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中国发展理念的互动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已成为衡量全球发展进程的首要标准和进行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框架。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落实的过程中,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同时,中国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理念。中国的发展理念和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启示:明确确立民生优先的导向性,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的有效性,大力整合发展利益攸关者的力量,务实利用国际援助和开展对外援助等。未来3-8年,是中国将其发展理念和经验外化为国际组织规范和原则的重要机遇期。中国可以在提升中国发展理念、开展国际发展合作、设计国际发展规则等方面做出努力。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

本文从4个方面归纳、研究了官方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以揭示国际主体实施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和政策的原因与内在驱动力,从而帮助人们撇开表象的外衣,从本质上认识作为外交政策的官方发展援助及其目的。     

国际道义视角下的发展援助

近年来,减贫和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发展援助的道义基础也成为国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通过向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或优惠贷款,发展援助与国际道义之间具有某种天然联系。发展援助国际道义的现实基础在于全球性国际社会和全球相互依赖的形成和发展,而其理论依据则主要来源于人道义务和正义义务。在援助实践及援助制度中,这种道义关切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国际道义论并不能取代援助国利益论,二者构成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     

中国对拉美援助：目标选择与政策转型

尽管拉美不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援助却一直是中国对拉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拉美外交的有效政策工具之一。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援助古巴，不仅是寻求与古巴建交，而且期望在外围地区对美国形成战略牵制。70年代，中国的援助政策推动了中拉建交高潮的到来。八九十年代，在巩固和扩大外交阵地的同时，中国对拉美的援助开始强调“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合作理念。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大了对拉美的援助力度，大型标志性成套项目增多，特别是人道主义救灾援助成为新时期对拉美外交的亮点。中国对拉美援助政策的演变，反映了中国对在拉美利益认知的转变，即从支持反帝、反殖、反霸转向支持独立发展民族经济，从“涉台斗争”转向强调经济、科技和文化外交。中国对拉美援助是当前实现中拉经贸关系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也是中国在拉美构建“软实力”的关键环节。     

大学生创新能力发展横向援助的思考

开展横向援助,在高校内部、各高校之间、高校与社会其他单位之间、国际之间相互支持与交流。充分发挥高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提升国际视野、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协同创新等方面的作用,这对于改变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平衡、学科发展不平衡、人才培养不平衡的现状,解决人才培养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之间的矛盾具有积极意义。     

全球南方视角下的性别与发展范式转型与实践路径

性别研究兼具学术与行动导向，起源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性别与发展范式为促进性别平等的发展干预项目提供了明确的理论路径和实践指导，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规范、成熟和多元的特点。但随着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以社会性别主流化为主导的性别与发展范式在发展实践中遭遇批判。尽管传统援助国对性别平等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但促进受援国性别平等方面的效果有限。通过分析以往性别(妇女)与发展范式转型过程，并立足于南方国家的实际需求，可构建一个符合全球南方国家妇女发展条件、以妇女为中心、优先与伙伴国政府和妇女组织合作促进妇女经济地位提高(WEGO)的性别与发展实践路径。需要指出的是，该路径并不否认以往性别(妇女)与发展范式的理论价值，而是在剖析其在指导性别与发展实践方面局限性的基础上，探索了一条通过南南合作促进性别平等的有效路径，以期为提升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在促进全球妇女发展方面的有效性提供借鉴。     

中国模式与当代世界发展

在过去30余年里，中国成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显著增加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渐进改革、减贫经验和民族关系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中国不断增强的世界贡献及其推动的南南合作，也正在悄然改变国际体系的演变进程。作为对当前日益紧迫的世界发展与国际治理问题的回应，中国模式显示了其巨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及对外辐射力，为中国赢得了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     

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经过60年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对外政策领域，不仅赢得了发展中受援国的友谊，而且将中国与发展中受援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新时代里，中国对外援助需要进一步坚持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创新援外理念、优化援外结构、提高援外质量、改革援外管理、加强援外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隐含的利益交换:国际发展兴衰的逻辑

国际发展进程始于霸权对欠发达国家的相关承诺及实践。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国际发展的兴衰起伏表明:霸权对国际发展的冷淡可谓一种常态,相形之下,二战期间国际发展的启动与兴起才是特例。战后,霸权对国际发展进程的支持出现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并体现在贸易、援助、金融等多个议题领域。事实上,霸权对国际发展的任何付出,必以相应回报为前提。霸权投身于国际发展进程的内在逻辑与深层理念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根据欠发达国家的利益多寡或价值高低,来决定其支持力度。"利益交换"的逻辑,主导着国际发展进程的基本走向。霸权受利益驱使而支持国际发展,又在其认为利益有限甚至冲突的情形下削弱或放弃支持,此即战后国际发展进程长期陷入低谷的主因。不过,"霸权主导型"国际发展范式的衰微,并不意味着国际发展本身再难有所作为。世界政治经济中的某些迹象表明,国际发展得以重振的契机或许正在孕育成型。     

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的法律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中的法律关系主体

各类社会主体所参与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在保护人权、抗灾减损、精神抚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法律关系的主体也因而呈现出复杂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在国际人道援助法律关系中，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作为最主要的参与人，因其在国际法与国内法中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各自面临着不同的理论性或规范性难题。对这些主体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将减少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法律准人障碍，推动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快速规范化发展。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美国国际开发署对伊拉克战后重建援助探析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便在伊拉克开展了援助活动。国际开发署的援助项目涵盖了伊拉克战后政治、经济与社会重建等多个领域。国际开发署在推动伊拉克战后重建与发展进程的同时,也强化了美伊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但鉴于美伊之间不对等的互惠关系、伊拉克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与国情,伊拉克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日渐下降,加之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使得国际开发署对伊拉克的战后援助缺乏持续性的资源投入,这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其援助活动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发展道路模式的新探索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发展成功背后的制度因素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也随之兴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确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明确"五大发展理念",主导和参与了诸多合作倡议,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AIIB)、《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制定宏伟改革蓝图,不断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丰富了世界发展道路模式的多样性。     

中国援助非洲与提升中国软实力

中国已经将软实力建设提升到国家实力构建的战略层面，对外援助是一个能将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等资源综合起来以更好地展示、发挥一个国家吸引力、建设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对非洲援助对于塑造中国和平、合作、互利和负责任的国际形象、增进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与信任等具有促进作用。但中国对外援助机制尚不成熟、中非文化的差异、援助国间的竞争等不利因素对援非效果的发挥具有限制性作用。因此，中国应通过重点加强对外援助的制度化建设、鼓励援非工作人员与当地的多种交流、并重视在援非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式提高中国援非水平以提升中国软实力。     

试析日本的援助理念

援助理念是塑造日本援助国际形象以及争取国内支持的重要途径，反映了日本对政府开发援助的自我定位。战后日本的援助理念在表现形式上经历了从省厅文件到内阁决议、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其内涵则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性和侧重点。不论日本的援助理念如何变化调整，其演变的核心逻辑始终没有改变，作为外交的组成部分要服务于外交战略，作为经济协力的一部分要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其落脚点始终是寻找外交战略与经济发展战略的最佳利益均衡点。     

中国对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历史起步

对越南的经济技术援助在新中国对外援助的历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具有起步早、层次高、领域宽、规模大、时间久、成效显著等特征。在越南抗法战争和战后和平恢复时期，中国对越援助历经由军事援助为主向经济技术援助为主、由党际援助为主导向政府间合作为主导的转变，不仅创新了援助方式，创立了援外管理机制，制定了基本的援外程序，培养了一批最早的援外队伍，而且形成了对援外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政策原则，对其后的援越工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新中国对外援助事业中亦极具开创性意义。     

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

本文重新考察1963年到1983年间中国医疗队援非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实现国际援助的效果和可持续性问题。"文革"时期,中国医疗队遵照"六二六"指示在非洲实践革命卫生道路,结果喜忧参半。1970年代末,卫生系统的改革重新使医疗援助工作回归本位,对非医疗援助得以稳步增长。援非医疗队的历史证明,实现援助效果和可持续性,需要我们重视援助目标的多重性及其内在的关联度,合理处理援助的基础功能与拓展功能、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使援助者的主观意愿与受援者的客观需求紧密契合。     

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

大陆顶替台湾在非洲农耕队援助计划是探讨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模式与成效的典型案例。大陆农技专家通过施行自办公助策略、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潜质的合作社、施行农业"八字宪法"、传播"大寨精神"等措施,力图在非洲建立与大寨高度类似的农业生产模式,使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真正自力更生,进而证明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但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与非洲国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冲突,顶替援助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今天对非农业援助正在成为中国对非经济合作的重点,并且实行投资与援助相结合、以互利为目的的经济合作模式,但顶替援助这段特殊的历史过程仍有许多值得品味和总结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