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官僚理论视野下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考察

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核心是官僚执行问题和自由裁量权问题,它为分析基层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利益差异是导致我国乡镇政府政策执行梗阻的内在动因,这些利益差异包括政策执行主体之间、政策执行主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乡镇政府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之间以及利益群体与乡镇政府之间。从政策执行主体角度出发完善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必须强化公务员公共精神,树立良好的执行心态,提高基层公务员的素质,加强公务员能力建设。     

政策执行网络:一种政策执行的新视角

传统的政策执行导致的政策偏差在于政策执行的单向而非互动性、单一而非系统性、一维而非关联性、强制而非适应性,其形成原因包括多个方面。引入“公共政策执行网络”的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政策执行视角,它以互惠为规则,以协商、辩论、对话、调适等为手段,立足多中心执行格局确保政策执行效益最大化,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网格化管理何以实现精细化的应急防控——基于政策执行的视角

网格化管理可以通过政策执行实现精细化的应急防控.已有研究从网格化管理、政策执行与精细化的内涵、运行等方面做了有价值的探讨,但少有研究阐释网格化管理是如何实现精细化应急防控过程的.基于对杭州市疫情防控期间政策执行的单案例研究,考察网格化管理实现应急防控的路径.研究发现,政策的有效与快速执行,对于及时防范化解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以精细化、全覆盖为主要特征的网格化管理不仅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新思路,而且在抗击疫情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基于此,进一步反思疫情防控常态化中网格化管理的发展方向,提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的可行方式,最后进行简要的讨论和总结.     

民营经济政策执行障碍亟待解决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河北省近年来全力整顿环境、谋划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法规,但关键是如何把扶持政策落到实处。通过调研发现,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执行环节存在障碍,造成政策执行不到位,存在执行难问题。     

我国干部管理制度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干部管理制度对政策执行有着重大影响。“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制度增强了地方干部错误执行政策的可能性;干部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加剧了政策失真风险;干部交流制度客观上导致大量的政策短期行为。提升我国政策执行力必须健全公务员制度、落实领导干部民主任用制以及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     

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政策执行研究

《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明确了“由流入地政府负责,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解决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但政策的出台不等于问题的解决。本文从政策执行过程分析入手,讨论当前贯彻《意见》的情况如何?困难何在?需要什么新的思路、政策和措施这三个问题。     

提高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法制建设研究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得科学有效的行政政策成为凭空摆设。从法制视角分析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探讨"对策"现象的深刻内因,并拓展思路,从加强行政法制建设、行政伦理建设、依法健全政府问责制、完善公民参与的法制程序、完善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法制化监督等几个方面,探讨加强政策执行有效性的法制途径。     

政策执行控制及其形成机理模型

本文根据管理学中“控制”的基本含义，结合政策执行的特点，独创性地提出了“政策执行控制”的概念，阐述了其运行过程、基本类型及其预防和矫治政策执行偏差的功能，探讨了政策执行有效控制的形成机理和基本要素，构建了政策执行有效控制形成机理模型，希望能够从强化政策执行控制的角度，为预防和矫治政策执行偏差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邓小平的政策执行思想探析

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中介性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唯一途径，政策执行的有效与否是政策成败的关键。作为一位政策大师，邓小平有着丰富的政策理论，而其中的政策执行思想更是构成了邓小平政策理论的核心。在政策执行难度日益增大的今天，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政策执行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论电子政务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改进

电子政务作为一种新的行政模式,在我国从启动到目前进入具体实施阶段,给我国公共政策执行体系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在我国现行的政策执行体系对公共政策执行的制约因素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电子政务无疑会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有效性和效率。     

提升政府能力的政策执行能力诉求研究——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下

政治改革的中层分析理论应该是政策取向的,这个理论的核心就是政策过程。而在政策过程中,政策执行显得更为重要。因此,要提升政府能力,其主要诉求便是加强政策执行能力建设。由于政策执行环境的动态性和变量的复杂性,致使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阻碍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深入分析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包括从政策环境、区域政策和政策子系统、政策主体差异性、政策客体复杂性等角度进行考量,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需要解决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难题。     

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诸多困境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传统政策执行模式的普遍应用,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为克服这些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将政策执行过程视为社会建构过程,强调多元主体间平等协商和互动对话,主张尊重差异、增强信任与合作,鼓励释放政策执行过程中相关主体的能动性,通过增强政策执行过程的民主化与合法性,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模式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高度的理论契合性。为了使公共对话式政策执行成为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和实践平台,仍需建构成熟的公民社会和配套的宏观制度背景。     

廉政政策执行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

廉政政策执行是指廉政政策方案被采纳后,由政策执行机关把政策方案转变为现实的过程。公民有序参与有利于政府行政诚信的构建,提升廉政政策执行的认同,增进廉政政策执行的协调,消减廉政政策执行的偏差,强化廉政政策执行的监督。加强政府行政诚信建设,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廉政政策执行的策略包括: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完善参与制度,保障公民的参与权利;实行阳光行政,拓宽公民的参与渠道;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参与能力。     

政策执行模式的转换及其逻辑——一个拓展的“模糊-冲突”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政策执行的模式转换是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较少从政策属性角度关注特定场域内政策执行模式因何且如何多次转换。本文基于拓展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以个案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为考察对象,发掘政策执行模式转换的过程及其逻辑。研究发现,同一政策执行周期内,即使政策目标、政策地点、政策受众等要素保持稳定,执行模式亦可能发生动态转换。政策执行模式的动态转换,关键在于政策模糊属性与冲突属性产生高低变动,信息完全度、政策网络间关系、激励、资源等成为作用于政策属性的关键性前置要素。就再分配型政策而言,信息扩散对比、经验积累学习和制度优化有利于降低政策模糊性,减少政策执行变通的空间,而充足资源、适当的激励以及模糊对再分配型政策的同一认知则有助于淡化政策的冲突属性。立足于政策执行的基层经验,拓展“模糊-冲突”框架,将政策执行模式的静态分类推进到不同模式间动态转换阶段,有助于增加中国场景中政策过程的理论解释效度。     

基层社会政策执行偏离的机制及其解释——以农村低保政策执行为例

基层的政策执行往往难以实现"完美执行",执行偏离的机制与基层问题的复杂性紧密相连。农村低保执行偏离是在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下出现的执行样态。这些因素包括:政策资源增加带来的资源配置问题、多种贫困形态问题、家庭结构变化带来的赡养问题、乡村社会结构中的人情关系问题、基层治理结构中的治理问题等。现有的政策执行的治理体制具有回应和矫正政策执行偏离的能力,但是其治理效果存在一定限度。需要克服执行偏离带来的负面效应,也要重视某些情形的执行偏离具有的正面效应,以有效回应基层问题的复杂性。     

我国惠农政策的框架体系及政策执行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是世界各国巩固发展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从政策供给演变来看,税费改革及取消农业税后,财政资金支持和政策倾斜是惠农政策的重点,实现了国家在农村地区重资源“汲取”向“给予”的转变。在对现有惠农政策梳理基础上,从农业经济发展、农民生活保障、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组织建设等五个维度,形成我国惠农政策的框架体系。文章从政策执行角度指出,政策协调性、政策宣传力度、农民政策需求调查是影响惠农政策绩效的重要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     

政策执行专职化:政策制定与执行适度分开的改革路径

决策与执行分开是不可能的。政策执行专职化是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开改革的合适表述。其在中国的现实路径是将设计更有效监督机制放在二者的关系中来考虑。改革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同时还要考虑国情、改革的价值和可操作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首先对政策制定与执行适度分开的内涵进行了确认,其次就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几种改革模式进行了分析,最后就我国的现实改革途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多重局部耦合:政策制定因素何以影响执行结果——基于人工智能政策历程的两阶段多源流分析北大核心SSCI

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联合分析是理解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的切口。基于多源流框架原型,以源流变动和变异为牵引,跨越制定与执行的两阶段多源流分析框架得以构建完成。基于这一框架,围绕人工智能政策的出台与实施过程进行个案分析。研究发现:问题源流在执行阶段被选择性分解,政策源流由竞争性演化为诠释性集合,政治源流从决定性作用转换为约束性力量,政策企业家由倡议者变为实践者。多源流框架的核心要素在执行阶段联系紧密,政策的实际执行方式取决于分解的问题源流、纵向的政治源流、政策企业家和高层级政府给定政策的耦合程度,表现为多重局部耦合的政策执行过程。这一结论推进了多源流框架的应用边界,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情境的公共政策运行特征。     

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研究--基于政策执行理论整合与建构的视角

经济适用房以其市场运作、政府监管的特点，在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保障经济适用房的供给，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需求，但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较多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政策执行阻滞严重。因此，研究我国经济适用房政策执行对于解释和解决政策执行阻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