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物品供给主体观的历史演变与最新进展

传统经济学将政府视为集体物品的惟一供给主体,"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常成为集体物品私人供给无效性的经典论据。公共选择理论则以"政府失败"为研究重点,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政府供给集体物品的制度性缺陷及其改进方案,但其所强调的竞争机制仍然局限于政府机构内部,还没有实现供给主体的突破。新制度经济学者科斯的研究则证明了集体物品非政府直接供给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质的飞跃。晚近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吸纳公共选择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了集体物品多元化供给的制度安排,由此突破了政府单中心供给的理论局限,并将集体物品供给主体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操作层面。     

转轨时期公共物品供给的多中心制度

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三方的互补关系应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复合式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其规范性均衡和实证性均衡分析表明：由政府的等级机制、市场的退出机制和非营利组织（NPO）的发言权机制合力构建的制度安排是实现公共物品供给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特色的多中心是一种规制型的多中心制度，在中国独特的政府规制的转轨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优化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突破口。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如何实现有效的公共物品供给是城市社区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的特性,以及城市社区"陌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要求以利益博弈的视角看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从旧楼增设电梯的案例不难看出,由于缺乏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往往陷入囚徒困境,只有理清利益博弈关系,促成利益协调机制的形成,防止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囚徒困境的产生,才能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质量和有效性。     

公共性视角下的公共物品供给主体之辨——多元化的困境分析

制度分析学派所倡导的公共服务多中心供给理论强调通过将公共物品的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志愿供给三种方式相结合,以实现对公众需求的有效回应。此理论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遇到了一定的困境。文章以公共性为视角,将公共物品不同供给主体的特点予以分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现实探究了多中心供给理论及实践的困境成因,并论证了政府的职能发挥是多中心供给在实践中取得成效和保证其公共性的重要前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研究

在我国农村,农民分散的生产组织结构对农村公共物品具有强烈的依赖性,但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并未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在现实中,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正处于高度匮乏状态,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严重障碍,必须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增加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问题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严重短缺，已经成为限制农村生产发展、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政府财政收入不足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资源匮乏的根本原因，而城乡分割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是造成农村公共物品资源匮乏的直接原因。因此，要突破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瓶颈就必须改革财政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加大农村公共物品资源的投入力度；创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让农民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     

城乡地方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的比较分析

地方公共物品是相对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言的,除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它还有其他类型公共物品所不具备的特性。本文将突破地方公共物品分析的一般形式,分别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阐述各自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探析——以重庆市A、B镇乡村公路修建为例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发展状况。根据调查反映的情况,当前中西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地理环境、社会利益结构及村民的自利性,说明公共物品供给基本上属于村民自治为主、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和政府支持为辅的供给模式。鉴于中西部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对该区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可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以提高中西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     

准公共物品供给视阈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困境与对策北大核心CSSCI

“十三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完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信息技术应用转型;“十四五”期间,制造业应进一步突破分工边界、实施产业链协同转型,构建覆盖全产业链条的数字化准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但在现有技术水平下,以企业为主体供给数字化准公共物品,易陷入反垄断规制、信息有效共享、降低短期成本的“三难困境”。政府可以通过识别行业细分差异、筛选核心企业、审慎监管融合创新等服务式管理手段,帮助制造业企业跨越数字化转型的瓶颈期。     

基于“公地悲剧”视角的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

目前,网络社会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公地悲剧”的特征.为此,艾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公地悲剧”的途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在中国,这种公共治理模式,对推动网络社会健康发展和提高党和政府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这一主题,从“网络公地悲剧”视角出发,结合“多中心治理”、的理论,提出基层政府网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思路.     

论我国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困境及克服——以民办高等教育为例

传统理论认为,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供给,但在现实中由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的现象不断涌现,促使人们对传统观点重新思考。人们逐渐意识到,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供给公共物品,但公共物品并非只能由政府来供给。20世纪末,非营利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对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非营利组织在供给公共物品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也陷人种种困境。本文旨在以民办高等教育为例探讨我国非营利组织供给公共物品面临的困境及克服。     

城市反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探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生产、农民生活和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处于比较匮乏状态,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本文从城市反哺农村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提出了三大工程和四项保障措施对改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对我国的启示

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本文从地方治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地方治理理论的介绍,进而介绍分析了德国乡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在权责划分、法律规范、财政供给、监督制约及社会补充方面的特点,从而希望对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实践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公共物品多中心合作供给机制的构建——基于公共选择的视角

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使得公共物品的供给成为政府的专利，然而信奉个人主义、经济人假设和市场交易原则的公共选择理论则打破政府的“神话”，政策分析学派主张公共物品可以由市场和非营利部门来供给。与多中心治理思想相呼应，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悄然形成了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多中心供给机制，三者之间的合作供给机制扩大了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范围，丰富了供给方式和途径，提高了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     

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缺陷及化解对策——基于乡村治理视角分析

乡村治理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完善性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从乡村治理视角分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自上而下”决策体制、监督缺失、政府职责模糊、“二元”供给体制等问题,直接影响到公共物品供给的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参与性、廉洁性等,造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严重缺陷。化解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缺陷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新农村建设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创新

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对建设新农村及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缺失,存在严重供给障碍。为了解决农村公共物品资源严重匮乏、供给明显滞后于需求的问题,需要进行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创新。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创新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各项政策措施、建立农村产业基础、土地利用及规划间的综合关系。     

社区性公共物品:民生建设的有益尝试——以大连甘井子街道爱心服务建设经验为例

社区性公共物品是在中共大连甘井子街道党工委领导下,通过社区民政工作的协同努力,对基层社会建设的一项有益尝试。社区性的公共物品属于救助性的,它区别于一般公共物品,也不同于地方性公共物品。与以往救助不同的是,这种救助具有社区选择性,并嵌入于日常生活系统的特征。在城市社会分化呈现区域性差别的背景下,社区化公共物品如果能在城市有选择的推广,它具有集中有限资源,通过解决局部重点地区民生建设问题以提高整个城市民生建设水平的功能。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存在的问题与供给机制建设

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目前供给过程仍存在诸多问题。借鉴美、英、日等发达国家的供给经验，提出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必须建立政府供给与市场供给并存的供给机制和科学的供给决策机制，确实有效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求失衡问题。     

行政权力负效应的程序控制--以准公共物品分配为视角

布坎南提出的俱乐部理论里,使人们认识到公共物品更多的以“准公共物品”的形式存在,而在公共物品的分配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分配不公和越权滥权的现象,为了降低行政权力的负面效应,必须强调行政程序的各项功能。     

公共物品风险:类别、归因与治理策略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公共物品风险场域环境、多元供给主体互动关系、风险生成和内在影响机理正在发生变化,公共物品系统的复杂性、关联性、延展性等特点,为公共物品风险生成提供了可能。公共物品风险呈现出复杂不确定性、感知体验性、传播扩散性、人本利益性、管理模糊性等特点。公共物品风险的类别包括责任缺失型公共物品风险、盲动偏向型公共物品风险、知识匮乏型公共物品风险、寻租逐利型公共物品风险。公共物品风险生成归因于制度约束不完善、非理性心理偏差、多重利益驱动、责任伦理失范。治理公共物品风险,需要强化公共物品风险的公共责任伦理建设、发挥主体精细化的风险治理效应、建构主体间良善融合的社会互动关系机制、探索建立行动主体内部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完善失范行为监督惩戒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