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展望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司法制度的产生和演变密切相关。人类诉讼制度演变至今,一个重要的轨迹与线索就是不断地提升通过回溯性认知以发现案件事实情况进而作出公正裁判的能力。证据制度确立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准确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保障和支撑。     

认真学好中国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学是我国法学领域中的一门新学科。对学习这门课程的目的和重要性,以及如何学好它,我讲几点意见。司法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和法律授权的专门组织运用法律处理诉讼案件和非诉讼事件的制度。它是指司法机关和专门组织的性质、任务、职权、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和工作制度。司法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巩固统治秩序,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是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司法制度是人类社会发     

完善陪审制度,实现司法民主

一、实现司法民主的重要方式是推行陪审制度 陪审制首先指的是一种司法制度,或者是司法制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不同的司法制度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指的是英美式的陪审团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在民事诉讼或刑事诉讼过程中,由当事人选择若干普通公民组成一个陪审团,由陪审团负责对案件事实的判定,从而由法官适用法律作出最终裁判的制度.     

香港领汇案的法治标本

领汇案件对中国内地来说,就是一本关于现代司法制度的活教材。从长远来看,真正能够吸引投资者的一定是一套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司法制度,而这种制度一定具有的特点就是:独立和公正     

关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思考——基于中美陪审制度的比较

陪审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司法制度,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非司法人员作为审判员参加案件的审判。本文主要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美国的陪审制度和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比较,对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听取辩护律师的声音——《律师文摘》2005年第3辑卷首语

作为近期被发现的一起刑事错案,湖北佘祥林案一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法学界和律师界也就这一案件所暴露出的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诚如大多数讨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一案件不仅显示出中国的刑事侦查程序、公诉制度、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制度存在诸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而且还说明审级制度、国家赔偿制度乃至司法独立制度也到了不改革不行的地步。然而,参与这场讨论的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辩护律师无法发挥作用也是导致佘祥林冤案得以形成的关键因素。原因很简单,无论是第一审法院还是第二审法…     

“枪下留人”与死刑核准权的回归——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历史回顾与法律思考

两审终审制既是我国法律规定的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也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死刑复核程序则是独立于两审终审制以外的重要的司法制度和特别的诉讼程序,也是对于判处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按照这一特别程序,人民法院作出的适用死刑的判决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方能生效。然而,当长期以来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将绝大多数死刑案件的核准权“授权”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之后,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客观现实:对于绝大多数的死刑案件而言,死刑复核程序已名存实亡,形同虚设。为此,作者大胆地提出了修改与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立法建议和设想。     

我国教育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探析

公益诉讼制度是保障公共利益和实现法律权利的重要司法制度,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新任务。分析教育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困境,借鉴国外教育公益诉讼制度,探讨我国教育公益诉讼的概念、主体资格以及适用范围和情形,可发现从立法层面建立健全教育公益诉讼制度十分重要,将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和正义。     

我国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回避与律师回避问题

引言回避制度肇始于罗马法,历经千年成为当今民主法制社会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为各国立法所确认。作为一项程序性的制度设计,回避在诉讼主体因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时排除了其参与诉讼的可能性,通过程序的“正当化”有效地保障了程序公正,从而也成为实现实体公正乃至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这正是回避受到重视并构成司法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     

反垄断法中的准司法制度构造

反垄断法中的准司法制度目前已经成为外国反垄断实施机制的主流模式,它是一个国家的反垄断主管机关通过类似法庭审理和裁决的方式处理涉嫌垄断案件的活动。反垄断准司法制度在制度发轫的理论逻辑、制度产生的外在需求以及制度发展的内在禀赋三个方面体现了它是一种将行政和司法两大要素之特质完美融合的统一体。在对国外制度的比较研究中,笔者发现,委员会制的机关模式、类法庭式的审理方式和准司法化的裁决性质是反垄断准司法制度的在运行机制中的共通之处。对我国而言,把反垄断委员会改造成为一个独立、权威、统一的反垄断准司法机关,并辅之以相关的制度要件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     

‘In this Day and Age’: Social Facts,Common Sense and Cognition in Tort Law Judg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Tort law judg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cludes judicial ‘truth claims’ or ‘social facts’ about the world,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and human behaviour. Although corrective justice and rights scholars assert tort law is autonomous and internally referential, social facts can be influential in tort decisions. While there is some evidence of judicial use of empirical research, many social facts are based on judicial notice, judicial common sense, and intuition. Social facts, often based on judicial common sense, play a role in tort judging. However, they can also be fertile groun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ognitive bias and judicial error. The role of social facts in tort judging is not confined to ‘policy’ reasoning but includes social framework, context, and background. Emerging research on judicial cognition can help explain the nature and impact of common‐sense social facts. There is a need to consider potential responses to judicial use of social facts and judicial cognition.     

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完善

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是指检察官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该站在客观立场上进行活动,努力发现并尊重事实真相。其基本内涵是:坚持客观立场、忠实于事实真相、实现司法公正。其中坚持客观立场是基石,忠实于事实真相是核心,实现司法公正是目的。各国法律和国际准则之所以普遍赋予检察官以客观公正义务,是为了防止检察官对控诉职能的片面理解,基于检察官作为"国家与公共利益代表"和"准司法官"的角色定位,缘于平衡控辩双方实力、用好起诉裁量权的需要。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在中国有重大发展,但尚需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统一认识,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坚持程序改革的正确方向,防止将检察官当事人化;切实保障并完善律师在诉讼中的权利;完善立法,强化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改革完善检察体制、机制。     

情理推断在刑事证明中的规范运作 以事实证成理论为分析框架

情理推断是以经验知识为前提的推论,其在司法证明中的作用是必要但危险的。我国现行印证证明模式中并没有包容情理推断的空间,但其却在实践中隐性运作,同时因缺少约束机制而易于导致权力滥用甚至恣意裁判。为化解合法性与正当性危机,有必要规范情理推断在司法证明中的运作。然而,传统印证证明理论的外部视角,无法描摹司法证明的全貌,可以引入一种内部观察视角作为补充。司法证明在结构上是包含价值判断的论证式经验推论,事实认定因而具有似真性。在似真性证明的制度语境中,情理推断作用于从证据命题推导出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之中,辅助裁判者认定并证成对事实的确信。在该事实证成的理论分析框架中,情理推断的规范运作需要以认知开放的竞争性论辩程序为场域,以包容性的证明方法体系为前提;为防止权力滥用,还应给裁判者施加事实证成义务。     

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鉴定问题的透视与分析——13起错案涉及鉴定问题的展开

鉴定结论被人们誉为"科学证据"。通过对13起错案涉及有关鉴定问题的透视,发现这一"殊荣"因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的"问题鉴定"使某些鉴定结论成了错案的"帮凶",这不仅导致了案件事实的错认,造成了司法不公正,同时降低了司法鉴定的公信力,最终影响了诉讼效率。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在取消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内设鉴定机构的同时,准许侦查机关内设鉴定机构,这种制度是否合理值得进一步研究。     

司法确定力的形成逻辑

司法确定力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密切相关的,宪法对法院的独立地位以及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和发展法律的功能定位,是司法确定力的权威渊源;司法确定力来自于司法的管辖权威,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受理案件,运用法律知识、司法理性和司法经验,按照司法规律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权威判断,为司法确定力提供了前提;司法确定力源于司法的整合权威,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立法时的民意与法律适用时的民意、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有机结合建构了司法的整合权威,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司法确定力依赖于裁判的执行权威,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文化意识和国家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的权威能量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强的保障。     

英国法中司法认定作为证据的可采性分析-兼与美国证据法作比较

司法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在随后发生的诉讼中有时会成为案件的争点问题，而将司法认定作为证据来证明争议的事实是否具有可采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不仅需要考虑不同类型诉讼的审判方式、证明标准，还要考虑公正、程序滥用等公共政策。英国普通法实践最先通过Hollington案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了立场，然而随着质疑的产生以及英国法对公正性日益重视，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渐渐抛弃了普通法所确立的Hollington规则，对包括先前定罪在内的司法认定作为证明其所依据的事实之证据是否可采作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在同为英美法系的美国，因普通法实践及政策考量等方面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与英国证据法有所不同。     

论诉讼证明的相对性

诉讼证明既是一种认识活动 ,又是一种诉讼行为 ,因此 ,除了应该遵循认识论的普遍规律外 ,还应接受程序法律和证据规则的调整和制约。认识本身的相对性和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不可能达到与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完全一致、绝对真实的程度。基于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原理 ,应当重塑我国刑事诉讼中定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其主观标准可以概括为“法官内心确信无疑” ,其客观标准则为“最大限度地符合或接近案件客观事实”。     

司法公正与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完善

现代司法理念体系中司法公正居于核心地位,它是法院审判活动的基本要求和终极目标。目前我国诉讼程序法对诉讼审前程序的规范存在不尽人意之处,答辩制度、证据交换制度、举证时限制度中的缺憾成为制约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应当建立强制答辩制度;完善证据交换制度,对当事人查阅案件材料进行必要规范,尽量同一天送达举证通知书,将举证期限届满之日确定为证据交换之日或开庭之日,或者实行证据密封交接;对举证期限申请延期的理由予以明确和具体化,并适用举证期限顺延制度,促进现代司法理念建设,探索实现司法公正的新途径。     

试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之构建

我国现行《公司法》并没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以致大股东滥权或公司事务陷于僵局时,小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充分救济。通过对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分析和对国外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立法经验的借鉴,以赋予股东公司解散请求权为核心,从请求权主体、请求解散的法定事由、其它替代性的救济措施、特别清算程序和公告程序五个方面提出构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构想。     

我国司法回避的制度检视

回避制度是人类为追求公正而设计的司法制度。作为以追求公正为主旨的司法活动,司法回避是其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现行司法回避制度有着诸多结构上的缺陷,同时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又面临着种种困惑。因此,无论是作为逻辑上的一种结论还是司法现实的客观需要,现行司法回避制度都需要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