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中资企业海外商业贿赂的现状考察与刑法应对

伴随中国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和对外投资额的累积增加,海外企业商业贿赂问题日益凸显,严重损害了中国海外企业的整体形象,中国刑法体系应对海外商业贿赂犯罪却严重准备不足。在中国海外投资突飞猛进的势头下,刑法应当承担起打击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维护中国海外企业形象的历史使命,因此,应重构符合经济大国地位的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置符合海外商业贿赂犯罪特征的罪名体系,强化刑事司法打击力度和国际司法合作。     

反商业贿赂的刑法规制

商业贿赂的盛行于当前的中国,甚至成为了商业运作的潜规则,这已严重危害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本文从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性谈起,提出我国刑事立法对商业贿赂的规制,针对目前大量相关犯罪外逃的现状,进一步研讨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刑事司法协助。     

商业贿赂的界定与刑法的制度契合

商业贿赂已成为危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毒瘤,也侵蚀了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亟待刑事法律的规制。鉴于商业贿赂的内涵与外延尚需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界定,刑法应以修正和完善贿赂犯罪的相关构成要件作为制度契合的主要方式,以此积极响应反商业贿赂的迫切形势。     

“商业贿赂犯罪”刑法条文修订完善之我见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列出专条对贿赂犯罪进行补充规范,扩大了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规范的零散性和不完整性,难以应对当前商业贿赂现象的严重性与复杂性,修改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相关刑法条款或出台反商业贿赂法是适时和必要的。     

论国际刑法中的禁止事后法原则

禁止事后法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侧面，为世界各法系国家的刑法所认可。从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开始，这一原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此后的国际刑法公约中也反复对这一原则作出了规定。国际习惯法和法律一般原则是国际刑法的重要渊源，因而禁止事后法原则对国际刑事审判提出了挑战。但是，对侵犯基本人权的犯罪通过国际习惯法和法律一般原则予以惩治并不违反国民预测可能性的要求，因而也符合禁止事后法的要求。     

国际社会治理商业贿赂的做法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蔓延开来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商业贿赂腐败的危害是严重的,它从根本上扭曲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进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严重影响中国反腐败的国际形象和评价;严重抵消我国政府的反腐败努力。中央决定2006年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是开展专项治理商业贿赂活动,并且确定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为重点治理的对象。文章围绕我国为什么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活动、法律上应当如何界定与理解商业贿赂行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重点、如何建立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当前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的现实与法律问题分析、如何借鉴国际社会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和做法、如何加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阐述。文章特别就《刑法修正案(六)》商业贿赂犯罪主体修订扩大后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不统一、不健全,刑法的相关规定滞后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法律的制裁处罚手段单一、力度有限、我国的现行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短时间这种法律冲突的状况将难以克服、侦查或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的执法困难和保护和奖励举报人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还认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既是相关国家的国内法义务,也是相关国家应当认真履行的国际义务,在开展国际合作中应当加强相互沟通、信息交流,及时提供与移交犯罪线索和证据,合作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我国刑法规范中的海外华人人权保护问题——以国际刑法为视角

海外华人人权屡被侵害的问题，是我国刑事立法中必须予以考量的重要问题，应当参照国际刑法准则，参照我国签署、加入并施行的国际公约，修订我国刑法规范和其它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保护海外华人人权。     

贿赂犯罪的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制,介绍我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有关贿赂犯罪立法,研究我国大陆、港台及世界各国的贿赂法律实践和法律理论,将对我国贿赂犯罪立法有所裨益。     

商业贿赂的定性与定量：贿赂认定与数额计算

提供有商业风险的期待性盈利不是商业贿赂。根据干股获取分红的,以红利计算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市场价值明确的礼券,以其预充价格计算贿赂数额。资助等形式上不具有一般商业贿赂金钱或财产样态,但内容上仍无法摆脱金钱利益经中间环节周转而成型的变相贿赂本质。确实存在犯罪故意支配下的受财行为,可推定对财物价值的严重性具有认识。对于时间、市场变化因素引起贿赂价格变化的数额认定,应坚持以行为人收受贿赂的时间作为计算犯罪数额的时间基准。     

论国际刑事审判实践的新发展及影响

近十几年各种国际刑事审判机构纷纷建立 ,对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追究责任。与传统的国际司法理论和实践不同 ,近年来的国际刑事审判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国际刑事审判实践中 ,国家主权受到一定的限制 ,国际刑法和国际刑事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国际刑事法院司法合作的特点

与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不同,国际刑事法院的司法合作在合作主体、合作义务以及合作目的等方面均具有自身的特点:合作主体多样性;合作义务的非强制性;合作目的的单一性。     

行贿犯罪“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刑法解释

经济行贿并不要求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具有选择性双重层次的内部结构,这亦符合在罪刑法定的框架内拓展性地解释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实践要求。如果行贿人谋取的利益本身并没有违反国家规定,但受贿人在接受行贿人财物后提供了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应当以行贿人对此问题的明知作为充足"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的基础。不能因为贿赂过程中的请托事项不明确而排除"感情投资"的行贿犯罪性。     

宽严相济的行贿罪刑事政策探析

我国刑法行贿罪刑事政策,从1979年刑法至《行贿司法解释》是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颁布之后的司法实践是从严从重打击行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追求宽严相济.确定行贿罪刑事政策需要考虑的四个因素:重视口供是行受贿犯罪的特点,要“查清”行受贿行为,追究行受贿刑事责任的侧重点是受贿行为,应利用行为人的利益考量心理.行贿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一要结合从严从重与有利于打击,二要从弹性司法转变为刚性司法.     

试论我国刑法学从论理到注释的发展

长期以来 ,学界对我国刑法学发展轨迹的研究甚少 ,这不能不说是刑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大缺陷。我国刑法学可分为论理刑法学 (主要是刑法哲学 )和注释刑法学 (刑律学 ) ,相应地我国刑法学的发展可划分为论理刑法学发展期和注释刑法学发展期。其中注释刑法学的发展期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时期 :一是唐以后 (至于清 )的继续发展期 ,二是 1 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后至今的恢复发展期。这样基本梳理了我国刑法学的发展轨迹与过程。     

对刑法中行贿罪的理解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关于行贿罪的规定有三款内容。其中第二款之规定笔者认为是特指商业领域里的商业贿赂犯罪。认定在经济往来中的行贿罪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条件,这里符合立法本意的,同时也是多年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文章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     

论基层“一把手”职务犯罪及预防

基层"一把手"职务犯罪的特点在罪种上表现为贪污、贿赂和挪用公款等犯罪,在犯罪人上多是新任和年轻"一把手",并多发在乡镇基层组织。基层"一把手"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预防也应从多方面考虑着手。     

论国际侦查合作的基本范畴

学界普遍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划分为引渡、刑事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移管、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四大块，这是基于合作形式的习惯分类方法，与现代刑事司法合作的起源与发展和国际上刑事司法合作条约的缔结方式密切相关，但并不是建立在严格的理论基础之上。因此，明确提出国际侦查合作的概念，突出这一现象的诉讼法本质属性，在刑事诉讼进程的整体框架视角下选取国际侦查合作的基本范畴进行系统考察，旨在为这一交叉领域的理论基础构建以及制度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唐律疏议》与现行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在对受贿犯罪的调整问题上,唐律规定了受财犯罪的体系,而现行刑法则规定了＂受贿罪＂。唐律的规定比现行法律的规定在调整范围上更大,在规范体系上也更严密。唐律规定的具体受财行为的内涵也很有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