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同班禅等的谈话（节录）（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

同班禅等的谈话（节录）（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二日）周恩来我们希望把西藏上层的多数，包括二地主，都争取过来，同我们一道平息叛乱和进行改革。但是，总有少数人要反对，要捣乱。有的赞成平叛，不赞成民主改革；有的赞成民主改革，但又反对社会主义；有的虽然赞成民主改革...     

我国铁路尚有多大提速空间

法律援助是司法行政机关为社会贫、弱群体撑起的正义保护伞，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近日指出。法律援助机构要明确职能，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代表政府去关心和帮助社会困难群体，不能像律师事务所律师那样对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对自收自支的法律援助机构进行全面清理。     

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的法治风险及其化解路径

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契合行政决策体制改革方向，能够应用于行政决策的全过程和多领域。其意义在于通过辅助公众参与、识别公众需求、自动收集数据、深度学习自主推导、评估风险预测行为、全面收集和深度分析大数据，以提升行政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但人工智能算法辅助行政决策可能存在法治风险：算法隐匿和算法偏差可能危及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包括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权益关切、隐私保护和平等对待要求；算法代表和算法至上可能危及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包括不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基本要求、不利于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愿表达、不利于利害关系人的真实程序性参与；当出现算法决策错误时责任承担主体不明确。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行政法治原理中的良法善治要求。因此，应当围绕人工智能算法问题，从人工智能算法自身、行政机关、利害关系人三个方向寻找法治出路，完善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化设计，加强行政机关对人工智能算法的合法性、伦理性和合规性审查，完善算法公开制度，健全算法辅助决策的行政责任制度，从而契合行政法治原理的要求。     

基层协商民主的内涵及实现路径

基层协商民主是治国理政的一种有效形式,其现实意蕴包括要协商要商量、真协商真商量、能协商能商量、协商好商量好等几个方面。当前,在基层协商民主实践中存在协商认识不到位、协商制度不健全、协商平台不完整、协商效果不显著等不足,为此,应重视协商价值、厘清协商主体、明确协商内容、掌握协商方式,使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取得较好的成效。     

社会转型期的行政主体制度研究——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随着中国进入转型期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传统的行政主体制度已经落后于时代,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主体制度,要对行政主体做出准确的定位,在法律上明确某些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 明确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的关系,从“公务”的角度来构建我国的行政主体制度。     

论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构建

协商民主的实质是为广大公民参与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提供广阔渠道和制度平台。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发展协商民主尤其具有特殊的政治功能和政治价值,是切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紧迫任务。要积极适应当前关键发展时期的多元化政治价值诉求、平等性政治价值期待和包容性政治价值趋向,切实完善与推进政党协商民主、国家权力机关协商民主、国家行政机关协商民主、社会基层协商民主以及大众网络协商民主等制度化建设,进一步发挥协商民主在扩大公民参与、推进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着眼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主渠道作用,这对于改革与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特殊的意义。     

怎样开好支部大会？

支部委员会要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工作需要，确定支部大会的议题。议题要明确，中心要突出。会前要做好充分准备，并将会议内容、要求等通知全体党员。在支部大会上，耍充分发扬民主，会议主持人要引导大家围绕中心议题，认真开展讨论，畅所欲言，最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议。决议必须经到会正式党员的半数以上同意，才算通过。对于经过讨论不能统一认识的问题在双方人数比较接近的情况下不要急于做出决议，可在会后进一步酝酿，提交下次会议再议，必要时可以报告上级党的组织。     

官员要警惕成被告

在7月1日颁布的行政许可法》规定，凡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许可的核发、许可的监督检查、许可的收回变更、许可以前的审批等，都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内。政府过去许多以行政审批为手段与民争利的行为，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都将明确定为违法，部分公务员因此担心这是否会出现告官的诉讼高潮。对此，行政法学专家认为，行政许可法》为公民维权提供三大方便条件:首先，行政许可法》明确了主体机关及许可机关的责任和义务，方便公民维权。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不积极履行责任，就将构成失职，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其次，行政许可法》…     

加强基层法律服务的若干思考

加强农村基层法律服务要进一步明确调整和规范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的业务范围，进一步加强调整和规范司法行政机关对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管理，进一步完善调整和规范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从业人员管理制度。     

论我国行政公开制度

一、行政公开的内涵行政公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是现代行政发展的基本趋势。行政公开的基本含义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尤其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全社会的管理活动，除依法应保密的外，应一律对社会公开。行政公开的内容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行政政策以及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的标准、条件、程序等，都应一律依法公布，让相对人依法查阅、复制；有关行政会议、决议、决定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活动情况，除依法保密的外，应允许新闻媒介依法采访、报道。行政公开的内容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体现在各项…     

我国行政监督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系分为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行政机关外部监督两部分.这一体制具有自身的优点:一是监督主体多元化,二是监督内容广泛,三是监督具有统一性,四是内部监督系统与外部监督系统的有机结合.但这一监督机制还有许多缺陷:一是行政监督体制多元并存,功能紊乱,监督力缺乏整合,合力较弱;二是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权力不大,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三是行政监督法治化程度低,监督规则不完备,监督标准不明确;四是行政监督渠道不畅,信息不灵,缺乏开放性和透明度;五是行政监督偏重于事后的追惩性监督,忽视了事前的预防性和事中的过程性监督.对此,必须对我国行政监督体制进行改革:一是要使行政监督权权力化,二是要使行政监督机关保持独立性,三是要实现行政监督法治化,四是要提高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五是要提高监督人员的素质.     

现行财产申报制度有六方面缺陷

法律地位不明确。我国现行的关于财产申报的规定，在性质上都属于政策性文件而非法律规范性文件。主体范围过窄。现有规定的申报主体只包括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等县处级副职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及控股大、中型企业的领导班子成员，而不包括军事机关的领导干部、县处级副职以下的领导干部及公务员。     

关于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的思考

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是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席法庭进行应诉的活动。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作为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作为第一顺序人出庭应诉。实践中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率偏低,出庭应诉不发声情况普遍存在,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本身。在综合行政争议解决、宣示性功能实现和成本效益权衡等因素的基础上,明确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范围,人民法院建议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相配合,注重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应诉能力的提高,最终实现行政诉讼立法的预期价值。     

协商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杭州“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机制创新与经验启示

市民参与协商公共事务治理是社区自治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协商治理的理论视角,以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个案,按照"公共平台——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模式——协商效果"的框架对社区居民协商共治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同时对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治理。结合"湖滨晴雨"工作室运行的经验,本文提出完善社区事务协商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教育制度设计:基于协商民主式公众参与的分析进路

实现学校教育的良治,需要政府、社会和教育机构共同努力,特别需要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创新和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教育制度设计的机制,充分维护和保障多元主体的制度设计参与权,是当前完善学校制度建设的核心议题。教育制度设计必须在明确协商民主机制的基本要素与完善多元主体参与教育制度设计程序规则的基础上,促进不同主体间公开而平等的对话、交流和协商,构建参与型、互动型教育制度设计模式,从而推动教育制度设计民主、科学与法治的进程。     

政治过程视域的中国协商民主类型研究

根据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划分协商民主类型是考察中国协商民主的一个重要视角。当代中国政治过程的不同环节所实践的协商民主形式不尽相同,意见表达-意见综合环节主要是党外协商,政府决策环节主要是决策协商,决策施行环节主要是行政协商。党外协商又包含党群协商和党际协商,党群协商奠定了中国政府决策的民意基础,党际协商既增强了党内决策的科学性,又通过人民政协这个专门的政治协商机构参与政府决策,即人大决策和部分行政机关决策的协商。中国政府决策总体上是审慎的,但行政机关在做具体决策和执行决策时可能会与民意发生冲突。行政过程中行政协商的意义重大,但发挥的作用天然有限。在重视行政协商民主实践创新的同时,有必要推进能适应新环境的党政引领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行政民主与发展政治民主并举,开发社会组织的民意代表功能。     

行政督察是我国行政监督的重要新方式——以土地督察和环保督察为例

行政督察是指有权机关依法设立专门的督察机构和配备专门的督察人员,明确规定其职责权限,并要求督察主体依法独立就特定的行政管理事项对有关行政机关在执行落实有关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策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督促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并及时纠正他们的违法行为。行政监督在我国行政监督体系中属于行政系统内监督的重要方式,但就我国目前的行政督察现状看,尚不成熟,只是在某些特定行政管理领域进行尝试,需要进一步明确行政督察设立的法律依据、行政督察的主体、行政督察的权力来源、行政督察的职责、行政督察的权限、行政督察自身的监督。     

以协商优势激发社区治理活力

基层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近年来，北京市在试点基础上，稳步推进基层协商实践创新发展，各基层单位从完善协商结构要素出发，不断增强主体的广泛性、内容的丰富性、形式的多样性、场所的亲民性；探索协商艺术，创新协商方法，逐步提升协商成功发起、协商共识达成的可能性；注重做好基础性工作，培育群众对协商的正确认知，开展组织能力与议事能力的培训，建立健全有序协商的规则。北京市基层协商实践取得的显著成效，充分彰显出这项工作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试论发展我国基层协商民主

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改变社会大众被动式政治参与,减少各利益群体因不同诉求而产生的偏见;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在理性对话中实现利益均衡;基层协商民主有利于促进基层民众自己管理自己,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发展基层协商民主要进一步培育协商主体,丰富协商内容,创新协商形式,不断促进基层协商民主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