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7到G20:竞争的多边主义与日本的全球经济治理角色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持续深刻变化的过程,"竞争的多边主义"既对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揭示了这一变化的主要特征。七国集团(G7)与二十国集团(G20)作为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乃至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边机制,是日本扮演全球经济治理角色的核心舞台,对日本发挥全球治理作用意义重大。但日本在G7和G20中的地位和表现差异明显:G7作为老牌发达工业国家进行全球治理的象征,突显了日本在亚洲乃至在全球的领导大国地位,在日本多边外交中处于核心地位。G20作为应对金融危机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产物,虽然契合了日本进行政策协调、走出经济困境的现实需求,但也变相削弱了日本在亚洲和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总的来说,日本在G7和G20中采取了一种既"务虚"又"务实"的态度和策略:一方面,日本借重G7成员这一身份对其大国地位的彰显作用,极力维护G7及其所代表的旧秩序,另一方面,面对自身经济深陷长期衰退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形势,又不得不根据现实力量对比和政治经济需求,调整其在G20中的态度和立场。     

环北部湾地区在泛珠三角与东盟合作中的定位与发展

环北部湾地区迎来了"9+2"、"10+1"的良好发展机遇期。然而要把握好这一机遇期,就得以营造中国经济"第四极"的魄力,确定好区域合作平台的地位,发挥好通道和桥梁的作用,通过加快建设连接中国—东盟市场的国际大通道,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整合,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东盟他国及泛珠三角区域他省(区)的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和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和体制,以参与两大区域合作来促进自身的大发展。     

国际制度设计视角下的澜湄合作

为什么在湄公河流域已经存在数十个国际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还要建立澜湄合作(LMC)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既有研究大多强调湄公河流域大国国际制度主导权竞争的宏观背景因素,而较少关注澜湄合作机制的新制度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即澜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究竟"新在何处"。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MS)等既有国际机制相比,澜湄合作机制具有两大新的制度特征:一是议题范围更加广泛,除了传统的区域经济合作议题外,还增加了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水资源合作等新议题;二是集中程度更高,与之前合作机制主要由"职能部门引领"以及"借用"亚洲开发银行作为国际秘书处的做法不同,澜湄合作机制采取了"领导人引领、各部门参与"的机制运行模式,并逐步建立独立的国际秘书处。通过运用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的理论模型,本文考察了在湄公河流域国际合作中上游国家与下游国家之间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分配问题和执行问题,并以此解释了澜湄合作新制度特征的形成原因。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

日本正在发生新的战略转型,这无疑给对外政策智库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水之隔"的日本,正就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方式展开一场深刻的大讨论,其实质是建设呼应战略转型诉求的"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过程,呈现为一个由发现政策课题到政策评估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动态循环"。智库活动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外政策的质量。日本对外政策智库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严峻挑战。探寻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原因,需要将其放置于日本的战略路线、决策机制乃至社会整体中去寻求答案。通过系统考察"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既有助于构建"中国型"智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码"日本对外政策调整的新动向。     

图们江区域合作与朝核危机

图们江区域合作是，推动中朝经济发展的核心项目。图们江战略地位优越，中朝两国在此区域合作的发展势头良好，但中朝在图们江区域的合作还尚不理想。影响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因素很多，但其中存在一个核心影响因素即朝核危机。朝核问题无疑是阻碍中朝在这一核心项目中，最需要关注与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图们江区域合作的发展与滞后性和分析朝核问题的复杂性等方面，进一步发掘在中朝图们江区域合作中朝核危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视角下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评析

目前泛珠区域合作取得了良性、健康的发展态势,极大的促进该合作框架内各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其未来的发展会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本文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应对这些困难与挑战,以使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朝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半岛制造业基地：东北亚地方经济合作新模式

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重要趋势，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大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与发展也在不断走向深入。2004年6月亚洲合作对话第三次外长会议(ACD)暨中日韩外长会议在中国青岛举行。中、日、韩三国优势互补，以多种方式和形式正在积极构筑互利、多赢的区域合作新机制。地方之间的合作交流模式是东北亚地区引人关注的新型经济开发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合作主体和合作方式的多样性。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世界贸易组织与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什么关系?

(一)世界贸易组织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既有一致性也存在一定区别。从达到的目的来看,两者基本一致。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其目的在于避免一国采取损人利己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政策,使世界经济贸易在一个相对稳定、透明、自由的环境中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目的从总体看则是     

“贸易与人权”议题中国际组织的作用分析

现今国际法中的"贸易与人权"议题常存在国际组织的介入。WTO、国际劳工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与联合国分别代表了四种国际组织的介入渠道。同时,不满足于国际组织所起作用的国家也通过普惠制和双边贸易协定,以贸易利益单独换取相关国家的人权承诺。国际组织提供了讨论贸易与人权议题的平台,但其中已然确立的规则同时也限制了人权议题的无限扩张。这对于限制大国权力、维护小国与弱国利益具有积极作用。我国一方面需要利用国际组织维护既存的贸易利益,另一方面,在双边谈判中也需区分人权的具体内容,灵活决定承诺方式。     

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

中美在双边、区域和全球等层次存在不同类型的利益关切,在不同的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国家利益优先排序。在双方对话与谈判过程中,为促进谈判朝着对己有利的方向发展,中美双方既可能运用议题联系的策略,通过引入新的议题来推动既有议题的谈判进展,也可能采取议题脱钩策略,打破谈判议题与其他议题之间的联系,以改变谈判的僵持局面。因此,中美关系中的议题联系与议题脱钩现象,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文章主要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案例,从议题联系和议题脱钩的视角,着重分析中美在双边谈判中是如何灵活捍卫己方目标和利益的,以期为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反复性提供新的理解视角。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推进与对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构想及对策

对东盟开放合作是进一步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抉择.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推进与对东盟开放合作的战略构想强调顺应国际国内区域合作的发展趋势,以提升泛珠三角区域整体竞争力、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为战略目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契机,以中国-东盟博览会、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等机制为平台,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中心,以经贸合作为重点,以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为切入点,以开放开发为动力,以项目为载体,以粤港澳珠三角为龙头,充分依靠泛珠三角区域整体优势和依托全国的力量,大力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对东盟开放合作,促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国际化发展.实现其战略构想,应进一步明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国际化发展思路、设立强有力的推进机构、加快与东盟机制的衔接、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和体系、加强政策探索、创建和完善开放合作平台、先易后难务实地推进泛珠三角区域的开放合作、争取国家的大力支持及加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完善科学决策系统等.     

推动南向大通道建设 明确德宏大发展思路

区域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外在表现形式。进入21世纪，我国加快与东南亚、南亚的合作进程，面向东南亚、南亚和南向印度洋的战略布局已经形成。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亚洲三大区域板块——大中华经济圈、东南亚联盟经济圈、南亚联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区位优势突出。我们应当抓住机遇，积极推动南向大通道建设，加快德宏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粤港澳一体化发展的世界级新经济区域——建立粤港澳更紧密合作框架研究报告之一

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地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被视为大国在经济秩序构建中的重要战略取向。未来将不仅是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从全国区域经济布局看,最有可能和潜力率先成为世界级新经济区域的是粤港澳地区。加快推进粤港澳一体化,将形成区域整体竟争力与核心竟争力,带动中国已经形成的沿海战略提升水平,从而开启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十一五“规划下港澳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研究

香港、澳门的地理、区位十分特殊.其参与区域合作是实现自身稳定发展繁荣和经济转型的内在需要.香港和澳门在参与区域合作中,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区域合作中拓展香港发展空间,保持其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在港澳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在泛珠合作中,粤港澳合作居于重要地位.扮演好平台角色,坚持全局观念、争取互补共赢,是港澳参与区域合作的基本理念.     

论东盟的对外战略

后冷战时期，东盟的对外战略主要表现在构建“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力求成长为亚太地区有影响的一极和强化与区域外部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合作等三个方面。东盟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的两个根本途径是加速一体化发展和构建区域合作机制。东盟把实现其对外战略目标锁定在“大国平衡”策略上。     

中国社会智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议程设置的行动机制与实现路径

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切实增强中国社会智库国际议程设置能力,对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与国际海洋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对全球海洋治理认知的变化,中国社会智库可以通过国际议程设置过程的议题构建、议题传播、议题制度化三个阶段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国际议程设置。面对内部知识供给不足、外部利益分化加剧与国际制度不完善等复杂形势,中国社会智库应提高议题选择质量、构建跨国智库网络,并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京津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合作重点及政府作用

京津冀都市圈是我国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第三大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区域,目前区域内各地区间的分工合作虽已具一定规模,但京津冀都市圈发展仍存大量问题亟待解决。当前区域合作的重点主要在于制定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构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并行不悖的产业格局、构筑合理有序的城市网络体系、培育区域市场体系等方面。区域合作要协调好政府推动与市场主导的关系,循序渐进地开展工作,关键在于逐步形成有利于协调区域利益的制度安排。     

日本经济的失业率、科技开发与全球化

经历"失去的10年"后,日本经济依然复苏乏力且不稳定,但日本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与日本政府公布的失业数据相反,日本并不存在失业问题;日本重视科技开发和投入,大力开展资本经营,加快全球性经济布局的步伐,建造超大规模的金融堡垒。在这些方面日本已先行了一步,这为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     

新兴经济体与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生巨大变化,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力军,尤其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大国经济先后起飞,推动国际力量格局演进,加速多极化发展进程。后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前景依然看好,亚洲经济依然鹤立鸡群,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全球"新""旧"力量(美欧日与新兴经济体)、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三大经济板块(北美、西欧、亚洲)之间激烈碰撞、加速重组,深刻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加速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促进国际经济秩序重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