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论析

作为世界上情报体系最为发达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情报机制一直以来备受各方关注。九一一事件催生了美国情报体系全面而彻底的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美国情报界实现了从机构林立的分散体系到由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领导的有机整体的重大转型。从总体机制来看,美国情报界现已形成情报机构一体化与任务一体化的双轮驱动体系,其情报传递网络不仅涵盖领导、协调、执行三个层级间的纵向传送,而且包括不同情报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基本实现了情报整合与信息共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情报界统领,其下设的反恐、反扩散、反情报和网络情报中心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情报分类传递机制的四大支柱。通过比较,四大分类传递机制中最为成熟的是反恐中心,其次是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再次是网络威胁情报整合中心,最后是反扩散中心。由于各类情报机制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也不一样。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传递机制的改革“瓶颈”既有发展不足导致的结构性困境,也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政策举措使得美国国家安全情报体系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新的态势。     

以色列情报与安全机构

以色列国虽然很小,其情报安全系统却“五脏俱全”,而且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由于这支“精干”队伍在以、阿战争和拓展以色列生存空间方面建立过巨大功勋,因此被视为与美国、俄罗斯和英国情报部门齐名的世界“情报四强”。以色列的情报安全部门主要由情报与特殊使命局、军事情报局、国内安全总局、外交部情报研究司、科学联络局、警察情报局(SB特别勤务局)等部门组成。     

美国设立国家情报主任四周年回顾

国家情报主任(简称DNI)是美国情报界的首脑、总统的首席情报顾问,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提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情报事宜,并监督和指导国家情报计划的实施,由国家情报主任办公室(ODNI)辅助其工作。从2005年至今,国家情报主任已历三届:约翰·内格罗蓬特(John D. Negroponte)、麦克尔·麦康奈尔(Michael McConnell)与现任丹尼斯·布莱尔(Dennis C. Blair)。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在中亚的活动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成立于1983年,是主要依靠美国政府拨款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打着"加强其他国家民主团体和机构力量"的旗号,在目标国开展民主渗透活动,培育亲美势力,以推动民主的名义插手他国内政,成为美国开展对外民主渗透活动的重要力量。     

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与内在逻辑--对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评估(NIE)"的评估

在参加一个对冷战时期美国情报分析报告进行评估的特殊学术会议上,笔者有幸接触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新解密的反映美国政府对中苏分裂前夕中苏关系状况和前景的判断的原始档案--"国家情报评估",笔者认为,文件中所持的判断几乎都是错误的.因此,笔者以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同盟政治的视角对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表现和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     

美国领导: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拓展了国家安全的外延,强调对多种战略手段重新加以整合,尤其是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报告》承认美国实力的局限性,扩大了外交接触范围,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表达了实现"责任分担"的强烈意向。报告是对布什政府安全战略的一次较为全面的检讨与反思,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务实、灵活的一面。但新战略以安全、繁荣、价值观与国际秩序为四大支柱,在"美国领导"下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实质并没有改变。     

冷战时期台湾与南越的关系

本文利用大量中、英文源文件与相关人士的回忆录、日记等资料,对冷战期间国民党政府与南越关系,作一有系统的回顾与分析。首先,本文回溯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后,由国民党将领黄杰所领导之留越部队所扮演的军事情报角色,并探讨20世纪60年代中南半岛军事危机升级后,"越战"如何成为联接台湾与美国关系下的重要一环,以及台湾在援助南越政府过程中所扮演的诸多重要角色。其次,文中还将揭示蒋介石如何利用越战局势,向美国推销其一生中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反攻大陆的尝试。最后,文章聚焦于1969年至1975年间,尼克松总统倡导"越战越南化"并逐步退出越南战场的最后数年岁月里,台湾当局如何配合执行美国的中南半岛政策,并且继续协助摇摇欲坠的南越政府,以及秘密支持邻近高棉朗诺政权。     

美国情报改革十年回顾

一、“9·11”事件与美国情报改革的启动 2001年9月11日,恐怖组织对美国进行了袭击。这场悲剧造成3000多美国民众遇难,使美国公众遭受了史无前例且异常深刻的心理冲击和精神震撼;表明美国情报界在新形势下根本无力将威胁阻于国门之外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并将美国情报界推到美国舆论谴责的风口浪尖之上。     

透视“9·11”事件后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不仅摧毁了美国的两栋大楼,而且也深深地震撼了美国公众脆弱的心理,但是对美国政治精英层来说,却是为美国"正义"地深深触及世界战略要地、谋求其国家最大化利益缔造了极好的借口.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就一分为二--欧洲与亚洲并重,而"9·11"事件后,美国更加重视亚洲的战略意义.美国在亚洲地区的战略目标是防止亚洲安全形势的恶化,其核心是必须防止一个地区性或洲一级霸权国家的产生,其一是为了防止美国在世界重要地区被剥夺经济、政治和军事参与权;其二是防止资源过于集中某国,因为在美国看来,过于集中就会出现一个挑战美国霸权的国家.中国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在亚洲逐渐显示其实力,在美国看来,这会对其国家利益构成潜在的威胁,会像前苏联那样挑战美国的独尊地位.     

试析韩日情报合作的进展、促因与影响

韩日情报合作的机制化建设由来已久,历经了一个由"双边直接合作受挫"至"三边间接合作拉动",再至"双边直接合作重启"的发展进程。《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签署是其新近取得的进展。这一进展是在朝鲜核导问题、韩日情报优势互补、韩国战略调整、盟友美国支持等多重促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的。韩日情报合作的进展,虽然在形式上是以应对朝鲜核导问题为借口,但实际上却对韩日两国安全战略调整的互动、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实施的基础、韩美日三边协调机制的构建,以及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的平衡产生了深刻影响。     

美国地理空间情报的改革之路

2003年底，美国国家图像与测绘局正式易名为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这一变革是1996年10月以来国家情报与国防支援机构对情报机构进行改革的又一新举措。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的诞生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它的建立也标志着一种新的国家地理空间情报产品的问世，更是各情报部门之间协作与统一不断增强的体现。     

美国对苏联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以“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国家语言战略是基于国家语言需求,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全局性、系统性和长远性的宏观语言规划,其重要性关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冷战以来,美国对苏联和俄罗斯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战略。从20世纪80年代实施至今的"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是美国对俄语言战略的重要手段,体现了美国以语言为工具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战略意图。事实证明,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还在于美国对其他国家内部情况的了如指掌。国家语言能力既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语言技能和区域知识的充分融合是外语人才和区域人才培养的关键。     

“保守革命”与“自由放任”的终结

2008年美国大选是1992年以来民主党首次同时拿下府会的一次大选,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国内政治地图,将对未来美国内政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导致此次民主党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保守主义思潮式微、自由主义思潮复兴是影响这次大选结果的战略因素,此次民主党获胜正是得益于美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这种战略交替。奥巴马高票当选和民主党扩大国会优势,标志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美国"保守革命"和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自由放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终结。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美国开始从"中右"国家向"中左"国家转变。     

布什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评析

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全面总结了布什政府执政以来、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和变化,清晰地勾勒出美国奉行的"大棒加胡萝卜"双突出的新战略,是研究美国未来走向的重要依据.     

美国国家情报主任布莱尔辞职内幕

今年5月20日，美国第三任国家情报主任丹尼斯·布莱尔声明“将于当月28日正式辞职”。布莱尔出生于1947年，1999-2002年任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从2009年1月19日正式上任到2010年5月20日提出辞职，在国家情报主任任上只干了16个月，成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团队中第一位中途“下课”的高级官员。     

美国情报体制及存在的问题

美国现代情报体制自1947年创立后,就在美国外交、经济与军事决策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为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作出了直接的贡献。可以说,离开了情报系统,美国的全球霸权将难以为继。     

“9·11”事件后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安全合作探析

"9·11"事件推动了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美国为了反恐需要,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合作,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安全关系也因此掀开了新篇章。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全球信仰伊斯兰教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东盟的核心成员国,美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安全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地区影响。展望未来,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安全合作仍将继续,但印度尼西亚并不会完全依附于美国,而是争取平衡发展与中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的关系,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美国选举安全问题:以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为例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暴露了长期存在于该国选举体系中的风险,"选举安全"迅速成为当代美国国家安全与国土安全领域的重要议题。美国选举安全涉及网络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体现出"复合安全问题"的特质。美国联邦与各州政府试图从降低关键基础设施风险、重建选民信任、减少部门壁垒以及填补机制缺失四个层面入手,系统性化解存在于选举系统的各类安全威胁。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原有选举安全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美国国家安全体制及文化与其选举安全体系的运行逻辑之间仍存在多层矛盾,特别是美国选举体系的产业市场与创新之间的矛盾、国家安全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全政府"与"地方权"之间的矛盾、"网络自由"与"网络主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会长期存在,将使利益攸关方不断发生龃龉,阻碍相关政策深入推进,最终导致美国在选举安全治理上将一直面临难以克服的困境。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简介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是全美情报界最早践行统一、协调构想的平台之一,负责统一、协调情报界的战略情报分析工作,具体生产评估性情报产品。目前,经过近60年的发展,国家情报委员会无论是在机构机制上,还是在运作程序上都趋于成熟。     

日本“回归亚洲”与中日经贸关系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主动"脱亚入欧",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宣布实施新宪法,进行日本第一次议会选举,表明日本"全面西化",在不到40年时间内,日本完成了西欧国家历时200年走过的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的两个过程;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占领下,日本被迫"脱亚入美",又巧妙地利用美国的技术、市场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振经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90年代,随着亚洲经济高速发展和市场迅速扩大,特别是中日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和重要,日本开始"回归亚洲"。所谓"回归亚洲",主要是在经济、贸易和投资领域,逐步加强与亚洲国家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