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九点质疑

钓鱼岛主权之争升温 2003年7月5日,中国外交部副外长王毅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帷茂,再次对日“严正交涉”。这是我国继7月3日由外交部亚洲司官员就日本政府“租用”钓鱼岛一事,紧急约见日本公使后,进一步提高交涉层级,表示强烈不满。日本篡改教科书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日本爆发所谓教科书问题。进入90年代后,教科书问题愈演愈烈,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与不安。尤其是2002年和2003年2月日本两次对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更是令人震惊。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分别于2001年8月、2002年4月和今年1月14日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日本首相三次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的亚洲国家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     

第三只眼“对日关系新思维”

本刊发稿前夕,又闻日本内阁的3名大臣表示将于8月15日日本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8月5日,由日本防卫厅提交、并且在内阁会议获得认同的《2003年度防卫白皮书》公开亮相。此类事件的上演,不能不令人深思。本刊“对‘对日关系新思维’之质疑”系列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发表各自看法。     

中国阐释学之“中国性”——就跨学科问题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的《中国阐释学建构的若干难题》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中国阐释学的发展方向,令人受益匪浅。但在现代阐释学“学科思维”的框架下讨论跨学科,事实上难以避免依循西方的范式、逻辑和理论框架。阐释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从不自觉地偏向“给中国阐释实践注入现代学科元素”,最终转向“西方阐释学的中国发展”。而建设“中国阐释学”,应以建构和确立“中国性”为宗旨,指明民族特征,宣示民族身份。作为“阐释主体”的中国,可以传统阐释实践的“无学科性”和“模糊性”独立于西方阐释理论之外;作为“被阐释之客体”的中国,可以通过向汉学领域的跨越来确认“中国”概念,使用自身身份与西方达成“身份共识”,从而来构建理论沟通的基础,使中国阐释理论进入现代阐释理论体系之内。     

刑事诉讼“锥形结构”的质疑——与吴四江先生商榷

基于被害人的偏向性,在吴四江先生构建的刑事诉讼“锥形结构”中,“正三角锥形结构”并不存在.其在刑事诉讼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各阶段所引入的刑事诉讼“锥形结构”,事实上仍然回归于平面的“三角形”之诉讼结构中.刑事诉讼“锥形结构”实质上破坏了控、辩、裁三方均衡,违背了诉讼结构基本原理.“锥形结构”或许可作为描述和记载刑事诉讼活动的立体模型(立体画面),但作为刑事诉讼结构并不适当.     

“允执其中”还是“偏执一端”——论中华价值观的思维方式兼与陈来教授商榷

中华文化价值究竟是主张以个体为本还是以群体为本?是强调责任先于自由还是自由比责任更重要?权利具有优先性还是义务具有优先性?陈来教授在《充分认识中华独特价值观——从中西比较看》一文中把中华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立起来,是不合理的。其实,中国价值观的整体结构是:以仁为本,基于允执其中之智慧,在个体与群体、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平衡。     

“祖赋人权”辨析——兼与徐勇教授商榷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确需要中国式原创。但是,任何创新都是以历史知识为前提并借鉴外来的知识。《祖赋人权:源于血缘理性的本体建构原则》一文以当代中国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但不少证据材料却是其他学者关于历史上中国农村的观点和材料,用历史的材料来证明现实,是不足为证的。此文强调"祖赋人权"就是一种所谓的"血缘理性""中国理性",但理性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血缘不是人为选择过程的产物,而是生理行为的结果,也就是生物性。生物性上的祖仅仅是赋予了人的生命,生命之外的其他权利几乎都是政治理性的结果。此文还把"祖赋人权"与西方启蒙主义倡导的"天赋人权"对立起来,但是认真追溯历史会发现,基于祖先崇拜的所谓"祖赋人权",是以王权、君权为纽带,把帝崇拜、天崇拜与祖先崇拜对接起来而形成的。换言之,远古的中国早就以"天命"为至上的权威,人间的所有秩序与权力,都是在"天命"之下而被打上了政治理性深深的烙印。     

对《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的几点质疑——与吴鹏同志商榷

吴鹏同志题为《关于“无限宇宙”的新探讨》的文章(以下简称“吴文”,载于《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三期),对哲学意义上的“无限宇宙”提出了质疑。我认为,吴文试图以物理学的有限宇宙来否认哲学的、无限宇宙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良渚文化“古城”再质疑

自从2007年11月29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杭州市政府举办“发现良渚文化古城”新闻发布会之后,便有专家评价说良渚古城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同时代城址中规模最大、最为完整的一座,堪称“中华第一城”;     

辩证思维适用于构建和谐社会——兼与张奎良教授商榷

不能简单地把思维方式的性质看成只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否定辩证法、革命辩证法、矛盾辩证法都是对辩证法实质的规定。和谐思维是辩证思维的组成部分,辩证思维适用于构建和谐社会。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我国“公司瑕疵设立无效”论之考问——兼与清华大学施天涛教授商榷

对我国“公司瑕疵设立”效力,《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但学界通说为无效。但是从“公司瑕疵设立无效”的特征及理论根据及从“公司瑕疵设立”行为性质、公司本质、价值取向及成本等方面来看．“公司瑕疵设立无效”是一个谬误,其实践上完全违背了《公司法》目的,我国应采取“公司瑕疵设立原则有效制”。     

“新社会主义”论质疑

“新社会主义”论质疑何源章当前有的学者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一种新社会主义理论。”①或称为“新社会主义观”②。对此提法，笔者难以苟同。它不利于我们正确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构建“薄版本”的政治哲学——与孙向晨教授商榷

孙向晨教授在《论家：个体与亲亲》一书中提出现代中国乃至理想社会需要保有个体与亲亲这双重本体,此种对亲亲在中国文化中本体论地位的论断有以偏概全之嫌。哪怕是在儒家哲学内部,也有对家的不同理解,哲学家应该做的是从规范角度构建家哲学。在这一点上,张祥龙和张再林教授试图给出更加充分的家的形上学。但这种努力无法在现代社会多元的事实面前拥有普遍意义,我们可以尝试构建一种“薄版本”的政治哲学。在这个视角下,孙向晨对个体观念的独特性及其西方来源的论述有太强的形上学意味,而一种对现代性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认清个体观念的普遍根源,并探求个体真正的正面意义。     

也谈“什么是哲学?”——与汪信砚教授商榷

汪信砚教授的哲学定义把哲学归结为价值论,是离开哲学的历史性、问题性、学派性的结果。现当代哲学在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都必须面对真理和价值的关系,以其答案的不同而表现出相异的学术旨趣。现当代人文学科在事件和规律即人文和科学的关系问题上,一些人文学者主张研究事件的个别性,否定史学、文学、哲学的规律论内涵,另一些学者则主张从事件中探寻规律,又以规律论去解释事件。应区别不同的致思方向,不能认为文德尔班的致思方向是唯一的。现当代哲学重视思维方式的研究,哲学是反思的,应当尊重黑格尔的反思论。汪信砚教授的反观说,肯定了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却又在哲学定义中排除实践论所面对的问题。这是前门推出、后门引进的逻辑无奈。现当代哲学还关注人学的研究,以人的未完成性来否定人的现实性,是非科学的人学观。本文在作了上述四点辨析的基础上给出了作为学科的哲学的定义。     

清末新政“造就”了辛亥革命——兼与张鸣教授商榷

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联系,为我们认识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革命推动了新政,加速了清末政治转型;清政府原想借新政(改革)消弭革命、实现王朝自救,但新政的实施却又为革命创造了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当然,新政的实施并不必然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从根本上说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是晚清政府已陷入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境地的必然结果。促使辛亥革命发生和清王朝灭亡的因素众多,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晚清统治集团长期被动应对危机,不愿主动改革,以及新政时期未能处理好统治集团利益与人民利益及国家利益的关系。     

作家与作品之关系论——“文如其人”及其反题再辨

关于作家和作品之关系问题,＂文如其人＂是其传统表述,＂文如其人＂命题初见于《论语》（《宪问》）,然＂文如其人＂谈何容易!由于历代学者对该命题及其反命题的探讨并非处于同一层面,以致各执一端、众说纷纭。我们的研究发现,＂文如其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剖析造成文不如其人的因素有文学创作的背景和规等客观原因,也有作者本身之主观原因。我们讨论时应分而论之,明确文如其人的限制条件。这才是解析＂文如其人＂内涵,探究作家与作品之关系的应然之方法论。     

“质疑”的质疑：宗教研究新范式新辩

学界原有对宗教研究新范式的质疑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新范式中＂理性＂概念的内涵、＂单一供方模式＂的分析框架及理论的普适性。但对其进一步反思和解读发现,原有质疑（1）对新范式＂理性＂概念的理解多有＂误读＂,新范式的＂理性＂概念是一种＂厚的＂＂主观理性＂,不涉及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个体理性/集体理性等具体内涵;（2）忽视＂供方模式＂的发展现状,＂单一供方模式＂的存在的问题已被正视且正在进行修补;（3）对理论的＂普适性＂期望不切实际,且忽略了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调整和修正理论这一更重要的工作。     

土地革命战争史研究中若干问题再考——与金一南教授商榷

有人认为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最为关键和根本的原因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遵义会议推选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一个重的考虑因素就是共产国际的态度,认为张闻天比毛泽东更能让共产国际接受;遵义会议前后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这些说法值得商榷。事实上,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和根本原因是党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没有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而是承认了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党的政治路线是在瓦窑堡会议上解决的;认为推举张闻天担任党的总书记是考虑了共产国际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根据不足。对这些问题进行再探讨,有利于深化对土地革命战争史的研究,有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     

汉语诗歌“字思维”问题商榷

上世纪末汉语诗界"字思维"大讨论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将"字思维"等同于"字象",理解过于狭隘;二是割裂了"汉字思维"与"汉语思维";三是夸大了汉字表意性在诗歌中的作用。故本文认为"字思维"是一种以单音节汉字为基本单位,音、义、形三者在意合建构机制下相联系、相制约的诗性思维方式。该思维方式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形式、内容与风格。而这种"字思维"随着汉语的欧化与白化,在新诗中已逐渐消解。