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过程分析: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这一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语境中以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指针评估社会的政策体系,并把焦点放在过程上,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尽管国家在农民工问题上不断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但国家调整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并没有带来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让农民工在城市中完成其身份的转变,农民工也没有实现城市适应、实现其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新的发展困境。     

互联网+视域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动力机制研究——以成都平原经济区为例

在互联网+背景下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成都平原经济区作为四川省的"五大经济区"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在互联网+背景下,成都平原经济区返乡农民工创造了"鸿雁经济"的回流,带动整个四川经济总量的增长。在农村就近创业,有助于实现农民工的个人价值,有助于推进国家、社会的发展,有助于个人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国家、教育分层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contain机制下的阶层再生产

农民工子女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阶梯不仅受到流动儿童教育"两为主"政策和从城市回原籍的中考安排影响,在更宏大层面上它还受到国家与农民工关系、学籍户籍双认证的高考安排制约。为适应二元社会结构的渐进转型,经由围堵策略和contain机制,流动儿童独特的教育获得方式成为当下社会分层机制和农民工阶层再生产的重要一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探索与发展方向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可以分为1949—1991年的"国家—企业"、1991—2009年的"国家—社会"以及2009年以来的统筹城乡发展等三个时期。目前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养老保险"双轨制"亟待破局、社会养老保险"碎片化"急需改变、农民工特殊群体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急需完善成型、养老金待遇的正常调整机制应该得到落实。未来时期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在于对国家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对各类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整合,逐渐建立起履盖全体居民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养老金制度"。     

论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

金融危机的发生加剧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社会受到的被动排斥,而多年的城市打工生活已高度淡化了返乡青年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与归属,返乡青年农民工往往会主动排斥乡村生活,在这种双重排斥的境况下,返乡青年农民工极易成为无"根"的游民,乡村认同与归属的缺失极大地增加了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因此,必须加快城镇化建设,加大城镇的吸纳能力,促进返乡青年农民向城镇分流,同时积极引导返乡青年农民工的价值观重塑,重构其乡村社会认同与归属,才能有效防范返乡青年农民工的"游民化"风险。     

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发展型择业”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行为不仅是个人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关系到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现阶段,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由"生存型择业"逐步转化为"发展型择业"必须从四方面入手: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能力,拓展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的社会支持网络,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环境。     

农民工媒介形象再现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央视春晚的分析

央视春晚再现的农民工形象经历了缺失,备受讽刺的"盲流"、"入侵者"和"边缘人",初步被接受的具有淳朴、正直、实干等本色的农民,被接纳的"准市民",融入城市生活的"新市民"等形象变迁过程。这种变化既是社会变迁的体现,又与当时的经济社会背景、国家政策紧密关联,其背后蕴合了深刻的政治生态和媒介发展法则的交叉逻辑、受众解读逻辑。其结果对社会公众、社会文化、社会政策和农民工自身都有着深刻影响。     

城市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共存空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融入城市既是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同时也是城镇化的最终目的。而现阶段城乡隔离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导致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居民相互隔离,形成了"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二元社区"。因此有必要在引导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以社区这一"共存空间"为依托,开展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社区行动",进而引导其在"共建共享"的社区文化中实现城市融入。     

市民化进程中“贫民窟”的预防机制建构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城容易而融入城市困难。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城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动力不足,绝大多数农民工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加快了我国"贫民窟"的形成。因此,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贫民窟"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东西部争“人口红利”

农民工日益强烈的回省就近"打工"愿望,表明"人口红利"已成共同看重的"紧俏"资源东西部农民工工资差异日益缩小,农民工回省或就近打工的意愿日益强烈:目前,中西部地区已出现较为明显的农民工回流趋势;在农民工工资、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方面,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已呈"较量"态势。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近期在川渝两地调研时的新发现。     

农民工的生活状态——以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为例

本文通过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歌曲文本的解读,探析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社会状态、内心状态以及农民工对自身劳动价值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对农民工服务中社工模式进行了反思与探讨。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杭州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知上,一方面表现出对融入城市的期盼;另一方面,出现自我对身份认知迷茫、困惑,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认知失调及行为的选择性差异。其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也逐渐引起社会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个体对身份认知的不同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相关影响因素。     

从“国家主义”到“强国家——强社会”:中国农民工劳权保护模式的转型北大核心

我国农民工劳动权一直得不到有效保护,与国家主义的保护模式休戚相关。该模式立足国家本位,以国家需要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国家机制的全能性,面临伦理偏差、硬法能力不足以及社会自保不能的困境。根本破除此种困局,应树立善治思维、深化责任政府机制制度建设,重塑国家保护伦理;加固硬法保护强度、信度,发展软法保护机制,构建软、硬并举的混合法保护机制;培育社会主体,着力建构社会组织化保护机制,从而构建一种国家与社会彼此赋权增能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合作主义保护模式。     

用脚投票:权利自救下民工荒的一种解释框架

用脚投票是农民工对工资长期徘徊停滞不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劳工权益保障缺乏的抗争。民工荒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工"用脚投票"的一次权利自救。依法救济农民工劳动权利,需要完善农民工权利的司法救济机制、优化农民工权利的行政救济机制、提升农民工权利的社会救济能力、规范和引导农民工正确使用私力救济方式。     

社会资本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研究——基于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视角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收入、工作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险均有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调动人情资源和信息资源,其中人情资源能够直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而信息资源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效果存在"门槛"效应,只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发挥显著促进作用,对受教育程度较低和仅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并无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其就业质量,既要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也要努力拓展社会资本。     

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中的政府责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对文化方面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更加关注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由于身份、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农民工既无法享受到户籍所在地的公共文化服务,又没有被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处在"两不管"的尴尬境地,在某种程度上是公共文化服务的"真空"地带。保障农民工的文化权益、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有助于提高农民工自身的素质,推动我国城镇化进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农民工文化权益的保障需要政府、用工企业、社会力量和农民工群体的共同努力,但由于政府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其在农民工文化权益保障中承担着无可替代的责任。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企业社会责任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可以说是农民市民化或融入城市的历史,同时也是企业自我反省、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高、担当逐渐增加的历史。通过梳理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担当的现实状况,中国企业应通过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改善农民工生活环境、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等方面,担当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责任。同时,企业通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员工素质和建立现代企业激励机制,搞好自身的发展,从而有能力担当起农民工市民化的责任。     

少数民族农民工社会心理健康的成因及对策——少数民族农民工和汉族农民工社会心理健康问题对比研究

由于民族身份的烙印和族际的差别,少数民族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会心理健康问题更为突出,主要体现在自卑与不满的不良情绪、遭受排斥和孤独寂寞的不和谐人际关系、城市归属感严重欠缺。通过国家政策支持,加强民族认同宣传,组建公益性辅导机构,呼唤企事业单位给予人文关怀,少数民族农民工应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我社会心理调适能力等,培养少数民族农民工健康的心理认知,推动少数民族农民工城镇化进程,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利益表达宜疏不宜堵

种种另类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方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变得越来越"另类",甚至有可能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另一个则是在政府的疏导下逐渐规范,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其关键因素,在于政府的导向。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出现,有其强大的现实背景,那就是农民工的利益确实容易受到损害,而不容易得到保护。党中央再三指出,群众利益无小事。因此,农民工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正当的、必要的。     

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分配格局面临重构,社会资源和社会阶层正在重新整合,社会矛盾凸显,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困境"地位亟待改善。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会惠及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积极探索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新途径、新方式,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