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基于中国“好关系”外交话语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在表述双边关系时频繁使用好兄弟、好亲戚、好朋友、好邻居和好同志等语词,最近十年平均每年达136次,涉及国家总计134个,这表明"好关系"语词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通用话语。通过对"好关系"话语的内涵分析和量化排序,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中国人认知外部世界的波纹式差序格局图。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人际关系思维模式在国际关系层面的投射,反映了中国充满温情和道义并最终指向和谐世界和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秩序观。     

文化特质、角色认知与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

国际秩序观是一国认知世界、处理自身与世界关系的重要理念指引,反映了一国政府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态度、立场以及对理想国际秩序的主张和愿景。一国对固有和关系身份的认知作为权力、制度和观念因素共同发挥作用的起点和通道,内在地影响着一国政府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秩序观的认知。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不仅强调自身基于“和合”文化特质的固有身份认知,还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联系中确立了“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建设者和引领式改革者”的角色认知。文化特质与角色认知通过国内和国际层次分别影响中国政府对国家利益的主观认知和界定,进而影响新时代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认知以及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理想国际秩序主张与愿景。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     

试析中共建党初期的国际秩序观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国际社会正处于"凡尔赛-华盛顿"秩序之下,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构建了维持自身优势地位和保持对殖民地、半殖民剥削、压迫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共产党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武器,分析了当时国际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运行规则,指出了变革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的道路和力量。这一时期党的国际秩序观具有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特色,在中华民族寻求独立自主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道路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主权规范传播与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基于国际规范传播的翻译实践视角

国际规范传播的社会化理论强调文化匹配是国际规范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前提,而对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的国际规范传播研究尚有不足。本文以社会学的"行为-结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从国际政治的语际性、国际规范传播的跨文化性和翻译实践的文化融合性这三个前提出发,提出了文化不匹配情势下翻译实践参与国际规范传播的理论模型,通过追踪翻译实践参与主权规范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与机制,探讨中国近代主权观的形成。研究发现,在近代中西方国际秩序观存在文化层面的结构性冲突,造成外来新规范与本土原有规范出现文化不匹配的背景下,为了重新界定身份以融入西方以主权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体系,作为翻译实践的不同文化取向,归化策略的运用促成了主权规范的本地化,异化策略的运用则促成了主权规范的社会化,从而实现文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中国的近代主权观。     

中国与国际体系:寻求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当前国际体系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转型时期,国际体系积蓄了较大的向积极方向变革的力量,但也存在转为内向的可能。维护国际体系的开放,避免国际体系转向封闭,是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是当今国际社会少数致力于维护开放包容国际体系的国家之一。参与国际体系给中国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内,以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利益观为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观念基础,以协商谈判的和平合作方式把握国际体系转型的方向,以及扩大有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合作关系的共同利益形态,都有助于中国与国际体系维持包容性的合作关系。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中国的国家身份几经转换，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国际社会的一员，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秩序，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外交中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简述

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根源于马列主义理论,在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代外交政策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一边倒""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这些策略都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不同时期中国外交中的具体表现。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运用对于推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及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重要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经济扩张与社会保护——从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看美国霸权体系

波兰尼提出了"双向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国家政策摇摆于经济扩张收益与社会保护成本的制衡之间;资本扩张与秩序维护形成了体系层面的"双向运动",霸权国则扮演了"体系中的政府"这一角色。国际体系的"双向运动"的矛盾焦点,在于经济扩张的同时如何维护国际层面及国内层面的秩序。美国霸权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相当娴熟的策略与技巧,利用国际多边机制使其成本外部化且将收益内部化,但美国的霸权也未能彻底克服"双向运动"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存在着软肋与局限性。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完善国际能源秩序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思想,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观,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能源安全充满了不和谐因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迄今尚未建立,影响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中国应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的国际能源秩序。     

论国际法义务与中国国家责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国际战略形势中中国因素的日益上升，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成为国际社会议论的中心话题之一。在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同时，如何以一个大国的平常心态看待世界，发挥大国作用，履行国际法规定的国家义务，承担国际政治中的国家责任，在既有外部期待也有内部要求的情况下，国际责任观，这是新时期对中国的新挑战。     

欧盟对外战略转型与中欧关系重塑北大核心CSSCI

在国际权势转移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重塑。欧洲一体化和欧盟长期赖以发挥的自由主义秩序和国际框架面临结构性挑战,地缘政治冲突暴露了欧盟力量模式的脆弱性,欧盟对外战略加速转型。在实现战略自主和维护欧洲主权的战略目标下,欧盟对外战略表现出显著的地缘战略转向,其长期坚持和推动的全球化立场正日益被选择性全球化所取代,价值观被纳入地缘战略框架并完成全域链接,成为欧盟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领域。欧盟对外战略转型将深刻改变中欧关系的基本逻辑,不仅决定中欧关系未来的竞合甚或冲突,还将深刻影响格局重塑和秩序重构的进程和方向。     

欧盟对外战略转型与中欧关系重塑

在国际权势转移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秩序面临重塑。欧洲一体化和欧盟长期赖以发挥的自由主义秩序和国际框架面临结构性挑战,地缘政治冲突暴露了欧盟力量模式的脆弱性,欧盟对外战略加速转型。在实现战略自主和维护欧洲主权的战略目标下,欧盟对外战略表现出显著的地缘战略转向,其长期坚持和推动的全球化立场正日益被选择性全球化所取代,价值观被纳入地缘战略框架并完成全域链接,成为欧盟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领域。欧盟对外战略转型将深刻改变中欧关系的基本逻辑,不仅决定中欧关系未来的竞合甚或冲突,还将深刻影响格局重塑和秩序重构的进程和方向。     

论国际竞争格局演变中的中国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崛起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并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和全球公共治理的主要变革和创新力量。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整个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表现出强劲的上升态势。中国因素、中国意识与中国发展模式已经成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的重要影响因素。我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为构建"和谐世界"和"和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做出贡献。     

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国际组织自主性的行动逻辑——以UNFCCC秘书处为例

国际组织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关键行为体,理解国际组织自主性是分析国际组织如何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核心,而平衡国家中心与国际组织中心两种视角是全面认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在全球政策议程中自主性与影响力的起点。缔约方集体对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授权是国际组织官僚机构权威的基石,授予性权威是其自主性行为的首要合法性来源。缔约方集体授权有力地塑造了国际组织官僚机构的自主性行动路径。对于所涉问题领域单一的条约秘书处,缔约方集体授权相对清晰具体,监督成本较低,因此,条约秘书处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缔约方集体对其任务授权的增加。同时,授权特点进一步塑造了条约秘书处寻求以间接方式影响政策结果的自主性行动逻辑。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了基于组织授权的国际组织自主性分析视角,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为例,认为其自主性行动范围的扩张并非其自主性显著提升的表现,而是依赖于缔约方集体的任务授权变化,并进一步分析了其作为知识中介人、谈判辅助者和行动协调者对气候治理政策结果施加影响的行动路径。     

论邓小平的国际战略观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实事求是地分析当今时代特点和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确立我国对外战略目标，实施积极的对外战略策略，形成了具有“全球战略”大视野和大框架的系统的国际战略观。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路径-目标型伙伴:试析印度尼西亚与日本经济合作的自主性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倚重于资源出口和外国投资,对于日本资金和技术有较强的需求.印度尼西亚在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中,存在着加强合作与维护自主性的困难平衡,容易成为依附于日本的"边缘"国家.但是,在印(尼)日经济合作中,印度尼西亚既能够持续推进合作,又能够维护自身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等强国.究其原因,这得益于印度尼西亚在印(尼)日经济合作中成为路径-目标型伙伴:一方面,印度尼西亚通过国家主导、外资平衡和多边合作等策略维护经济自主性,明确对日经济合作的路径;另一方面,印度尼西亚维护经济自主性的策略能满足日本对于印(尼)日经济合作的期望,使日本获得合理收益.在可见的未来,印度尼西亚成为路径-目标型伙伴的主客观条件依然存在,值得中国在推进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合作时加以评估和应对.     

论治安秩序本质——治安秩序论之一

治安秩序本质是治安秩序的根本属性,是构成治安秩序的各要素的内在联系,它是治安秩序中确定的、稳定的、一般的东西,它是治安秩序现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根据。治安秩序本质从其结构模式上来看,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社会关系层面和社会特质层面。治安秩序是社会关系协调状况的反映,是由国家法律、法规所确定的有关公共安全、社会安宁的,主要由警察机关管理和维护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