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没收财产刑的完善

没收财产是刑法中的附加刑,也是最重的附加刑之一,它不同于罚金,在刑法分则中适用的条款很多。2013年实施的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中也增加了判决前对特定犯罪的没收财产程序,文章认为应缩小没收财产的范围,对单位应实行没收财产。     

刑事缺席审判证明标准二元化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特殊程序中规定了缺席审判程序和财产违法没收程序。缺席审判程序中分为与财产违法没收适用相似的狭义缺席审判程序和被告人不到庭的缺席审理程序。因此,对于缺席审判程序和缺席审理程序的证明标准不可一概而论,应作二元化区分。狭义缺席审判程序以物为诉讼标的,应与财产违法没收程序一样降低诉讼证明标准;缺席审理程序在案的被告人可以间接参与法庭审理,不需要降低证明标准;被告人死亡应判处无罪时,也不涉及证明标准降低问题。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证明标准之再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程序较好地回应了社会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现实需要,但在证明标准等方面的缺失可能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性质上应属于民事诉讼程序,主要法治国家的立法或相关国际公约也称之为“民事没收”.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为摆脱“程序失灵”的命运,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适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浅议民事责任优先原则及其适用

同一责任主体既有正当债务需要清偿、又因违法或犯罪被处以罚款、罚金或没收财产，如其现有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满足清偿债务和承担罚款、罚金及没收财产责任时，应如何处理？我国以前的法律对此没有规定。现在，公司法第228条及修订后的刑法第60条对此已有所规定，这些规定，不仅从立法上弥补了我国法律的漏洞，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法律原则——民事责任优先的原则、即同一责任主体的财产不足以同时满足清偿民事债务和承担财产性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时，民事责任优先适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作为三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责任，…     

等值财产没收研究——从黑恶势力犯罪涉案财产处置谈起

等值财产没收最初规定在黑恶势力犯罪司法解释中,是在没收目的无法达成时,将没收原标的物转换成没收犯罪行为人合法财产的一种替代手段,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替代性、补充性等本土化特质。等值财产没收与财产刑在功能上具有重合关系,应将等值财产没收作为一种补充措施,对于规范上没有规定可以适用没收财产刑、罚金刑的,可以适用等值财产没收。等值财产没收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起因条件、价额条件、限度条件,才能宣告适用。在等值财产没收数额认定标准上,犯罪成本没收宜采用相对总额原则,扣除未沾染不法的中性成本;等值财产没收数额应以裁判时的时间节点计算;共同犯罪中各犯罪人的没收数额在未能查明个人分配数额时,平均分配。     

论没收程序的适用对象

我国没收程序规定的没收对象是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这与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犯罪所得不一致。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违法所得主要包括:违禁物、供犯罪所用之物和犯罪产生之物和犯罪取得之物。我国程序法上的违法所得包括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为了保障没收程序的顺利执行,与国际条约保持一致,应对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没收对象进行明确和完善。     

特殊没收中利害关系人权利保障的规范检视与结构重塑

2012年，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催生了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第三人三类指向财产的称谓。利害关系人专属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案外人同时存在于普通程序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第三人是平衡没收与保障交易安全的产物。三者权利均不同程度被压缩或简化处理。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障是“程序二分式”的且存在程序断裂；案外人审前程序中权利保障缺位，审判程序中受制于“必要性”检验缺失参与权，执行程序和执行后程序中权利渠道繁杂、互有重叠、与民事诉讼规则链接失灵；第三人权利保障空白。应基于对物诉讼重新整合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利害关系人视参加诉讼目的不同分为独立的利害关系人和非独立的利害关系人。独立的利害关系人在审前程序、审判程序、执行程序和执行后程序的权利配置应比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独立的利害关系人不具有此身份。     

论刑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立法完善

我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进步。该程序的确立弥补了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漏洞,对重大案件财产的追回具有重要作用,意味着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外逃或者死亡,其犯罪所得仍有可能被没收。但鉴于目前我国立法只是原则性的规定,程序设计方面还相对抽象,有许多缺陷和不足,因此,需要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完善该程序,有力地打击外逃腐败犯罪。     

黑恶势力犯罪财产处置的难题、理念与进路

在黑恶势力犯罪中,应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和其他涉案财产混同,使得实践中出现程序参与度不高、司法公开不够等财产权保障缺位的难题。应通过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和"打早打小""打准打实"活动方针确定完善处置程序的基本方向,辩证对待"黑白难辨"的涉案财产,提高财产处置的正当程序保障。应追缴、没收的涉案财产应为"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孳息""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财物"。要保障审前处置当事人的知情权、意见表达,全面收集证据,明确证明标准、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构建相对独立的司法审查环节。     

我国被害人权益刑事立法之完善——以刑事财产保全及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为视角

新制定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刑事财产保全措施及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但刑事财产保全申请主体过于狭窄,适用范围、对象、担保等不明确,且财产保全的申请主体缺乏优先受偿权;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亦存在范围过窄,诉讼时效、证明标准等不明确及地域管辖、权利救济途径有待完善等缺点,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完善,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实现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     

以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为视角透视土地征用的正当性

国家因为公用事业的发展而征用土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侵犯被征用者利益,应对政府土地征用权进行正当性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对土地征用目的、征用补偿和征用程序三个方面的正当性进行检验。     

军事征用概念刍议

军事征用作为国防动员的一项重要内容，已成为国防动员资源保障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目前法律规定尚不清晰，致使我国学界对于军事征用概念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通过对军事征用的目的、主体、对象和时机等方面的分析，可以更好地完善军事征用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军事利益的实现，对相对人权益进行最大限度的保障。     

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的一点思考

当前,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土地征收补偿纠纷。究其原因,主要有征地政策欠公平,相关法律不完善,征拆行为不规范,群众权利意识增强但法制意识淡薄等。建议从颁布专门法律,完善征收政策,加强法制教育,完善救济机制等方面预防和解决该类纠纷。     

论我国警察征用

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征收、征用补偿条款,规定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这将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警察征收、征用制度,但我国警察征用一直是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因此,在完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时,研究警察行政法中的警察征用法律制度有着独立的重要意义。     

物权法不宜规定征收、征用制度

征收、征用权虽然是一种超越私权的独立权力,但在现代社会,法律确认或规定征收制度的意旨不在于强调此权力的合理性,而在于如何限制其对私人财产权所可能造成的剥夺与限制。世界各国因此在以宪法对征收加以确认之同时,多制定系统的征收征用法。将与物权法规范异质的征收制度规定进物权法,既会加剧我国征收征用制度的混乱,又会破坏物权法的纯洁性、科学性,同时也可能降低人们对限制征收征用权之必要性的认识。应加紧制定系统的征收征用法。     

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度在立法及其实施上都存在大量的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和谐运行。文章在对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度现存问题详加论述的基础上,以相当补偿原则为指导,结合现实因素,为我国农村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试论“征收”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中的扩大解释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建立目的在于保护外国投资,它所承保的险别也较私营和官办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范围广。纵观MIGA(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近几年的发展,其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就是对承保险别——"征收"一词的扩大解释上:即使东道国未明确发出征收命令,但是采取了一些事实上与征收同样效果的措施,也将被认为是实行了征收。本文结合条约的扩大解释学说和习惯国际法原则,对"征收"在国际投资实践中表现出的行为进行分析,并结合实例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和思考。     

以集体土地产权为视角分析我国土地征收制度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以补偿为条件而强制取得他人所有的土地制度。我国不存在私人土地所有权,土地征收唯一的对象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当前,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征收规模不断扩大,存在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侵害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上。解决问题的方案有：通过立法明确集体土地所有权代表、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纳入征收客体和补偿范围,以公益诉讼保护集体土地合法权益等,     

公安机关应对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探讨

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农民采取常规手段难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发生的集体越轨行为,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公安机关应对这类事件应当坚持“情报信息主导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的理念,找准“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的结合点,加强对征地过程的全程监测,及时疏导被征地农民的对立情绪,科学合理地评估事件的性质及发展趋势,控制事件局势,平息群体性事件的事态,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征地补偿协商的历史演进与效应分析

本文对征地补偿协商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揭示了征地补偿从最早的双向协商，逐渐过渡到政府单方定价。最后又回归到双向协商的历史过程。通过分析征地补偿协商的特点和在实践中产生的正负效应，提出趋利避害的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规范并细化征地程序；建立公平、公正、可行的征地纠纷裁决制度；完善诉讼等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