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会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会议外交与谈判管理是达成其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一方面,联合国主导下的缔约方大会具有较为固定的流程与规则,其谈判显示出连续性和多元行为体参与的特点。另一方面,主办国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充当着谈判管理者的角色,在会议外交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巴黎气候大会谈判周期内,关键行为体法国和《公约》秘书处的作用和影响体现在会前筹备、会上谈判和会后落实三个阶段:在大会筹备阶段,形成有效的谈判案文和谈判规则,运用外交手段对重要国家展开说服工作;在会议谈判中,通过密切配合将会议的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结合起来,掌控谈判形势,避免谈判的不确定性,力促各方达成共识,实现协议的最大包容性;在巴黎大会后,法国与秘书处继续合作,为《巴黎协定》的生效和落实提供政治动力。巴黎气候谈判的成功,实际上是传统国家外交能力与政府间多边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关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微观因素,如会议外交机制与谈判管理技巧,也为理解国际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     

中国计生协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开展计生协参与城市治理研究是推动计生协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研究围绕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背景、内容、路径开展。未来的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应当以城市社会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城市治理实践为目的,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为研究使命,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和计生协组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等背景,探寻新时代中国计生协组织如何在自身改革创新基础上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欧盟-东盟地区间的气候合作

气候合作在欧盟与东盟正式的地区间对话合作框架中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地位到重要议题的发展历程,总体呈现出独立前沿性、内生动力为主性及软机制强化性三个特点。这种地区间气候合作为全球气候治理增添了新的互动层面和功能向度：在横向上有利于实现全球气候谈判中的绿色权力平衡,在纵向上增加了全球气候治理制度的密度,并促进了全球气候治理议程设定的可控性和合理性,特别是增进了地区间学习认知进程并强化了一种绿色身份认同。     

浅析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政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联合国环境大会,非政府组织都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和有价值的行为体,并且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又影响和改变着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推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治理模式向多元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转变。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影响的增强也给我国的环境外交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路来予以应对。     

排名与评级:观照中国的国家治理与国际形象——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排名与评级是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之一,通过引导资源分配、影响国家政策、奖惩国家声誉等路径发挥作用。与此对应,主权国家则从理性主义或社会建构角度出发做出回应。经由排名与评级,非国家行为体在与国家的互动中,通过影响国家治理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向"科学"的指数治理发展,充当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纽带。同时,排名与评级的过程也存在价值导向和政治偏向等问题,对于改善全球治理的意义主要是间接的,甚至会损害全球治理。由于排名与评级本身的问题,以及中国国内部分领域的治理水平有待提高,中国在大多数排名和评级中的总体表现欠佳,为此应积极改善国内治理,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并加强对排名和评级的实证研究,更加有针对性地回应对中国的排名和评级。     

全球城市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主体功能

全球城市和全球治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关联。对于这种关联,以及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中主体地位的提及和理论上的论证,散见于有关文献当中,以全球城市的主体性为对象的经验研究和系统性总结还很少见。本文以现有的文献为依据,从城市外交、全球城市网络和全球治理领域三个方面,对全球城市展现出的主体功能进行归纳梳理,提出全球城市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经验验证问题,希望对全球城市在全球治理框架中的行为主体作用,有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试析互联网治理的概念、机制与困境

目前最具影响力的互联网治理机制是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和它的挑战者——联合国系统下的三个机构：国际电信联盟、信息社会世界峰会和互联网治理论坛。这两套互相竞争的机制各有不足之处，前者合法性不足，后者有效性不够。但这只是互联网治理困境的表象，其深层原因不仅在于网络安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还和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全球治理的困境密切相关，集中反映在三大矛盾上，即霸权国和国际社会的矛盾、中关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任何国际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兴大国的参与，互联网治理机制也是如此。基于此，中国如果能在其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将对互联网治理起到积极的作用。     

浅析我国城市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参与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治理理论的兴起,非政府组织已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主体。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治理,可以提高城市治理效率、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高依法治市水平。但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治理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其中包括法制建设滞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职责不清、非政府组织发展不成熟、资源动员能力弱、资金来源匮乏、内部管理较差、考核无章可循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加强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     

气候安全困境下的全球治理

国际关系的发展日益聚焦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上,气候危机加剧迫使各国重新审视传统的安全观,开始在对外关系中引入气候安全因素。气候变化引发了全球安全治理的多个层次,并在多边和多维互动中衍生出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安全治理。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进程曲折艰难,全球气候安全治理的态势令人堪忧。我国不仅应该将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之下,还应该将其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框架下,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问题不断涌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趋迫切。由于城市治理的独特性,寻找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十分必要。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治理理念密切相关,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城市治理理念为引领,城市治理体系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基础,城市治理能力是应对"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城市治理理念主要由目的层的人本治理理念和手段层的依法治理理念、系统治理理念和智慧治理理念构成。城市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法构成,分别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的问题。与此相应,城市治理能力由城市动员能力、城市管理能力、城市发展能力和精细治理能力构成,既对应城市治理体系的理论构成,又回应城市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三个有效结合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我国应借鉴网络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网络立法体系的同时改进技术防控体系,更好发挥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要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改进技术防控体系,实现法律防控与技术防控的有效结合。目前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仍面临困境,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有重要的责任担当,也就是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努力消减"数字鸿沟",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治理,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多重治理逻辑、现实困厄与模式重构

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是政府、市场营利性组织、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参与的社区建设问题。由于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体系中公共理性的缺失和传统科层制痼疾引发的信息不对称,国家、市场、社区等不同范畴下的治理主体在各自治理逻辑引导下走向了非合作博弈,并在传统科层制的控制下陷入"向上负责"、"权责和供需双重失衡"以及"迭绎循环"的低效率公共物品供给困厄场域。立基国家——市场——社区的行为逻辑分析进而建构多重治理逻辑分析框架,厘清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中多重治理逻辑关系,在公共理性引导下构建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多元互动供给治理模式,转变传统科层治理狭隘空间,促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高效长效治理,推进城市社区公共物品建设可持续发展。     

哥本哈根气候博弈与中国角色的再认识

备受瞩目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留下的不仅是一份令人尴尬的《哥本哈根协议》,更多的是国际社会的反思。作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满怀真诚而去,希望推动谈判取得实质进展,但得到的却是毁誉参半的国际评价。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上升,各国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着不同的心理预期。回眸哥本哈根,虽然谈判依然延续着三足鼎立的旧格局,但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形势。如何在“做好自己”和“认识自己”的同时,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是中国在后哥本哈根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难题。     

透明度原则的制度化及其影响:以全球气候治理为例

透明度原则作为国际组织规范兴起于20世纪,并广泛融入国际议程,嵌入诸多国际制度之中。透明度被视为划分国际责任、提升国际制度有效性的重要政策工具。透明度制度化的功能包括信息提供、行动授权、改进制度设计、进行国别比较,并对履约不力的国家施加压力或制裁等内容。透明度原则与可问责原则的结合共同构成治理的合法性,这种以信息披露为内核的全球治理方式受到广泛推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它不仅成为支撑《巴黎协定》的核心机制,而且成为建构与执行后续规则的基础,也将有助于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参与度。透明度原则的制度化已经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驱动因素,能够积极推动全球进程朝"自下而上"模式转型。同时,透明度的制度化过程也存在被过度议程化与政治化的可能,其实际作用有被夸大的倾向,并就此引发一系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利益的潜在问题。     

全球城市网络及内嵌政治矛盾的演变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推进的"流动空间"的作用下,城市网络逐步形成,城市似乎正取代国家成为全球体系的领土基础设施和空间本体。城市网络的形成说明,在全球体系内部的国家主权之外产生了新的组织架构和政治空间,并由此降低了全球体系的无政府属性、构建了政策网络和层次政治。全球城市是城市网络中有着战略行为能力的特殊节点,无论形成还是维持,始终存在地缘政治权力和全球治理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将最终将决定其自身发展。城市的这种特殊属性充分说明,城市、城市网络和全球城市已成为一种"帝国"政治形态的组成部分。     

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应用逻辑、重要议题与未来突破

城市精细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型升级,其核心要义是实现民心治理。立足于当下人工智能的感知智能和认知智能技术特征,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要紧扣重构政府与社会各主体连接,提升治理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这个切入点;确立包含云端计算和边缘计算的体系设计;建立起包含转变人工智能应用的开发思路,引入多主体参与智能化应用开发,创新人工智能的应用开发模式的完整政策体系。未来,人工智能赋能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还需落实民生公共服务供给的加法,做好政府非法定职能的减法,发挥人工智能提升治理能级的乘数效应,运用除法思维找到共治的最大公约数。     

智慧城市建设中的政府治理转型:需求耦合与运作机制

治理工具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在城市治理中,治理场域的地理界限和治理主体的职能分割常成为阻滞其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因素。数字时代,智慧城市建设使得打破地区及职能的边界、突破传统科层瓶颈成为可能。智慧城市建设为治理现代化转型提供结构化助力的同时,通过现代化技术与传统治理资源相互嵌入,推动治理层级下沉,催生地方政府创新活力,进而发挥出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联动、扩散和转化等耦合效应。当然,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案例分析中,也需要进一步关注技术赋能背景下的治理创新差异和潜在的风险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