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邓小平对美外交思想与中美关系的演变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卓越的外交家,他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在对美外交实践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指导中国对美政策的原则和方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为我国第二代领导核心到他去逝,在近20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始终从世界的全局着眼,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     

特朗普政府新亚太战略与中国应对

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轮廓日渐清晰.特朗普政府推崇"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战略,"美国优先"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基调,新孤立主义倾向显现.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单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是特朗普的执政目标,经贸关系和国防安全是其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用印太战略取代了亚太战略概念,重视印度所发挥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将继续维护亚太同盟体系,但希望盟友承担更多的自我防务义务.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支点国家,包括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而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下降.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弱化乃至摒弃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强调双边谈判.特朗普更加强调现实利益,理想主义色彩淡化.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是当前中美间颇为棘手的主要问题.尽管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对抗和摩擦的风险在上升,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矛盾可控.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处理好对美关系,采取恰当举措来应对挑战.     

战略机遇期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策略选择

在战略机遇期内 ,中国外交应实施以下战略和策略 :把握中美关系走向 ,努力构建中美关系发展的稳定框架 ;广泛建立伙伴关系 ,发展制衡、协调与合作的大国关系 ;“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加强睦邻友好 ,积极经营周边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新时期中国立足形势变化运筹周边外交的几点思考

周边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点和优先方向。近年来,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对中国围堵施压,周边国家也开始调整对华政策,我国周边各个方向都面临复杂的外交形势。新形势下运筹周边外交,关键是处理好与世界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前提是增强同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顺应世界潮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此为抓手,促进国家间密切联系,并切实提高我国综合实力,这是周边外交深入开展的根本。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力推与阿基诺三世不同的"独立外交".杜特尔特的外交调整旨在维护菲律宾的国家利益和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是其基于个人因素与对菲律宾国家实力、国际环境认知和判断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和措施.杜特尔特政府对外交的大幅调整产生了重大影响:缓和了南海局势,促进中菲关系的全面恢复和发展;菲美军事关系遭到伤害并削弱了菲美政治信任;产生一系列溢出效应.杜特尔特政府外交调整的前景是实行大国再平衡政策和南海局势暂时缓解.杜特尔特政府的外交调整也面临着一系列限制因素,存在不确定性.中国要抓住此次利好战略机遇期,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增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在南海问题上切实践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与东南亚地区建立"命运共同体".     

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探析

奥巴马政府称其对朝"战略忍耐"政策为"接触"与"施压"相结合的双轨政策。"战略忍耐"政策是奥巴马主义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奥巴马的核心外交原则。奥巴马政府并未将朝核问题视为优先考虑的外交议题,而是依靠制裁和多边外交,在问题出现时慎用武力、管理危机,为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却无助于朝核问题的解决。过去六年,美国对朝"施压"多于"接触",朝核问题非但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朝鲜的核能力反而日益增强,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奥巴马在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必须扭转美国在美朝互动中长期被动反应的局面,将消极的对朝"战略忍耐"转变为积极的对朝"战略塑造",才能走出对朝政策的困境。     

气候外交将成为中美战略合作新增长点

近年来,国际上召开了一系列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会议,使气候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议题之一。在中美关系中,气候外交合作成为高层对话的重点诉求并被纳入中美战略对话的框架。美国奥巴马政府改弦更张,把气候外交作为其国家战略的优先考虑之列。中国政府也认识到气候外交的战略意义,无论面对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压力,气候外交都不可回避。对中美气候外交现状进行分析,可以看到两国在气候外交领域的共识与分歧。通过对化解分歧的展望,两国有希望扩大共识,实现战略合作,使气候外交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增长点。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92-1997）

1992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后，英国改变了在香港政治体制改革上和中国密切磋商的政策，决定以更强硬的姿态行事。彭定康在谈判中借鉴了国际谈判研究中的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以违反常规谈判模式的手法，突破中方设定的谈判框架，最大限度地推进在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毁掉了两国此前达成的保障香港平稳过渡的直通车协议。英国这一不光彩的谈判策略表明，中国谈判风格理论过分注重中国在谈判中的特殊性，忽视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外方在与中方谈判时如果僵化地套用这一理论，势必收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论新时期中国的总体外交思想与实践(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工作积极转换思路,不断拓宽领域,政府与民间同时并举、政党与议会齐头并进、双边与多边多管齐下、政治与文化、经济等同样重视,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总体外交,呈现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鲜明特点。     

国际关系中的“葬礼外交”

外交作为一门实践艺术,其主体的多元化与内容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外交手段的灵活化,＂葬礼外交＂就是一种灵活化的外交谈判方式。它表面上的非政治化、谈判议题的事先不确定性、以及谈判过程中双边和多边的灵活运用,使它能够降低在正式外交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但是它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也具有偶然性、不充分性等特点,需要在传统外交方式的努力下不断完善。正确评析＂葬礼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深对它的了解,从而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利用多样化的外交手段更好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试析相持阶段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国对美外交为重心格局的形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外交方针。1940年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对美外交为中心的格局。经过努力,不仅获得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也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是成功的。     

论新时期中国的总体外交思想与实践(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工作积极转换思路,不断拓宽领域,政府与民间同时并举、政党与议会齐头并进、双边与多边多管齐下、政治与文化、经济等同样重视,是一种名符其实的总体外交,呈现出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鲜明特点。     

日美同盟的调整与中国外交的战略选择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性质正逐步发生演变，并出现日益强化的趋势。冷战后时代，日美同盟的调整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成重大挑战，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威胁，同时日美同盟以台湾问题为利益指向，严重干涉中国主权、阻挠中国和平统一。面对日美同盟的挑战，中国外交战略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与日美建立更多的“共生利益”，加强相互依存度；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维护我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施“伙伴战略”，推进中国外交战略建设；更应坚定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增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     

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外交方略

中国抉择"和平崛起"之路,昭示了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宣言。中国的"和平崛起",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一个崭新的大国崛起的模式。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思维的主要内容有:维护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致力于增进人类的共同利益;确立"和而不同"的外交新理念;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争取稳定的周边环境。"和平崛起"的中国外交要正确把握发展、主权和责任三者之间的关系;要致力于国际机制化生存和发展;要正确把握与处理中美关系;要正确把握"和平崛起"与祖国统一之间的辩证关系。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学习贯彻邓小平对美外交战略思想

邓小平的和平外交思想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政的延续.在处理中美关系中,邓小平运用娴熟的政治艺术和高超的斗争技巧,化解了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又一个危机,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对当前我们处理好中美关系,争取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独联体是欧盟周边外交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对独联体政策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地区实践，其目标是要把独联体国家纳入冷战后欧洲新的安全和经济体系。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欧盟将独联体视为铁板一块的整体，构建了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对独联体政策框架。进入新世纪后，欧盟的独联体政策出现调整，开始对独联体国家奉行有区别的政策，重点加强了同独联体内邻国的关系。2009年推出“东部伙伴关系”计划，标志着欧盟的独联体政策调整进一步深化，也反映出其加强了对俄罗斯防范与竞争的一面。该计划启动后困难重重，折射出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多重困境，而核心症结就在于欧俄地缘战略竞争的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