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事 大道理——记刘伯承元帅二三事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凶恶的敌人夺去了元帅的一只眼睛。但是,我们的元帅几十年来就是用一只眼睛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日夜操劳。每一次要给毛主席的报告、总结,他都是亲自动笔,从不交秘书代写。从他身上,我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废寝忘食”。记得有一次,他连续几天埋头给毛主席写材料。吃饭的时间到了,请他吃饭,他总是“嗯”一声,可是手上的毛笔却总不见放下。我们都     

想起了江西的一条河——旅美札记之二

那一刻，罗纳德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那是我刚到美国不久的一个周末，罗纳德.D.克拉克先生——我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东道主家庭”的男主人，别出心裁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假日节目：骑自行车环游如珍珠般撒落在明尼阿波利斯市郊外的五人湖。明尼阿波利斯市与圣保罗市隔密西西比河相望,有“双子城”或“姊妹城”之称。这天一早,我们一行四人先驱车来到湖滨出发地,然后骑自行车旅行。整装待发之际,罗纳德拿出一盒点心,让我们点点饥。吃完点心,我四下瞧了瞧,不见有垃圾桶,便下意识地把包点心的纸揉作一团,扔进脚下的草丛里。 没想到,过了一会儿,罗纳德从车里取出一只塑料袋,让我们把废纸放进去。当他见我手上已是空空如也,便把搜寻的目光投向了草从……     

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吗?——驳一种错误论调

不久前,有一位地区的负责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了一通“肺腑之言”。他说,“我接触过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说我是大学生,你是大学生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工人、农民就不行?都不行那天下是怎么打下来的?”“知识是多方面的”,     

妈妈,您不用担心

我打小就让妈妈不放心。 不知什么原因,爸爸被调到一个小煤矿上,我们跟着也要搬到那儿去。我站在妈妈身边看她把一件件衣服放进箱子,在最上边放了两封鞭炮。 “这是什么?”我问妈妈。“鞭炮。等会儿开车时候放。”“噢。”我定定地看了那鞭炮一会儿,忽然对妈妈说:“妈妈,死了人也要放鞭炮的……”“胡说！”妈妈猛抬手“啪”地给了我一记耳光。 我被打懵了,小手捂着脸惊愕地望着妈妈,连哭都不记得了。妈妈立即后悔了,蹲下身揉着我的脸问     

尽尝百味知荞苦 为有群书守我贫

正采访郑福田时,看到他的书桌上放着一本他著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赞述》。粗粗翻了一下,这本书赞述的思想家共有53位,起于孔丘,讫于戴震,疏通文字,陈说义理,旁征博引,令人心折。我们的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和我一直崇尚并秉持知识分子的风骨有着直接关系。我们的时代呼唤     

高放教授是我国共运史学界的一面旗帜

<正>我与高放教授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有35个年头。在1982年,我所在的江苏省委党校举办了全国党校系统第一个科学社会主义大专班(两年制),由我具体负责。因当时校内专业课师资力量不足,我们从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校聘请了一些名师来我校授课,其中就有高放老师,他主讲的课程是专为研究生开设的     

请记住我的名字

《解放军报》载过这样一件事:退伍证书刚刚发下,人称‘闷葫芦’的余秉林就蒙头挺在床上抽泣。指导员以为他是想要医疗费,就叫司务长到有关单位给他批了点。他兜里装上钱来到余秉林宿舍,拍拍余的头,亲热地说:“你为咱连喂了三年猪,辛苦了!连里没忘记你。我指导员没别的要求,只希望你早日回家发家致富。”说完,把几张钞票搁在小余手上,转     

红薯的记忆

1961年正是三年大灾害时期,为了度过饥荒,我父亲不知从哪里搞到几麻袋红薯,这可成了我家的救命粮。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的主食就是红薯,每天母亲按人头蒸几个红薯,每天午饭时一人发-个。那年我8岁,正在读小学二年级。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晚了些,等我回到家,父母已经上班去了,我习惯地揭开锅盖,里面虽然还有热气,却没有-个红薯了。难道母亲忘了给我留红薯了吗？我委屈地哭起来,大哥赶紧过来问我为什么哭,我告诉他没有红薯了,他就问我二哥是不是偷吃了我的那份红薯,二哥禁不住大哥的审问,只好承认他没吃饱,就把我的红薯也吃了。大哥气得打了二哥一巴掌,二哥大哭,我也跟着哭起来,我哭是因为我饿呀!     

余热,发出熠熠的光

他姓马,名世乐,人们亲切地称他“老马”。老马今年五十七岁,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三十七年,曾连续多年获得长春市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照说,年近花甲,功成誉就的老马,在人生的道路上该歇歇脚、享享清福了。可他退居“二线”还在发余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虽然年岁大了,但还有余热,有热就应当发光。他象一颗种子一九八三年,将     

激励我永远前进的榜样——熊元启

我和熊元启同志在一个科,他当科长,我当副科长,桌对桌、面对面工作了二十个月。他辞出后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早晨上班走进办公室,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对着他生前用过的办公桌静默一会。是等候?是期侍?是怀念?还是探讨问题前的自我思想准备?都是的。但,我再也不能和老熊一起直来直去地交换思想、交流心得,商量工作、总结经验了! 我比熊元启同志大十岁,相处中却习惯称他老熊,把他当成我的良师益友。说来惭愧,我这个“老政工”竟是老熊调仪表厂后的第一个工作对象,而我们之间的友谊,也正是从我受到他教益的那个时候开始建立起来的。老熊是一九八三年十月初正式到宣传科上班的。听说他来当科长,我顿时产生了一种轻松之感。不,应该说是一种解脱之感。我觉得来了一个强手,     

在吉隆坡开餐馆的温州老板

教堂的活动刚一结束,汉斯医生就在教堂门口拉住了我的手,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吃午饭。我是不久前在教堂参加活动时认识汉斯的。汉斯是印籍马来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性格非常豪爽,家就住在吉隆坡市郊。由于他开的中医诊所在当地小有名气,故凡认识他的人都亲切地称他为汉斯医生。汉斯40多岁,高高的个头,身材魁梧,眉宇间透露着一股英气,自打知道我是中国人,他就对我非常热情。每次教堂活动结束,他总要跟我攀谈一会儿。今天,他要请我到外面吃地道的中国餐。我被他的豪爽与热情感染,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他驾驶着奔驰轿车载着我在平坦而又宽阔的大道…     

想起四十年前的张老师

正一个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老人,一个心地纯净、勤奋笔耕的学者,四十多年后他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人生的征途,激励我奋然前行。他就是我的班主任张家太老师——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1975年7月我在新民县向阳中学读书,再有一年就毕业了。这一年里学校学习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打     

伏尔加格勒考察记

飞往“红色地区” 去年7月我们从莫斯科启程去伏尔加格勒考察。伏尔加格勒原名查里津镇,十月革命胜利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1956年赫鲁晓夫又将它改为伏尔加格勒。 在飞机上,一位俄罗斯大企业的总经理、苏联时期某州交通厅长听说我是中国人,对我特别友好。他告诉我,伏尔加格勒是“红色地区”。俄罗斯人按居民政治倾向和政党影响力把国家划分为“红色地区”、“灰色地区”和“褐色地区”。俄共影响大的地区称“红色地区”,民主派占优势的地区称“灰色地区”,自由民主党追随者多的地区称“褐色地区”。他说:“近来‘红色地区’明显扩大,俄共又在奥廖尔等五个州和自治共和国的选举中获得压倒优势”。我问他:“原因是什     

“社会主义企业就该这么干”

有人问我:“老方,你放着每月3千元的工资不挣,怎么又回了华光灯泡厂?”这是应了那句老话: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我1952年进华光,工人出身。我打年轻时就爱钻研点技术,1956年华光公私合营后定级,全厂除了两位私方代表,就我一个人定的一级技术员,月工资101元,在那时这数就不小了。     

瞭望哨

山东郯城县委书记张传林有“透明书记”之称。当地群众说他办事“就象俺县青泉寺的矿泉水一样,一眼就能望到底”。 可举例为证:张传林了解到县里化肥供应走后门现象十分严重,农民意见很大,便立即主持制定了“三榜上墙、一证到户、送货上村”的“透明措施。为便于群众监督,他还明文规定:谁发现从我手里走后门取走一袋化肥,我认罚一年的工资,并奖励揭发人1000元。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和措施得力,后门风煞住了,老百姓该得的化肥有     

美丽的煎熬

辛弃疾在他的《青玉案》词里发明了一个“那人”。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那人”你在哪里？你的、他的、我们各人心中的“那人”你在哪里？辛弃疾把他（她）藏在“东风夜放花千树”中。东风、大好春光,夜放、玲珑剔透———都是幻境,不是么？我们还是温习一遍全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彐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片繁花似锦之后,我说的“一片”也许是人的一辈子,半辈子,十年二十年,一天两三天,最后来到灯火阑珊处。阑珊,油…     

“一饭膏粱颇不薄 惭愧万家百姓心”——记田家英所做的农村调查工作

农村调查是田家英生前所做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从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开始到他离开人世,从未间断。他是我们党内熟悉农村情况,熟悉党的农业政策,熟悉合作化历史为数不多的干部之一。五、六十年代,有些省市的负责人曾向毛泽东要求,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工作。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但田家英不能放,需要有人给我反     

决胜市场的“党代表”──全军二级英模、济南军区某部政委徐思礼的自述

过去，徐思礼带须官兵钻山沟、打坑道，用鲜血和生命创造了一连串的辉煌，荣获全军二级英模奖章。1989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建国40周年国庆观礼，受到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今天，徐思励带领官兵驰骋于竞争激烈的大市场，同样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他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生产经营先进个人，被军区后勤部评为优秀党委书记，受到了上下广泛赞誉。作为一名党务工作者，难道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和超人之举吗？还是让我们听一听徐思礼本人的叙述吧。“党员领导干部就应带头苦干实干”我1972年底入伍，曾在工程兵部队…     

父亲在信中这样教导我——“万万不能搞特殊”

<正>我常常怀念我父亲徐海东。我一生中,在他身边生活了33年,他老人家是我第一位老师,他一直在各方面关心我,特别是从政治上关心我的成长。从我懂事起,他老人家就一直在教育我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热爱我们伟大的军队,教育我要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我们的军队;培养我坚定的信念,教育我在政治上要做一个清醒的人,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要做人民的公仆。他老人家的身教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前年年初,在一次由统战部王兆国部长请我们民主党派领导同志们吃饭的餐桌上,他点名向经叔平和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他的问题是,当前有什么问题值得中央的重视,解决之良方安在?经先生是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他的意见当然比我的高明得多,这里就不说了,只从我当时所说的意见说起。我说,照我看来,数亿人的就业问题是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