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产刑的正当理由及其立法完善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中，部分罚金刑无限颜，没收财产刑广泛，没收处分制度相对薄弱，由此作者提出在完善立法、加强打击力度时必须注意正当理由。文中论述了财产刑的一般正当理由，指出完善财产刑的思路是：（１）规范罚金刑；（２）限制没收财产刑；（３）强化没收处分，通过强化没收处分，克服以罚金、没收财产刑代替没收处分的不规范现象，也可以弥补限额罚金、限制没收财产刑所产生的空隙。     

论非诉行政执行的期限变更及其正当理由

非诉行政执行期限是否可以变更,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与公民权利的保护。在非诉行政执行期限的规则构造上,《行政强制法》第53条存在初始的有意识的法律漏洞,需要法官进行填补,不同的填补方式导致同案不同判。实践中,不管是适用目的性限缩解释或依据司法解释的填补路径将该期限认定为除斥期间,还是类推适用民事执行时效,目前来看都是不合理的。通过对该条文的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宜将非诉行政执行期限定位为法定相对不变期间,既承认法律规定的三个月为法定期间,又支持基于正当理由可依法予以变更。正当理由是权衡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调节枢纽,行政机关对正当理由的判断应遵循个案判断标准和客观性标准,并且在对“理由”的裁量过程中,不得考虑不相关因素,并不得逾越正当程序。     

财产刑及其适用

财产刑及其适用□施惠芳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两者均处于附加刑地位。修订后的刑法在原刑法的基础上，扩大了财产刑主要是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不少财产刑必须与自由刑并处，司法实践中适用财产刑的频率增加。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大司法人员对财产刑并不...     

论没收财产刑的立法完善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最为严厉的附加刑,现行刑法对之作了大量的规定.虽然没收财产刑有其优越性所在,但也有其弊端数量太多、范围太滥、不便操作、过于严厉等,应对此加以完善.     

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财产刑的再思考

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财产刑的再思考□陈建明修订后的刑法在对被告人适用没收财产刑和罚金刑方面较之原刑法有了较大的变化，一些原来不需要判处没收财产和罚金的犯罪现在都对其科以上述刑罚，尤其是财产型的犯罪。这种变化对未成年被告人而言，影响是很大的。未成年被告人...     

论一般没收财产刑应予废止

由没收财产刑的体系地位与适用对象可以看出 ,没收财产刑是我国刑罚体系中最重的附加刑。但如果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来看 ,没收财产刑如果作为一种剥夺部分财产的刑罚 ,在已经有罚金刑规定的情况 ,没有存在的必要 ;作为对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其他严重犯罪适用的判处没收财产 ,难于看出其特殊的性质 ;作为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附加刑 ,违反刑法的基本目的 ,其存在具有一定的超刑事责任范围的任意处置的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基本精神的倾向。因此 ,笔者认为 ,一般的没收财产刑应予废止。     

财产刑委托执行制度要论

现行的刑事立法忽略了财产刑的委托执行与民事委托执行的不同点,因此未能建立独立的财产刑委托执行制度。面对财产刑委托执行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和实践困境,需要我们参照民事法律规范中关于民事委托执行的具体规定,建立满足司法实践需要的财产刑委托执行制度,并完善与之相关的法律配套制度建设。     

财产刑执行难题及其解决路径

财产刑执行一直是司法界无法破除的难题。财产刑执行与财产刑的配置、适用及配套机制等诸多制约因素休戚相关。考量现状、探究原因、完善配套。唯有此,将财产刑配置、适用、配套机制融入执行中,作为一个系统,才能寻求财产刑执行的突破路径。     

论没收财产刑中的"财产"

我国刑法学界对没收财产刑的实质内容长期缺乏清晰认识,这源于对其所剥夺的"财产"未能有深入研究.在法律上,财产的本质是财产性权利,财产是物的上位概念.我国刑法规定的没收财产刑,实质是对犯罪人的私有财产权的剥夺,而非仅仅是对特定之物的剥夺.只有深入了解到这一点,才能理解没收财产刑超出了刑罚的正当化根基范围,因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摈弃.     

论财产刑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一、财产刑概说 财产刑是以剥夺财产为内容的一类刑罚方法,各国的财产刑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罚金型的财产刑,一类是没收型的财产刑。罚金型财产刑是指法院判处犯罪人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没收型财产刑是指法院判处没收犯罪人所有的全部或者部份财产,或者将特定物品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从本质上讲,财产刑首先是一种刑罚方法,它只能由法院对犯罪人适用,其次,财产刑是以剥夺犯罪人财产为内容的刑罚方法,这是财产刑的核心内容,是与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资格刑的区别之处。一般认为,同生命刑、身体刑、自由刑、资格刑相比,财产刑是一种轻刑。     

Punishment and Reform

The reform of offenders is often said to be one of the morally legitimate aims of punishment. After briefly surveying the history of reformist thinking I examine the ‘quasi-reform’ theories, as I call them, of H. Morris, J. Hampton and A. Duff. I explain how they conceive of reform, and what role they take it to hav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 then focus critically on one feature of their conception of reform, namely, the claim that a reformed offender will obey the relevant laws for moral reasons. I argue on consequentialist grounds that this requirement is objectionable. Consequentialism has always accepted reform as one legitimate goal of punishment, bu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narrowly moral conception of it that we find in the quasi-reform theorists. I situate my criticism within criminal law theory, but I also consider the claim in moral theory that acting from moral motives has intrinsic value.     

简论中国刑罚制度改革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需要一个制裁有力、救济有方的刑罚制度。目前我国的刑罚制度在刑种、量刑制度、行刑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应削减死刑、增加刑罚种类、增加缓刑、假释,建立一个与时俱进的刑罚制度。     

刑罚改革论纲

在世界刑法史上,刑罚改革是一条基本的线索,正是通过刑罚改革使刑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刑法史就是一部刑罚改革的历史:刑罚改革是世界刑法史的主旋律.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上,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之确立,为刑罚改革提供了动力与方向.为此,刑罚改革势在必行.本文根据我对刑罚制度的长期关注与研究,就我国刑罚改革的基本思路略抒己见,就教于同道.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下)

对云南省若干地区的实证考察表明,在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有期徒刑适用过多,管制、拘役刑基本空置;缓刑适用比例过低且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司法分流的合法性有待确认等等。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既有立法方面的,如立法不明确或缺乏弹性;也有司法或执法方面的,如考察机关负担过重,无力进行有效考察;还有地方因素的干扰,如过分强调刑罚的威慑作用等。为此,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立法、司法与执法三方面着手。在立法上须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确保未成年人最大利益的原则行事,增加处罚中的弹性规范;增设已在国内外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某些刑罚制度,例如,缓诉制度、缓缴罚金制度、刑事前科报告免除制度、前科消灭制度等;在司法与执法中应完善相关机制,以扩大缓刑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部门合作,消除地区差异。     

教育刑理念的彰显与背离：近代中国假释制度考论

刑罚执行是刑事司法的最后环节,行刑法律的运作直接关涉刑罚功能与目的能否实现。假释作为行刑制度之一,其运作效果是刑罚观念的集中体现。近代以来假释制度完成了由恩典到权利的制度转化,因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假释制度在清末刑事立法中虽然得以确立,却未能实践。其后的立法与司法虽对于假释制度有着较多的践行,但民众的法律情结却仍停留于报复惩戒,教育刑理念仍然未能深入人心,法律观念、法律文化的转型任重而道远。     

刑罚改革的切入点

刑罚的改革,应当是以轻刑化为切入点,即通过改革,使我们国家的刑罚实现轻刑化,以趋向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 轻刑化的理由很多.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三个: 第一,轻刑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造:现代刑罚的迷误及其批判--兼及刑罚范式革命与制度变革的思考

本文从“改造”这一刑罚的中国经验出发,结合现代刑罚发展的历史,在修正国内流行的“刑罚进化论”的基础上,以改造刑为例,对现代刑罚制度与理论的迷误及其刑罚理性的谵妄与僭越,进行了具体的工具分析和价值批判;同时,借此分析与批判,本文最后将对于刑罚问题的认识引向关于“刑罚范式”革命的思考,提出了在“刑罚范式”的意义上,现代刑罚应从“国家vs罪犯”向“刑事债权人vs刑事债务人”进行转换,以此实现从“改造刑”到“契约刑”的刑罚制度变革,走向刑事法治的新境界。     

扩张非监禁刑视野下的假释政策宽缓化初探

促进刑罚政策由重刑化向轻刑化转变,推动假释政策由严格化向宽缓化让渡,这是我国全面深化司法体制工作机制改革面临的一个刑罚理论和刑罚实践问题.其中,扩张非监禁刑与假释政策宽缓化具有天然的联系,直接关系到假释目的调整和假释政策优化,其理论基础是要重塑综合刑理念,其实现路径是要对假释政策宽缓化进行制度设置方面的法律重构.     

论一罪累计数量处罚制度的合理性

一罪累计数量处罚制度，是指对数个侵害行为的危害结果、侵害对象、行为规模等反映数行为客观危害程度的数值累加，从而对数行为社会危害进行整体评判并予以刑事处罚的一种制度。一罪累计数量处罚制度的存在有其价值判断依据——数个行为涉及的数量经过量的积累以及惊恐强化，导致数个违法行为的价值判断不同于单一违法行为，而与犯罪一致；数个罪轻情形的价值判断不同于一个罪轻情形，而与罪重情形一致。较之连续犯、同种数罪并罚等制度，一罪累计数量处罚制度具有适用范围广、价值评判科学、可操作性强等优势。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研究

城管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是我国最早开始跨部门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对于精简机构、提高效能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但是,实践中出现的城管机构权限横向上无序扩张,纵向上权限下移无依据等权力配置难题以及法律保障的缺失,已经阻碍改革的深入。跨部门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意味着行政权力配置格局的重大调整,是对条块结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巨大变革。破除传统行政体制的束缚,推动跨部门综合执法,需要从理论上解决行政权力纵横配置的规则。法律依据不足是制约跨部门综合执法发展的主要原因,扩大《行政处罚法》相关条款的解释只是权宜之计,未来需要地方行政组织法的完善才能供给充分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