问题,本文总结了三种观点并对之进行了评析。     

校政合作服务社区矫正的实证研究——以南通开放大学与南通市崇川区司法局合作为例

社区矫正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欧美国家,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广泛使用这种方式。如今,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是提升司法文明水平的趋势和要求,也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其非法监禁刑罚执行的性质和行刑社会化特征,决定了社区矫正的主体除了需要专职执法、管理人员和专职社会工作者,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加入和支持。2016年5月,南通开放大学与南通市崇川区司法局校政合作,成立了阳光教育学院,双方共同探索创新,积极构建与社区矫正教学研究相结合的体系。阳光教育学院的成立,标志着高校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良好开端。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与东亚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应——以全球金融危机为背景

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危机诱发机制下的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一度进展缓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东盟无论从自身能力和意愿上,都无法为东亚区域提供有效的区域性公共产品,为区域合作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日韩三国合作出现重大进展,三国之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可以发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作用,成为区域合作的新动力。本文试图阐述金融危机下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以及中日韩三国在金融、贸易、能源、环保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可以为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