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日本谋求成为“普通国家”的方略

二战结束后,日本为争取成为"普通国家",一直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以拥有对外战争的权力,努力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摘掉"战败国"的帽子,并力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日本能否成为"普通国家",关键在于日本能否反省侵略历史以取得亚洲邻国的信任。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性质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的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日美同盟的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更应坚定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转型——基于美日同盟的分析

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以来,强化亚太同盟体系成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支柱之一。其中,美日同盟因历史和现实地缘政治的原因,又成为美国众多同盟中的基石。因此,从美日同盟的变化发展可窥探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走势。在新时期,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出现了"预防性外交"的趋势,呈现出了一定的疲态。中美外交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

因战略目标的差异,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基于对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之"反思"与"超越",日本正处于新的战略转型期,这也因应了其"全面正常化"的目标。其对外决策机制亦在经历重大调整。从"1955年体制"以来的"官僚主导"型向21世纪初期的"官邸主导"型过渡的趋势业已形成,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较为典型,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突出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当前乃至今后,由首相官邸来设计与领导实施新国家战略的思路亦愈发清晰。在"全面正常化"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决策层致力于突破战后体制,创建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强化首相及执政中枢的决策权限。但因受内外因素制约,无论是国家战略转型,还是决策机制调整,在大趋势之下仍存有诸多变数。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冷战时期的“脱冷战”思考——石桥湛山国际政治思想述评

石桥湛山是20世纪日本国际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在冷战时期，石桥秉承他战前一贯的“小日本主义”的反战和平立场，阐发了日本“自主外交”的政策主张，进而提出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的构想，并对冷战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冲突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石桥湛山在冷战时期的“脱冷战”的思想见解，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对现实的国际社会也不无参考意义。     

战后日本安全观的演变及其政策实践

战后日本安全政策划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吉田路线,特征是亲美、重经济、持有限军事力量;另一条是自主路线,认为重视本国的尊严和维持日美同盟同等重要,日本应逐步发挥自主性,主张修宪和自主国防。从战后日本的国家政策来看,吉田路线一直处于主流地位,但也不乏鸠山一郎、岸信介等人对第二条路线的尝试。安全政策是安全观的外部体现,而安全观受到了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政治思潮的影响。因此,诠释日本战后政治思潮的发展变化,可以对日本安全观的演变逻辑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有助于评估当下的日本安全政策以及对今后安全政策的发展走向有所启发。     

东亚的区域主义与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

朝鲜半岛问题可以从东亚历史进程的"亚洲化"的发展势头和区域主义的角度进行分析.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和统一进程的发展,是东亚地区的"亚洲化"趋势的一个重要表现.目前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体现在"10+3"体制的建立上,应将朝鲜半岛融入到东亚区域主义发展的框架中来.朝鲜半岛可以成为东亚地区与区域外大国协调与合作的桥梁.     

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在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高调实施重返东南亚战略,全方位重返东南亚.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既是对以往相对忽视东南亚政策的矫正,更是美国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和遏制中国,主要手段和策略就是强化美菲同盟.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背景下,美菲同盟强化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军事合作不断加强,防务合作更趋务实和灵活,经济合作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合作范围不断扩大.美菲同盟强化将给中国带来深远影响:致使南海局势更加复杂,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构成极大压力,完善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挤压中菲经济合作空间.中国必须积极应对美菲同盟强化造成的不利影响,有效维护国家利益.主要对策是:借鉴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陆地边界问题的经验,坚持矛盾双方直接和平谈判原则,实现矛盾双方利益的和谐,把解决边界问题作为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任务,最高领导人发挥大智慧和大魄力,增强自身实力与消除中国威胁论并举,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组织,积极开展软实力外交,积极改善与菲律宾的关系,削弱美菲同盟的利益基础.应对美菲同盟强化及相关联的中菲南海争端问题,应警惕国内激进民族主义倾向,不能反应过度;应讲究策略,坚持同菲律宾进行直接、和平、平等的协商.     

日本宪法第九条起源及其原因

美国占领当局、日本官僚、日本进步力量和远东委员会是影响日本宪法制定的四种政治力量,日本宪法及第九条的产生是这四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尽管宪法第九条是由币原喜重郎提出,并得到麦克阿瑟的全力支持,但日本进步力量以及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在此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宪法第九条的提出既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但更是日本民族对战争失败及其所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反思。     

当前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2012年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政治思潮急剧右转,政治右倾化加剧。日本领导人公开否定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参拜靖国神社,企图修改和平宪法,积极实施价值观外交,大力增强军事力量。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历史根源在于战后民主改革的不彻底性和美国的扶植,现实背景则是美国正在实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政府如果不采取措施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将加深,东亚一体化进程将遭受挫折。     

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本轮大选后,"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安倍路线"。在"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权力需求较为旺盛,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侧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重要抓手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怨念";对华则主张政经分离,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对朝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愿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他重经济,但更重外交与安全保障,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特点及走向

本文通过比较具体地对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的特点及发展走向作考察和分析,进一步厘清新形势下中国外交战略发展的前景,认为:坚持国家利益,参与国际制度,推进多边主义,建设和谐世界既是当前中国外交战略的主要特征,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导向.而这样的导向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邓小平外交思想,以及中国的全方位外交也是相互协调的.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

在五四运动的特殊背景下,中国国民外交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与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双重性质;斗争方式更加灵活;能较为理性地区别对待军阀主义与和平主义;开始尝试用法律手段解决外交问题;立足于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境界更加深远。可以说,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是中国外交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浅析战后日本第一次改宪运动及其特点

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一直是战后日本争论较大的问题。战后半个多世纪,日本先后有四次改宪高潮,但由于受国际环境和革新力量的制约,没能实现明文改宪。但日本政府进而通过扩大解释改宪的途径,事实上已部分达到了改宪的目的,作为和平宪法最关键的第九条逐渐＂空洞化＂。本文拟就第一次改宪问题做进一步探讨。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解析邓小平关于“和平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

邓小平认为,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属性决定中国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要走和平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邓小平所说的"和平社会主义"是关于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思想,其基本内涵就是和平共处、和平发展、和平统一,它对于指导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战略总目标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

两次安倍内阁的政策与实践显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同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是一种缺乏"价值"的"价值观外交"。从战后日本外交的整体脉络来看,"价值观外交"仍是实用主义、回避反思的思维模式的延续。除牵制中国外,作为"战略性外交"的包装和手段,"价值观外交"也服务于提升国际形象、修改宪法等诉求。在日本国内重要政治实践与其标榜的"价值观"多有背离的情况下,"价值观外交"具有双重的虚伪性。在此,"历史认识"与"外交"恰恰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重点关注日本"价值观外交"背后的"战略性外交",并联合相关国家、日本民众反对亵渎人类基本价值的行为。     

司法权的“自制”与行政权的“暴走”——以日本宪法解释中的“统治行为论”为视角北大核心

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战后民主制度设计及运行过程中司法权自我矮化、自我阉割的必然结果。针对所谓高度政治性的"统治行为",日本司法机关从"砂川案件判决"开始,就已经自行限制宪法赋予的司法审查权。日本司法机关高度"行政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司法审查权的自我限制,也导致日本宪法秩序在面临国内外压力时出现崩解的迹象。日本内阁可以通过改变宪法解释,规避、甚至架空作为日本和平宪法"灵魂"的第9条,足以说明,即使在民主政体中,如果不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司法权以合法性,行政权力失衡、脱序与暴走也将无法避免。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