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外交职能及其关系——中国的视角和经验

经济外交是政府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要表现.中央政府的经济外交职能包括制定和实施经济外交战略,加强涉外经济法规建设,推动对外贸易等各类国际经济合作,调控汇率与稳定金融市场,参与国际经济机制建设和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地方政府的经济外交职能包括实施中央政府的经济外交战略,推动地方对外贸易等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贯彻和执行国家涉外经济法规,加强地方涉外经济法规的建设;防范本地区外国短期资本风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外交既存在主辅关系,也存在互补关系.应该站在经济学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研究课题的高度,来把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经济外交职能及其相互关系,以便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机制与约束条件——“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的案例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方政府的国际往来日益活跃,地方政府间的国际合作成为新型的国际交流合作。地方政府跨国合作对于推动国家关系发展、解决跨国公共事务、提升地方竞争力和实现互惠互利等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规划中,东南亚占据至关重要的枢纽地位,这意味着中国-东盟地方政府合作也将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基于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实践,地缘优势、群体规模的同质性、共同政策目标、领导者推动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共同构成中国-东盟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动力系统。同时,合作风险、交易成本、现有制度环境、资源禀赋和国家利益等要素可能促使地方政府采取短期利益的行动策略,成为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约束条件。地方政府在激励性因素和阻碍性因素下作出跨国合作的理性选择,有助于形成地方政府跨国合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     

论中国外交中的“共赢”理念

共赢是各国在当前国际新形势下的必然选择与现实追求。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密度加大,交流不断加强,相互依赖程度逐渐增高,为实现共赢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共赢"理念以维持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为核心内涵,体现了中国为增进与其它国家间关系,实现人类共同进步的战略意志和道义,对中国外交转型具有积极意义。中国外交的"共赢"理念与和平、发展及合作紧密联系融为一体,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补充和丰富了中国的和平外交理论,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与建设和谐世界的道路自信,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国家间共同繁荣、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渠道,对中国外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影响。     

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落户昆明的实践探索

大力吸引国际组织总部落户中国不但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更能推动东道主城市全方位发展.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作为澜湄流域第一个执法安全类政府间国际组织落户昆明,可从多方面助力云南发展.针对当前地方政府对国际组织总部管理经验不足和服务保障滞后等制约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

两次安倍内阁的政策与实践显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同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是一种缺乏"价值"的"价值观外交"。从战后日本外交的整体脉络来看,"价值观外交"仍是实用主义、回避反思的思维模式的延续。除牵制中国外,作为"战略性外交"的包装和手段,"价值观外交"也服务于提升国际形象、修改宪法等诉求。在日本国内重要政治实践与其标榜的"价值观"多有背离的情况下,"价值观外交"具有双重的虚伪性。在此,"历史认识"与"外交"恰恰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重点关注日本"价值观外交"背后的"战略性外交",并联合相关国家、日本民众反对亵渎人类基本价值的行为。     

论“政党外交”的起源和发展——基于词源概念的梳理考察

"政党外交",是指一国之合法政党与他国政党或政党国际组织,为促进或影响国家关系、维护本国利益而进行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主体上的合法性、功能目的上的国家政府属性,可谓政党外交概念内涵的核心。"政党外交"作为一个规范性的术语,主要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作为一种以政党为行为主体的外交形式,这种现象早已存在。政党外交主要起源于无产阶级政党国际联合和社会主义国家党际交往,二战后扩大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各类政党。中共政党外交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政党外交"这一概念的使用,体现和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共对外工作的重大转型,可以用作概括描述党的对外工作的最主要用语。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地方政府区域合作边界拓展的行动与逻辑——以 都经济区“1+7”到“8+3”为例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求完善和拓展区域合作发展机制,领域的升级和边界的扩大,是区域合作拓展的重要体现。其中,地方政府之间区域合作边界的拓展对推动实现区域一体化、深入区域协调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依据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地方政府区域合作边界拓展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对合作伙伴的理性选择,基于获取集体性收益和选择性收益两个动因选择合作行为。合作边界的存在,为地方政府区域合作提供了边界内合作和边界外合作两种合作途径。地方政府选择合作伙伴的主动性强弱与边界内外合作的不同组合产生了不同的合作边界拓展状态。地方政府根据个体动机的改变和外在环境的变化,在不同的组合中进行调整,以改善地方政府的合作绩效。2011—2017年成都经济区295项府际协议数据表明,地方政府边界拓展的主要趋势是从边界内合作演变为边界外合作、从被动合作演变为主动合作、从单中心合作演变为多中心合作。目前该经济区呈现出"纽带选择"的边界拓展状态。为提升合作绩效、实现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优化偏好结构,激发合作主动性,改变合作途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     

国际政治舞台上“夫人外交”的中国视角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夫人外交是首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外交的重要实现形式。建国以来，中国的夫人外交历经了打开局面、遭到中止、再度开局、渐趋常态化等发展过程，它在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展现国内社会状况等方面发挥了显著的外交效能。全球化时代，中国开展夫人外交既是顺国际外交潮流的应时之举，又是应国内发展的现实之需。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力推与阿基诺三世不同的"独立外交".杜特尔特的外交调整旨在维护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是其基于个人因素与对菲律宾国家实力、国际环境认知和判断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措施.杜特尔特政府对外交的大幅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缓和了南海局势,促进中菲关系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菲美军事关系遭到伤害并削弱了菲美政治信任;产生一系列溢出效应.杜特尔特政府外交调整的前景是实行大国再平衡政策和南海局势暂时缓解.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也面临着一系列限制因素,存在不确定性.中国要抓住此次利好战略机遇期,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在南海问题上切实践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与东南亚地区建立"命运共同体".     

当前地方政府合作的现实途径——以北部湾“三港归一”战略为例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合作既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必要性,并呈现出三个步骤和三种机制。北部湾"三港归一"战略是地方政府合作的典型案例,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合作的三个特点。在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的有力推动下,充分利用行政和市场两种协调机制,以特色项目为突破口深化地方合作是当前地方政府合作的现实途径。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浅析

近年来日本对华环境外交力度不断增强,逐渐成为其对华经济外交的重要支柱。日本自1989年在世界各国中首倡环境外交以来,一直将环境保护视为拓展日本大国外交的重要手段之一,不断提升环境外交的战略意义。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特点主要是签订双边协定夯实法律基础、完善合作机制加速合作进程和建立多种渠道推动全面环境合作。虽然日本强化对华环境外交的背后有着试图在中日政治博弈中获取更多话语权、为日本的环保产业开拓中国市场的战略目的,但同时也为促进中日经济合作、构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战略关键期的中国外交大转型:动因、任务与特色

当一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使其既定外交政策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时,该国外交就必须进行转型与调整。21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了战略关键期,中国外交必须因时而变。中国外交大转型具有特定的"中国动因"。中国外交大转型的"中国任务"是由特殊历史境遇与现实国情共同决定的,需要在外交指导思想、外交目标、外交服务对象、外交形态与外交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但与历次外交转型不同,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国际安全新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诸多挑战,中国外交急需转型,中国政府急欲转型,但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国内的全面改革。     

“一带一路”背景下辽宁国际旅游合作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辽宁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国家"一带一路"规划中18个重要省区之一。"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辽宁省积极响应,在开展国际旅游合作的过程中既取得了成绩,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一定难题。文章对辽宁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克服各种困难,进一步开展国际旅游合作提出了对策。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执法安全合作新型价值范式建构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区域经济合作需要安全的外部环境,执法合作是保障。安全威胁来自认同冲突,认同是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认同安全既可促成危机转型升级,也可促进危机向良性转化并最终平息危机。中国与周边国家只有通过建构身份认同、良性安全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国际法规范,才能更好地开展国际执法安全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参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竞合关系探析

"一带一路"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国内各级地方政府格外重视这一发展机会,积极参与和谋划对接成为共同态度。在看到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同时,不能忽略地方政府间产生低水平竞争的可能;当然,也需要发现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欲求及局限。从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考虑,寻求竞争与合作的统一将是实现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     

从“压力型考核”到“公众制度化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转型与路径依赖

近年来,地方政府广泛开展的"万人评议政府"活动,标示着政府绩效考评模式的创新和转型。杭州的政府绩效考评模式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可以通过杭州案例,从发展连续谱的视角来对"公众参与式"绩效评价的产生原因、演进过程进行深度阐释,发掘这一新模式与以往"压力型考核"模式的内在逻辑关系,评析各自的功能与局限,探讨模式转型中的信息困境、路径依赖、"谁来监控监督者"等重要问题,进而提出对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管理创新

随着地区资源的枯竭,资源型城市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危困、生态危机、就业危难.在转型中,加强地方政府管理创新是迈向有效政府的必由之路.     

国际文化秩序与中国文化安全战略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构建文化安全战略体系,需要评估国际文化秩序中的冲突与合作,规制国际文化格局与国际文化交往。国际文化力量的分化是国际文化格局转型的趋势,国际文化合作的演进是国际文化多样性发展的动力。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离不开和平友好的文化外交和实施文化产业的"走出去"战略。东亚是中国文化安全地缘战略的关键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